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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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基私通蒋介石并扩充实力，使刘湘觉得王有取而代之的野心。王似乎为了讨好与蒋介石，　
所以这次与我军作战，相当卖力，这又使刘湘觉得王陵基是在任意消耗他的实力。这次王陵　
基私离防地，触犯军纪，正给刘湘处罚王陵基的一个好机会。　　

　　　　我军自一九三三年十月与王陵基部接触以来，至一九三四年二月间，可说是与川军作战　
激烈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除了正面的王陵基部以外，其他如邓锡侯、杨森、田松尧、李　
家钰、罗泽南等部，配合着王陵基的行动，纷纷向苏区进逼，也曾发生过一些激战。在这几　
方面的敌军，为了缩短防线，也逐渐推到南江巴中两个县城附近。等到王陵基部受挫后，战　
局便暂呈胶着状态。　　

　　　　刘湘在无可如何之中，抬出了一个“刘神仙”，这是川军与我们作战中的一个有趣插曲。　
　“刘神仙”原名刘崇山，是刘湘的算命先生兼“诸葛亮”。刘湘曾拜他做老师，四川大大小小　
的军阀，也跟着拜他做老师，因而权重一时，已能替刘湘做些纵横捭阖的工作。刘湘本人是　
孜孜计较四川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的，遇有风云变化，不愿自己的实力受损，但求他人能为　
自己在火中取栗。刘神仙之被抬出，似是为了便于调动各派的军队。　　

　　　　紧接着王陵基的被撤，刘湘的阵容实行改组，刘湘本人仍坐镇成都，另在南充设立一个　
前敌军事委员会，指挥全盘战局，以刘神仙为委员长。原王陵基第五路总指挥的职务，则改　
由刘湘的亲信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继任。军事委员会之设于南充，其目的显然是要刘崇云就近　
督促邓、田、杨、李、罗各部为进攻我军的主角。　　

　　　　三月间，这个妖言惑众的巫师——刘崇云，大摇大摆的进驻南充。他模仿诸葛亮出师表　
的口吻，发布了一篇誓师的洋洋大文，前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打气电令如雪片飞出，无非　
是催促各军前进。事实上，杨森部也就向巴中通江的南部挺进。　　

　　　　我军的策略是要破坏刘湘这种计划，不让四川的军阀真诚合作，而以打击刘湘的直属第　
五路军为主要目的。我们集中了约万分之一的兵力，先给冒进的杨森部一点打击，杨森部在　
我军的攻势下，向营山败逃。我军进围营山县城，并以一部直捣南充，刘神仙只得仓惶逃回　
成都。我们于是向杨森宣称，我军无意占领杨森的防地，只是不让刘妖怪猖獗，我们所要打　
击的是刘湘，希望四川其他军人不受刘湘的利用。事实上我们也将军队撤离了杨森的防地。　　

　　　　刘神仙从此再也不露脸了；前敌军事委员会也被撤销了。刘湘这位剿匪总司令，虽仍不　
敢离成都，但刘神仙这个工具既已失灵，一切只好亲自处理了。　　

　　　　唐式遵任第五路总指挥之后，所表现的作风与王陵基显然不同。唐为人似较敦厚，更能　
团结部属，对刘湘则奉命唯谨，一切措施多向刘湘请示办理，第五路所辖部队之调来前线者　
续有增加。王陵基指挥时，其第一线的兵力，最多不过四万人，而唐式遵则使用到六万人。　
唐在指挥上似乎有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意味，所有作战命令均为例行公文，只是四平八　
稳。各部所担任务，亦只求平均分配，不敢有所轻重。　　

　　　　一九三四年四月起，唐式遵也曾组织过几次规模较大的进攻。我军仍用诱敌深入之计，　
步步后退，双方都没有甚么重大的伤亡。正月间，我军退到了最后防线，左翼以万源县为最　
后据点。刘湘以为他的军事计划着着成功，因严令唐式遵迅速夺回万源县城，企图由万源抄　
袭我军通江北路的后路，这样就爆发了为时三个月的万源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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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源附近地形特别险要，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我军希望在这里消耗敌军的实力，所　
以坚强抵抗。刘湘这时在梁山建立了飞机场，蒋介石也调来了几十架飞机，攻刘湘指挥。唐　
式遵每周平均总发动一次攻势，每次都受到严重打击，最后，他终于不能支持了。　　

　　　　唐式遵的例行公事大致有如下的特点：他将他的部队轮流担主攻，每次攻势都是在拂晓　
时发动，等到八九点钟梁山的飞机（多为九架的编队）飞到前线的时候，乃蜂拥前进。进到　
山腰地带之时，就为我军的火力所抑制，进退两难，到下午四时左右，敌机不能再来的时候，　
我军就开始反攻。在肉搏中，敌军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不过手榴弹抛出后至少要经过十秒　
钟才能爆炸，我军手榴弹较少，乃即拾起敌人抛出的手榴弹反投过去，正好爆炸。这样，敌　
军在手榴弹和我们机关枪扫射之下，受到惨重的伤亡，败回原阵地去了。在这一段时期内，　
敌军每次伤亡至少三百，好几次超过一千。　　

　　　　敌军的实力是衰落了。这种情形不仅表现在战场上；唐式遵的部属都纷纷要求补充整理，　
唐本人也致电刘湘诉苦，说明伤亡惨重，请求停止攻击。我军的损失远较敌方为少，士气仍　
极旺盛，这就造成了我们反击的良机。　　

　　　　八月间的一个拂晓，我军从万源竹峪间的地区，开始反攻，迅即冲垮了敌军的防线。我　
军主力转而包围了万源正面敌军的后路，这是一个长距离的包抄。敌军没有等到我军炒到敌　
人后面的要害所在，就纷纷向后逃跑，溃不成军。我军加速猛追，显有全部歼灭敌军的可能，　
惜因大雨如注，山洪暴发，阻延了我军追击的速度。追击至绥定宣汉时，敌军大部退过绥定　
河，控制了渡河工具，我军因水深无法渡河，敌军才得着喘息的机会。　　

　　　　这一次胜利又恢复了我军与全川军阀作战以来所失去的地区，我们原保有通江、南江、　
巴中、万源四县全部和绥定、宣汉、广元、苍溪、阆中、仪陇六县的一部分。当唐式遵进攻　
万源县时，西线的敌军乘隙占据南江巴中两个县城，唐式遵的第五路军被击溃后，西线的敌　
军，在我军压力之下，也向嘉陵江西岸退走。这样，川北苏区，北枕巴山与汉中为界，东达　
绥定河，西凭嘉陵江，南与杨森的防地——营山渠县相接。　　

　　　　刘湘所部各路先后败退后，战局又暂呈间歇状态。此时刘湘又重新调整阵容，以其第二　
师师长王钻绪继唐式遵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积极整编部队，一时无力反攻。我军经过长期的　
战斗，也要整补。　　

　　　　在这种山岳地带长期作战，对敌我两方都造成了极严重的灾害。不过敌方组织力较差，　
损害也更大。以梁山为后方的唐式遵第五路军，经常要使用八万名左右的运输伕始能供应全　
线需要④。这些运输伕却是强拉来的瘾君子，沿途死亡者，不计其数。绥定万源宣汉一带，　
唐式遵部所占领过的区域，遍地都是死尸，到处遗弃着伤者病者，其中自然有不少士兵，但　
还是运输伕占多数。当地村庄，经敌军骚扰后，居民多已逃往，物资更是十室九空。　　

　　　　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尤其是曾被敌军蹂躏过的地方。耕作受着战争的　
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了，另　
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疾疫流行，我在上面说过的一九三四年秋季的痢疾，就是在这时猖　
獗的。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　
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　　

　　　　我们集中精力挽救这些灾害，一面是追击敌人，一面是清扫战场，掩埋敌方遗弃的尸体，　
收容伤病，到处消毒。敌人败退时，竟将万源境内仓库的存粮，浇以火油，使我们无法利用，　
可是那些从山林中逃回来的人民，因饥饿难抵，竟强食那些浇了火油的米粮，因此又增加了　
一些疾病。战争一告结束，我们即动员当地人民，抢救和补种晚秋农作物，调配粮食，我们　
甚至将老盐店地下的泥土挖起来煮，以期能够得着一点盐。我们到处做预防疾病的宣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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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全力扑灭痢疾，红军战士们从各方面协助人民；军医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照顾生病人民。　　

　　　　我们各项抢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的时候，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江西红军脱离瑞金根　
据地向西行动，不到几天我们就知悉了。这是使我们十分震动的事。七八月间，当唐式遵向　
万源进攻的时候，中共中央从瑞金叠次来电，对我们的处境表示忧虑，却没有一字提到江西　
苏区的情况。到了八九月间，我们将敌军先后击溃，中央来电表示十分欣慰。从这些电报的　
字里行间，我们就感觉到了中央苏区处境不佳。　　

　　　　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推出江西苏区所引起的问题。　
他们这次行动，我们事先毫无所知，根据我们直接获得的资料，认为中央红军这次行动是在　
敌人的压力之下，不得已的退却行为。我们不敢断定他们是否能阻止敌人的追击，是否能在　
西南地区立足，但确认中央红军不能在江西立足，是整个苏维埃运动受到严重打击的表现。　　

　　　　根据这些估计检讨红四方面军今后的方针，我们都主张今后应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力　
求向外发展，不必死死守住这个川北苏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　
易的。这种看法，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我军的强制弹药，质素愈来愈低，兵力人数虽在五　
万左右，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枝不到两万，其中多半是土制货，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次等　
货色，而且枪枝在作战中损毁极易。因而，同志们多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　
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二是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　
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　
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这次会议并未形成具体决议，只是由会议授权首脑部相机处理一切。我们为未来的行动　
开始做些准备。四川军阀受着江西红军被逼离开老根据地一事的鼓励，又蠢蠢欲动，到处发　
动规模不大的进攻。我军主力则集结在离前线较远的战略要点上，仅用少数兵力在前线与敌　
周旋。我们抽调中级以上的干部，组成军事高级训练班，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全国各地的军事　
情况，特别是较广阔的西北地区的一般情况。　　

　　　　这个训练班最初是由负伤病愈的干部组成的，后来陆续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参加；直到我　
们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才改组为红军学校。担任这个训练班主任的，就是负着重伤的原第　
九军军长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在苏维埃运动时　
期，参加过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曾与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一九　
三一年他被调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的团长，先后负伤十一次。这多次的枪伤，使他成了残废。　
因此，这个训练最初还是带有点休养的性质。　　

　　　　我们事实上放松了对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查电台，日夜不停的工作，只有小部分时　
间用在侦查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查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　
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查电台　
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作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　
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七时余守候到翌晨三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　
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　
方面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查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　
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对　
于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当中央红军退却到贵州境内时，所有消息，一天一天不利于我们了。追击的国民党军队　
所发出的电讯，夸耀他们胜利。蒋介石的部队，正从各方面移动，有些已经进到四川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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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经西安向汉中天水移动。四川军阀，一面表示恐惧，他们估量到达贵州的江西中央红军，　
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境内会合；另一方面，蒋介石的部队也已大批的涌进到四川来，因此　
四川军阀觉得本身防地已不易保持，于是叫嚣先解决红四方面军，以免南北两路红军互相策　
应。　　

　　　　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间开始的。估计中央红军将与红四　
方面军在川北西地区会师，我们义不容辞的要策应他们。我们设想未来的跟均地以川陕甘边　
区地带最为适宜，但驻守天水广元线的敌军胡宗南部，却是我们实现这个计划的最大障碍。　　

　　　　十二月间，我军主力进至汉中的宁羌地区，这是我们入川后第一次向川外的军事行动。　
驻守汉中的杨虎城部因此大起恐慌，派代表质问我们，为何违反原已达成的互不侵犯协议。　
我们告以违反协议的不是我方，而是杨虎城自己，因我军与刘湘部在万源相持的时候，陕军　
曾越过巴山，骚扰我北面的后方，近来陕军又积极布置，有响应蒋介石剿共的迹象。但我们　
也安慰杨虎城派来的代表，说明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并非占领汉中，而是别有所指。　　

　　　　的确，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在找寻胡宗南部对，相机予以打击。可是胡宗南的主力，远　
在天水，在川甘边境的碧口和四川的广元只各驻有一个旅。我们曾派小部兵力向碧口广元两　
处的胡部作试探性的进攻。敌军据险凭借优越的火力抵抗，不轻易出动。因此，我们没有获　
得在野外打击胡部的机会。　　

　　　　我们另一个目的，是找寻徐海东部的行踪。当时徐海东部也从鄂豫皖区西进到陕西地区，　
我们从敌人的电讯中，侦查得关于徐海东部行踪的一鳞半爪，不久又音讯杳然。我们估计徐　
海东是在追寻我们，因而我们想要派点部队去接应他。但我们在汉中侦查的结果是失败了，　
不特不知道徐海东部的确实所在，即这支部队是否存在，亦未得到可靠消息。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　
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　
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　
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