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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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紧迫与重要的问题，是与田松尧部作战所应采取的全盘战略。我向大家表明决心，
由于我军决定留住下去，暂时不愿再流浪到其它地方，必须在这里击败田松尧部，并以通南
巴一带川北地区，作为我们稳固的根据地。田松尧部的人数，大约等于我们的三倍，刘存厚、
杨森、孙蔚如部，合计也等于我们的三倍，我军将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以便集中最大的攻
击力量，在适当地区，歼灭田松尧部。只有沉重的打击了田松尧部，我们才可以立下脚来。
根据这一中心任务，我进而指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都应为此而努力。
这次演说，虽然事隔多年，但我依然还能记得大致的内容，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所有
到会者，听了演讲之后，都为之动容，一致对我表示完全信任。
至此，他们都认定，反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绝不是逃跑，而是英勇无比的抗战奋进。
并称许我在惊涛骇浪之中，把握住这只船的舵，不知道多少次的化险为夷。张琴秋等也当场
声明，由于他们不了解情况，曾怀疑领导有错误，现在根据无可争辩的情况和事实，放弃他
们向有的怀疑态度，完全信任我的领导。
在讨论中，有些同志赞扬川北新根据地选举得宜，入川纲领有号召力，无条件全面赞成，
并提出具体的实施意见。有的指出，现在付出苛捐杂税运动，会很快的发展成为分配土地的
土地革命。多数的到会者，对消灭田松尧部的具体策论，踊跃研讨，但提到与中央意见分歧
的事，大家都似乎心情沉重，不愿意多发表意见。
果然，徐向前、陈昌浩和其他两三位重要干部，深夜来与我密商，他们都表示不愿与中
央争执下去，强调我军正在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尚多，与田松尧的战争又日趋紧张，如
果我们坚持入川纲领，批评苏维埃运动的不当，中共中央可能来电撤换领导人。那时，他们
虽一致向中央抗争，甚至不遵从中央的命令，但不免引起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动荡。他们以现
实的态度，要求我避免与中央争执，让红四方面军度过了难关再说。
我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终于接纳了他们的意见，表示让步。我起草了一个
简单的电报，对于中共中央的指责，概不答辩，只扼要表示遵从中央的指示，立即建立川北
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似乎也有些觉察，立即回电说了些好话，以示安慰，其要点是表示对
我信任。我这个流产的主张，后来就被斯大林拾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改采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策略。我之所以不能改变中共错误政策，原因甚多，
其中一点是我不够泼辣之故。泼辣的性格并不是完全优美的，而我也并不悔恨我所做过的事。
这一次严重的争执平息后，接着我们就另行发布宣言，修改入川纲领的原有主张。宣言
里说明，四川军阀坚持一贯反动作风，不愿与红军合作共谋四川人民的福利，因此，红四方
面军不得不首先推翻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我军除继续推行废除苛捐杂税等条款外，并号召
穷苦农民立即实行分配土地，组织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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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田松尧部作战的原定策略，亦以我军自身力量薄弱，决定暂时不宜占领通都大邑，以
免增加军事上的负担。但我军很重视在通江已经建立起来的后方，认为凭借这个后方，可以
解决兵源和其他补给问题。我们暂时只能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这个后方的安全。因此，我
军对田松尧的暂略，是逐渐消耗他的实力，引诱他的主力到通江附近来，再行解决它。
从此，我们的方针已不是在川北休息一段时期，也不是与四川进步势力共组人民政府，
而是将苏维埃的旗帜，在巴山南麓高高挂起，希望这面旗帜的光辉普照四方。
一般来说，川北苏区只是一个战争基地，它的群众基础远不如鄂豫皖区。我们在川北约
两年半的期间内，都忙着应付战争，首先与田松尧作战，接着又与全四川的军阀作战，很少
闲歇的时候。川北苏区的设施大体是仿效鄂豫皖苏区，但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
状况彼此有别，所以川北苏区也有它不同的特点。我们在川北苏区人力不足，所有工作，未
能象鄂豫皖区那样深入开展，一致后来在红四方面军离去之后，川北苏区所表现的，就远不
如鄂豫皖区那样能够持久奋斗。
一九三二年底，我们在占领的区域内，自下而上的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开始分配土地。
但政权机构的性质，大体还是军队的办差机关。我们在这种山岳地带作战，需要当地人力特
别多，各级苏维埃政府都用全力来解决军队的需要。人民觉得苏维埃政府是红军建立起来的，
红军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战争的胜利。
第四章 建立苏区以后
一九三三年初，田松尧部开始向川北苏区进攻，当时田松尧仍坐镇三台，他的全部兵力
扫数调到前线来了，由他的副指挥孙震任前敌总指挥，孙所统帅的兵力约有三十余团，由南
江巴中的西南面向我军驻地挺进，为整个战局的主攻部队。此外，我军的南面，有杨森部十
余团驻扎；东面则为刘存厚部、廖震师的九个团，配合田松尧部牵制我军。在北面汉中区又
有杨虎城部的孙蔚如师监视；驻守天水的胡宗南师一部进至广元昭化，作为田松尧的后盾。
我军当时的人数略有增加，入川后两个月约增五千新兵，但缺乏地方武装的配合行动。
我们又必循包围这个苏区的四周地区，兵力因而相当分散。第四军驻守东疆，第三十军驻守
南疆，分别对付刘存厚杨森两部，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又须各抽一小部监视汉中方面的敌人。
因而与田松尧部作战的就只有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两部——六个团不足的兵力。
我们暂且与田部决战，但在每一道防线上，都给敌军一些挫折，然后再缓缓向后撤退。
我们这样做，目的是逐渐消耗敌军的实力，战事愈拖得长久，敌军的创痕愈深。而且敌军的
补给线也愈拖愈长，然后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和地点，再行反攻。
战争开始后不到几天，我军即放弃了巴中县，敌军兴高采烈，夸耀胜利。事实上，巴中
县的弃守确也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当地人民看见我军退却，人心也就不免动摇，即使是
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不一定了解我军的策略，心中总有点七上八下。甚至有人杞人忧
天，准备着红军万一退出川北以后的打算。
在人心动摇的情况下，我们动员当地人民支援红军的工作就更感困难，在这个高山峻岭
的区域作战，粮食往往要从相距百里的山路远处运到前线去，伤病兵又要从前线百里山路运
回后方来。因此，我们经常需要一个强大的运输队——经常的和临时的共约五千人，来担负
这个艰巨的任务。运输队既如此庞大，本身困难也是不胜枚举。即以疾病一项而论，有时就
使我们感觉穷于应付。
总之，为了动员运输伕，使他们能够轮班休息，供应他们的给养，医治他们的病痛等等，
已使各级苏维埃政府人员忙的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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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军步步紧逼，我军节节后退，战争是长期性的。到一九三三年七月间，我军又撤出通
江县成，向苦草坝退却。这时敌军估计我们将从两河口的来路退往汉中，于是田松尧的前线
总指挥孙震，集中他的主力，由南江的板桥口向两河口挺进，企图进攻我军的左翼，截断我
们的后路。刘存厚的廖震师，也由万源县的竹峪关出动，与孙震部形成一个箝形攻势，威胁
两河口右侧。可是，敌人的估计完全错了，他们忽视了一点重要事实：半年来战争损失最大
的其实是他们。另一方面，又没有料到我们诱敌深入的手法。
表面上看来，我军是在退却，但实际上，我军驻地愈缩小，便愈能集结更多的兵力来反
攻。我军首先以一部打击右翼的廖震师，敌军立即败退到万源县境内去了。接着，我们集中
全力从两河口抄袭孙震部的左背。攻击的那一天，我军分别由巴山茂林密竹的小路突然冲出，
首先是占领孙部左背上的高地，控制着孙部后部的总口，敌军在我军机关枪扫射之下，全部
乱窜，溃不成军。
我们乘势攻击，不到几天，尽复通南巴失地，并扩展了一大片苏区。南江方面我们追击
到广元附近，巴中一路我军追到了阆中境。我们沿广元至阆中组成一条防御线与敌人隔嘉陵
江相持。田松尧部在半年的战役中，损失了他们实力的大部份。我军前后虽只俘获人枪三千
左右，但田部的损失约为这个数字的五倍（士兵以伤亡疾病居多数，枪枝大多抛弃于山崖深
谷中）。至于我军损失，则约为田部的十分之一，而且立即获得补充，实力较前更强。
这一次胜利，使四川军阀大为震动。他们感觉此后要想对付红军，必循集合全川的力量，
尤其是负指挥责任的孙震，对于自己失败的原因，表示大惑不解。其实，在这样险要地区作
战是不能使用大兵团的，孙震将约三十各团的兵力集结到一个崇山峻岭的狭小地区，已是兵
家大忌，何况他所指挥的部队战斗力极弱，我军数量虽少，却极精锐，胜败之数，自然不是
偶然的。
军事的胜利，奠定了这个苏区发展的基础。四周的敌人暂时已不敢向我们进攻，遂成短
时休战的状态。当地人民也为这次胜利而鼓舞，兴高采烈地积极活跃起来。我们迅即在占领
区域内，到处组织苏维埃，并准备召集一次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川北苏区的苏维埃政
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这是省级的苏维埃）。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典章法制，只有根据当地
情形，参照鄂豫皖区的经验，进行一切。为了争取时间，遇事都是迅速进行，工作自欠精细，
我们很迅速的组成中共省委机构，开始在各地征求党员，并成立分支机构。在这里原没有中
央分局的组织，由我个人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指挥军队，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指导省委工
作。党政军事物，纷集一身，殊感忙迫。所以有很多事，我都酌交各方负责同志相机处理，
以不失时机为第一要义。
川北苏区始终是被隔离着的。四川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偏处一隅，而“通南巴”地区更
是全省的偏僻地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由东三省扩展到华北，一般四川人仍然懵懂的在过
活，反日运动的浪潮，也还没有泛滥到这里来。存在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更是人们闻所未闻。在四川人看来，四川就是一个国度，他们所注意和谈论的都是关于
四川的事。甚至“国民党”、“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这类的名词，究竟内涵是些什么，不
仅一般老百姓弄不清楚，就是当地的军阀，也不甚了然。
记得一九三三年底，四川一个“很能干”的军阀王陵基，受任为剿共军第五路总指挥，
率刘湘部向我军进攻，曾发布一篇剿共的洋洋檄文。其主要的内容大意说：“三民主义主张节
制资本”，是救国救民的大道，共产主义则主张“平均地权”，显然是共产共妻的邪说。这样
将孙中山民生主义中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割裂为二，张冠李戴，简直荒谬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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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这种闭塞的情形，对四川的中共组织也有影响。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在我们
打垮了田颂尧之后，由成都潜行来到通江，一时成为我们大家欢迎的对象。他到处发表演说，
着重指出田颂尧虽然被打垮了，但较田部实力为强的其他四川军阀，正计划动员所有力量围
攻我们，因此，我们要准备应战。可是他也告诉我们，四川省委组织单弱，党员人数很少，
工作还未展开，他并不知道中华苏维埃政府的详情和中共中央对反日运动的态度，因为他与
中共中央之间，早已失去联系。他虽立即成为川北苏区省委的常委，是一个参与决策的要角，
然而，这个新血，并没有能将四川省外的新变化，带到这个偏僻地方来。
仅仅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川北苏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八月下旬在通江开幕。
到会代表在千人以上。都是由各乡村选举出来的农民，我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
席的身份，向大会致词。为了使代表们能够懂得这些问题的意义，并另行分组讲解和讨论，
我花了半天的时间，用极浅显的词句，讲解有关苏维埃这类名词的内容及我们所推行的政策
的大要。这些代表们的知识水准很低，要使他们懂得大会所讨论的问题，是很费力的事情。
这里的乡下人没有直接接受过革命的洗礼，根本不知道共产党和苏维埃是什么回事。他
们不像鄂豫皖区的农民受过革命风云的锻炼，他们不知道一九二七年有过国民革命，也不知
道农民协会是怎么一回事。鄂豫皖区的农民大体还知道这一点。前者还知道有苏兆征这样的
人物，因此会联想到苏维埃与苏兆征有关；而后者除了知道四川几个军阀的名字以外，对于
苏维埃，是完全陌生的。
他们多数仍受神权命运等旧观念所支配，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支与四川军队迥然不同的
红四方面军，而这支军队竟又会到通南巴来。在他们的意识中，外省军队到了四川总是胡作
非为的，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竟能一反外省军队所为，专为穷人打抱不平。他们不理解共产党
和苏维埃这样抽象的名词，总希望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用他们脑中的神权命运观念来
牵强解释一番，这样，就发生过一个可笑的故事。
我这个领导人自然是一般乡下人所注目的，对我就有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他们联想到
民国初年——二十年前）苦草坝地方，曾有一位姓张的青年农民，领导过一次劫富济贫式的
暴动。不久暴动失败了，那位张某也就不知下落。最初是苦草坝附近的人，认为现在的“张
国焘”，就是二十年前苦草坝暴动领袖张某，他们说两者之间身材年龄不相上下，那一定是苦
草坝的张某流亡在外，经过神仙指点，现在脱胎换骨回来了。他们认为如果不是苦草坝的张
某，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竟会来到通南巴，视通南巴如家园，爱护备至，足证此张某即彼张某
了。这种讹传迅即传遍了整个川北苏区，为一般乡下人所深信。他们以为共产党、苏维埃这
类名词，大致都不外是替天行道的“法语”而已。
这个讹传曾风靡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