我的回忆-第2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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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对共产国际的不满是我自己的错误，而现在是不折不扣的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读者
从上文已经知道我一直避免满足这种希望，事到如今，低头认罪，究系心有未甘。无言的接
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大事件的谴责，还可说是被迫接受、现在似是自动承认那不肯应承的过失，
更不是味儿，只有回想列宁在其所著“左派幼稚病”中所说“遇着强盗不得不低头”的话，
来自我解嘲。我当时要弄清楚的是我公开认错之后，在政治上要承受一些什么样的约束，这
是要从头到尾考虑一番的。
向共产国际表示忠诚然后回国工作，似是我必需做而又无从选择的。我如果表示要留在
莫斯科完成我的学习计划，那将被视为是避免公开表明政治态度的托辞，而且显得有点乐不
思蜀，将被指为留恋莫斯科，失去斗志。蔡和森曾这样做，我如学样，后果将不堪设想：我
如果只愿回国反立三路线，而不愿对共产国际表示忠诚，那将立即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脱
离苦海再说便成为较合理的结论。
从莫斯科看中国的动态，有类瞎子摸象。中国出版的报刊，莫斯科不易见到，那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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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又很少人来往。我当时能够设想的是苏维埃旗帜已在中国南方一些边远地区树立起来
了，其真实状况有待回国作再深一层的研究。立三路线所酿成的党内危险急待克服，一般同
志的苦难急待解救，这些对我都责无旁贷。我过去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过和共产国际间的争
执，事过情迁失去现实的意义。我大体上必须在、而且能够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既定政策
下努力工作。因此我认定为了回国救党，个人受些委屈也是应当的。
我追思三次访问莫斯科的一切，失望的因素是大大的增加了。简略的说我前两次短期观
光赤都，（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三年）我的心情除了有类唐僧取经外，还将苏联当作无产阶级
的祖国，似乎觉得自己身属其中。那时我虽然有过若干不满，但总以为过失和偏差不能避免，
而且可望改善。第三次（一九二八年）重履斯土的时候，大概不满心情积累得太多，数量变
质量，我的观感便因而改变了。我再也不将苏联当作我的祖国，日甚一日的觉得自己身处异
邦。我心目中的共产国际，再也不是什么世界革命大本营，而是斯大林鞭策各国共产党人的
指挥所。
我于一九二八年夏来到莫斯科，苦恼虽然老是纠缠着我，但我一直以革命志士自比，强
自振奋。我要利用流亡在外的机会，锻炼我自己，以便我将来返国，重振旗鼓。我日以继夜
的阅读，既要研究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又要对国际动态、苏联真相以及中国近况等
等多方探讨，老是觉得头绪纷繁。我的生活简单朴素，也持身严谨。我与人交往，相当谦虚
有礼，那种奋发图强的劲儿，也是不少的人可以感觉到的。
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最易作为中国革命的借镜，我自始即注意研究。我所搜集的苏联
现状的资料，倒也别具一格。可惜事隔多年，脑海中的俄国地名、人名和确定时间都已模糊，
无法公之于世，因此，在本书中也就省略了苏联游记的描画。我认为俄国所发生过的种种，
都有俄国的历史根源，富于俄国色彩。列宁主义很像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斯大林虽强调
列宁主义的世界意义，但他比诸列宁，俄国气味还要浓厚些。
我自信对斯大林并无偏见，我还很原谅他，对他的作为每以善意去解释，我不以为他是
国际共产时我所佩服的能干的统治者，有时痛恨他是残忍的独裁暴君。在我看来，不能因为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制，便去宽恕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即使独裁专政，也应有开明的作
法。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思想中，宣扬王道，贬抑霸道，很有道理。作为政治家，执掌国政，
为国为民定下切实可行的大政方针，那是起码的义务。如果利用独裁政制，滥用权力，不择
手段，甚至残民以逞，那就一无是处了。
斯大林坚持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反对托洛斯基世界革命的空谈，无论从那个角度
去看都是值得赞许的。俄国那时候较为落后，以往又在历次的对外战争中吃过苦头；十月革
命后，又函须从废墟中重建一切。不论单独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亦非从事国内建设不可。
因此从世界革命退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避免对外战争，相信国力迅速强大乃是自卫和进取
的当务之急，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者所应当作得出来的结论。
但斯大林性情粗暴，急功近利，反对布哈林王道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他过份恐惧外
力侵袭，国人反侧，抱定“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之旨，制敌机先，确保胜利。拿他自
己的话说，即是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他在俄共党内消灭托派和有派，反对主义运动
的领袖，包括调和派、两面派；进行大清党、大清算；他又在苏联国内，消灭富农，清算专
家军人，整肃暗害者；一切的一切，闹得天昏地暗。苏联没有因此灭亡，真是万幸之极。
斯大林缺乏国际知识，似是定论。他的那些第三时期—战争与革命时期、资本主义总危
机、社会法西斯等等，都是不切实际的武断想法。在他的淫威之下，共产国际内那些老成持
重的人物，如柏金斯基、枯西宁等人，大多嚓若寒蝉，不能有所作为；得势的多是小人，像
米夫之流。读者只要回味一下斯大林在中国搞苏维埃，和我说及的米夫一些低级表演，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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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斯大林的胡作胡为到了什么程度。
我的思想已由不满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某些作为，发展到厌恶斯大林的整个领导。我沉默
已久，是到了发泄的时机么？明知不能讲理，绝无回天之力，难道要以卵击石么？一切都要
我回国去碰运气。我对共产国际表示忠诚后，可以完全遵守我的诺言，不再在过去的问题上
批评共产国际；为了顾全大局，反对斯大林的思想也可暂不公开。但根据中国实况，来决定
我的作为，那是无论如何不受约束的。
一九三〇年十月中旬，柏金斯基约我见面，郑重的问我：如果共产国际决定派我回国去，
我的反应如何？我回答：回中国战场上去与我的伙伴们一同奋斗，实属义不容辞。他欣然的
说：那很好；我们相信你是一位好战士，但有一点我必须向你说：你对共产国际的不满由来
已久，迄今没有看见你有什么回心转意的表示，我们固然不计较过去的事，却关心你现在是
不是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不是会在紧急关头，像李立三一样，也反共产国际？因此，我
们希望你有明确的表示。
柏金斯基这番话，自然是代表共产国际首脑们的意旨，并经过克里姆林宫大老板的认可
的。他们鉴于九月廿八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三中全会，仍没有克服立三路线的错误，中共党
内纷争，依然汹涌，所以才要派我回国去。我本着愿付代价的心情回答他：我决在适当的场
合，表示我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柏金斯基听了我这句话，紧握着我的手，表示满意。
十月下旬，李立三来到了莫斯科。这位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闲居下来，没有什么人和
他来往，共产国际首脑们大概是要他反省一个短时期。我们每天都见面，往往一谈就是半天。
他在国内采取过反对我的态度，但这时我又成为他亲爱的大阿哥了。我不公开指责他的错误，
只鼓励他安心的住下来学习。这位个性好动而又风流调镜的李立三，虽处逆境，仍若无其事
的与女朋友们交往，以冲淡他的苦闷。
十一月中旬（约在李立三来后的三星期），共产国际主席团开会讨论立三路线，被指为半
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李立三，首先发言。他高声承认他完全错了；一切对于他的反共产国际和
半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指责，他都无条件的接受，认为这是帮助他改正错误。不过他申述他并
没有实际作过反共产国际行动，因此他已遵命来莫斯科，接受制裁。他这种从善如流的天才，
使人叹服。
有匈牙利的列宁之称的伯拉昆，继起发言，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
讥讽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那么轰轰烈烈的反共产国际，如今又表现得这么忠
诚的拥护共产国际，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他以自己为例，追述他从前犯过错误，经过好几年
的深思熟虑，才有相当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头承认错误就算。
我继伯拉昆之后发言，赞成伯拉昆的说法，认为要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决不是容易的
事。我指出我自己在国共合作时期及以后，对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曾有若干不满，这些
不满多半是出于我自己的错误，最近一年在莫斯科学习的结果，我才认识了这一点。我愿与
李立三同志互相鼓励，互相督促，更深一层去了解自己的错误，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
尽自己所应尽的职责。
这次会议发言的人很多，大家都淋漓尽致的检讨李立三的错误，不过并没有作出结论。
我在会议上，算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接着，我就将发言的记录加以修正并署名，
当作我承认错误，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声明书。共产国际对于我那次发言，表示满意，我回
国的问题因而也获得决定。
在独裁的压力之下，人们的心理多少有些变态。像我这样权宜之计，简直不算一回事。
我曾遇见一些人，公开热烈拥护斯大林，但暗中又有很多怨言，这也许是独裁政治必然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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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毛病。我的太太在莫斯科一家印刷工厂做工的时候，厂内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主义
的工人们，时常公开高叫“斯大林万岁！”但私下里却向我太太说：我们的老板不好！这种情
况，至今在共产国家中，似仍存在着。
我开始力理回国的手续，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和我太太的假护照都办好了。在这段
时间内，似乎我已恢复了我原有的地位，人们对我的态度显然有所改善。共产国际交通处长
为我办理回国手续甚为周到；早与我有交谊的沙发诺夫这时不再避嫌，常与我滔滔不绝的谈
论中国问题；主管中国事务的马加尔对我更是亲善。
在我动身的前几天，马加尔邀我在他家中共进晚餐。他的住房，小巧精致，颇有点西欧
绅士家庭的派头。他向我多方解说：共产国际的任何人，对我不仅没有误会，而且很是器重；
希望我回国去放手工作，挽救中共的危机，共产国际将充分支持。这样，我过专被人目为布
哈林派，右倾调和派和中大分裂派等等的嫌疑，似是一扫无遗了。
临别马加尔还问我：你回国工作，还有什么困难和疑虑的地方？我想了一想，向他说：
关于拥护苏联一点，究应如何进行？他回答说：我想，各兄弟党努力发展他们本国的革命，
就是拥护苏俄的最好办法；如果将拥护苏俄当作一项单独工作来进行，将使资本主义者诬蔑
我们是苏俄的第五纵队。我答复他：如果都照你这样解释，那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马加尔是一位自命不凡的理论家，放言高论，有时如脱缰之马，任意奔放。也许就因为
多言惹祸，据说他后来终于被斯大林清算掉了。他被清算的消息，曾引起我许多的回忆，也
曾因此想起当时共产国际那些风云人物，如柏金斯基等，多数都不知下落了。这些人曾为世
界革命，捧过斯大林的场，但终于又被视为乱叫的讨厌的乌鸦。
我行前的态度相当谨慎，从不流露出将有什么雄图，我以一个士兵自居，表示一切决照
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奋斗。也许就因为我这种态度，使我能顺利结束了我在莫斯科两年半的生
活，重归我的祖国。
①南京政权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进占北京。
②宋庆龄那年赴莫斯科前曾在上海发表声明书（一九二七年八月廿二日），同年九月六日在莫斯科又一
次发表声明（两声明见宋庆龄著《为新中国奋斗》第八页至第十一页及第十四页至第十六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一九五二年版）均曾说明这两点。
③见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第十五篇 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
第一章 白区党的团结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四中全会压抑了立三路线，也严重的打击了一班反立兰路线的老
干部，并使米夫的党徒陈绍禹等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机构。陈绍禹（即王明）等这些留俄学生
中的布尔什维克，受着莫斯科政治气候的影响，经由米夫的直接领导，在中共内部首先推行
阴谋诡计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倾的立三路线，又将反立三路线的何孟雄等老干部视
为右派，加以排除，结果造成了中共支离破碎的局面。他们由此出发，以莫斯科的教条，统
治了中共几达五年之久，成为有名的“王明路线”。我于四中全会闭幕后约十天，到达上海，
为了挽救党的危机，只有忍痛号召党内团结。不久，中共的领导重心，又分散转移到各苏维
埃区去了。
我的太太也早已厌恶中大的斗争，很想早日归国。一九三〇年圣诞节后，我们由鲁克斯
旅社搬到一个秘密住所，搜购一些适用的衣物，从事改装。我们居然得到两张中华民国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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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护照，护照上用的是假名字，籍贯是江苏，年龄相仿，注明系由德国留学返国。我们
依照这种身份，改装得维妙维肖。我们虽未到过柏林巴黎等城市，但学习了那些城市的情况，
特别注意街道名称、华侨住所和中国领使馆所在地等等，以便应付查询。我们这种做作，经
过一对招待我们的俄国年轻夫妇的考验，认为合格，于是便踏上归程。
我们伪装由柏林动身回国，路经莫斯科，因我的太太患病停留了几天，现在病愈才又从
莫斯科上车。一九三一年元旦后的几天，我们坐着撬车到达车站，和普通旅客一样，经过查
验护照和换取车票等手续，搭上了东行国际列车的头等卧车。一个俄国乞丐在车站上用俄语
向我们讨乞，我们对他摇摇头，表示完全不懂俄文，只给了他几个“哥别克”了事。我猜想
这乞丐是奉命来试探我们，是否会在无意中露出形迹。
国际列车的头二等卧车内，多是外国旅客，以日本外交官员为最多。曾有一个日本旅客
对我们这一对从莫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