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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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窗口，吸取了外来的阳光，他所知道的虽仍很少，所告诉我们的，也不免有些抽象，
但已使我们觉得世界是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风气之先，我须急起学习，赶紧拍去满身游
击的征尘，换上知识分子的道袍，以适应城市生活。
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
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伤亡在一千以上，他们说明这次失败的原因是指挥的将
领们不谙对骑兵作战的战术，第九军的主力布置在古浪县两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御工事
做得不够坚强，防守的兵力也单薄。敌骑因为冲进古浪县内的街道上，大肆蹂躏，损失最惨
重的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谍报人员死伤甚多，侦查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
失殆尽，这简直是使西路军丧失了作战不可或缺的听觉视觉、以及一部份的神经系统。
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而来，其主要内容是马步芳的骑兵得着古浪
胜利的鼓励，到处展开对我军的袭击，使我军防不胜防，骑兵行动的迅速，又抵消了我军的
游击专长。胡宗南部杨腾蛟旅已先我占据武威这个军事要地，阻梗我们向西发展的道路，西
南军正拟由小路绕过武威，占领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张掖、酒泉等地。徐陈等所冀望于
我们的是经常供给他们情报（因他们的侦查电台已丧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给予其他军
事上的协助。
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马
步芳是效忠于蒋介石的，我们不能通过张学良去影响他。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
应，我们只有暂时停留在河连湾，将我们的通讯电台，临时改为侦查电台，供给西路军一些
必要的情报，并令电保安军委会侦查电台，尽可能将情报供给西路军。
我们本身的军事情况也很紧张，当我军由同心城经豫旺县向山城堡撤退时，胡宗南第一
军的主力即衔尾追击我军，正向山城堡压迫，我方的对策是实行坚壁清野，使敌军因粮食缺
乏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估计敌军有占领山城堡、河连湾、洪德城、环县、曲子镇以至通庆
阳这条线的企图，那里是陕北苏区产粮食较多的地方，我们自然要在这里牵制敌军，不让他
们实现这种企图，否则就连保安也要受到威胁了。
河连湾一带在陕北苏区看来，是较富庶的地方，实际上仍人烟稀少，粮产有限，不易长
期供应我们这支大军。这里的河水虽已不苦，但仍是黄土高原的组成部份，稀疏的村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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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生产只有一些小米，畜牧以绵羊为主，运输多赖驴子。同志们大多认为这里的粮产，还不
及西康地区，甚至有人设想到，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儿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
饿死人了。
我们在河连湾山城堡一带与胡宗南部相持了近一个月，胡部终因食粮不济，向豫旺撤退。
当胡部撤退时，我军乘势袭击，截掉他们一段尾子，颇有斩获，俘获人枪各千余，河连湾的
战事至此告一段落。周恩来将这次胜利的情形电告张学良，这对不久以后西安事变的发生，
也许不无影响。
这次战争的胜利，周恩来的贡献最多，他熟习当地情况，实施坚壁清野的工作。他一面
调度人力兽力来运输粮食，供应我军前线，有时要从几百里路的远方运粮食来，另一方面他
组织游击队赤卫军，到接近敌人地区去活动，将所有的粮食运出，并拉空那里的人力兽力，
使敌人困于给养。敌人主要就是为了这一点，不能不向豫旺退却，俾能接近公路线，获取补
给。
当前战事告一段落后，我和朱德周恩来即举行会议，检讨局势。由于我的提议，我和朱
德率红军学校学生驰往保安，与毛泽东等会商今后工作，前线军队（包括我们率领的第四军
及第三十一军）暂交彭德怀指挥，从此，总司令部便不直接指挥部队了。周恩来则预先赴各
县，料理这次战争所未了的事务，然后再返保安。
从这时起，所有红军又开始合二为一了，为了这件事，我曾向红军学校的学生发表演说，
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问。我向他们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情形，西路军的不幸遭遇以及
党内团结的经过。我说明我到保安去，主要是促进党内团结，并设法供应西路军的情报，并
呼吁一般同志，化除以往有过的歧见，与来自各处的同志精诚合作。党内问题自可由党内的
会议解决，而红军则是一体的，不应由任何界限。
红四方面军自毛儿盖与一方面军分手，以迄现在我们北上再度会合，期间经过，大致即
如上述。事实如此，是非得失，唯读者察之。
① 见《Red Star Over China。by E。Snow》亦遇译，激流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二七页至二三二页。
② 戴继英，湖北籍，系鄂豫皖区的省委员，任红二十七军的政治委员。
③ 蒋鸿钧也是湖北籍的同志，似是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
第二十篇 国共和解
第一章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使整个时局为之改观：在国民党和南京政
府说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变为“团结内部，一致抗日”；在中共和红军方面说来，
九年的苏维埃运动从此结束，中共成了一个特殊的在野党，红军及其所占领的区域，至少在
名义上成为国民党政府属下的一部分。这期间的经过，已有不少历史文献可供研究，这里仅
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略述一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①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直属机构人员到达保安。保安的红军学校
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
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
演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内内团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保安是我所见到的线程中最荒凉的一个。它的规模不及长江下游的一个集镇，而且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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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的天灾人祸，房屋多已倒塌，我们来后立即发生住屋不敷分配的现象；我和朱德都分得
了山边的一个窑洞，与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林伯渠等结邻而居。这些窑洞的前面，原
有一条由商店住房所组成的街道，但那时房屋已是荡然无存。在废墟之上，已种满了各形各
色的菜蔬。总司令部人员就只有各按工作单位性质，分别挤住在同类的机关里。我们所带来
的红军学校学生，就合并在林彪所主持的红军学校里。
保安的荒凉和落后是特别引人注目的。这里几乎没有读书的人，满清的时候，保安的定
额秀才，多是不识字的。直到那时，全县很难找出一个中学毕业生，这件事是我们谈论保安
文化落后时所常提到的。这里人烟稀少，街上通常都是红军战士多于老百姓。据说这里的粮
食，只要一年丰收，就够吃三年。可是这样的好年，却是难逢难遇。主持经济财政的林伯渠
同志，就像周恩来在河连湾一样，聚精会神在那儿解决供应上的困难。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港，
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何在，当他们处在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
汉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里的形势使然。
我在保安会见了林育英（我到时他因事他往，继闻我来保安，即忙赶回来）。他仍是和从
前那样热忱朴实，说话的时候，全身各部都在用劲，似乎要将他心中所想的倾泻而出。他为
了要完成两个中央的联络人的任务，对我和毛泽东等以往的英勇奋斗，倍加推崇，把我们比
作玛瑙珠子的线断了，他自己好比是这根线，要重新串拢这些玛瑙珠子。
他将他所知道的莫斯科情况告诉我，主要是说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大为提高。自德
共受希特勒的摧残以后，中共已成为共产国际中仅次于联共的第二个大支部，各国共产党对
于中共这些年来所从事的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均表敬佩，认为是中共革命精神的惊人表
现。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王明等，在共产国际的地位也随着受人重视。他们正宣扬中国革命
的重要，唤起各国革命者与共产党人的支援。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亦已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王
明和我四人为主席团委员。
我对林育英这个中共中央联络人甚为尊重。我将已往经验扼要报告他，并问他准备采取
何种步骤，来弥缝过去有过的裂痕，并使中共中央的领导正常化。他告诉我现在陕北方面，
军事党务仍由毛泽东张闻天分担军事会主席和书记的责任；他则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
目前最重要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到了适当时期，再行召集一次中共
的扩大会议，解决党内问题。他认为这是他这个联络人应有的交代。并主张原任中央委员仍
旧，不过未来的扩大会议，可以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
除林育英以外，其他同志没有谈及已往的事，似乎每个人都在注视着陕北以外的情况。
从保安这个角落里去看全中国，确是不容易的，人们在那里根据西安传来的或者从无线电中
收听来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作为谈助，多方推敲。
张闻天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况是变了，有些方面已有显著的进步。他告诉我他看到
一些外来的书刊，有些新近的作者写出的文章，内容很充实，文笔也很动人，相形之下，自
感不如。尤其是近半年来流行的许多抗日歌曲，更显出文艺水准的进步。他慨叹这些年来我
们在山中有些落后了。言外之意，非急起学习不可。
张闻天还特别提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学生所发动起来的反日运动②。他所知
道的虽仍模糊，但他指出当日本向华北发展，积极酝酿华北自治，曾激起北京学生的反抗。
他觉得这个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不亚于“五四”运动。南京政府虽多方镇压，但这个运
动仍是普遍到全国，而且学生们组织了民族先锋队，较之“五四”时期学生联合会的组织，
尤为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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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白区地下组织是破碎了，不能领导抗日运动。自一九三一年总共中央转移到苏区
以后，中共在上海等地的组织，迭遭破坏，有些地方根本没有组织了，另一些地方只剩下一
些个别的党员，张闻天又说他一直企图找到那些地下组织的线索，但仍无头绪，那时所知道
的只有刘少奇在北京活动，似能领导那里的同志，幕后指挥“一二九”运动。
但中共的政治影响还是相当普遍，许多脱离了组织关系的或者失去联系的党团员，以及
一些同情共产党的人物，现在又是抗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些躲在上海等大城市的亭子间，
做左翼作家；有些在群众性的团体中活动；有些混到国民党各军政机关，发挥微妙的作用。
张闻天觉得有些同志过去被视为投机分子或不可靠的分子，现在竟证明他们能单独奋斗。他
也觉得中共中央须根据新的情况，从速整理白区党的组织。
张闻天对我们与张学良合作抗日的前途，不愿多表示意见，似乎也不抱乐观。他曾向我
表示这些事都由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在处理，前者在后面策划，后者在外奔走，并说：“老毛
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张闻天说这些话，可能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
之一也许是暗示我不要去干预“老毛”所管的事。
毛泽东那时似乎是聚精会神注意“国家大事”。他笑着向我说：他是“买空卖空”，这句
话的含义，似乎是说红军实力现在虽然不大，他却在和人谈大买卖。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材料
做各种推测，主要说到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
国内的反日潮流，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看来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很难维持下
去。
他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时，也只承认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默契是一项具体成
就，可以称之为“张扬共三角联盟”。他推测将来西北抗日局面的发展，大致是有张学良与杨
虎城选择适当时机，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南京自然不会接纳，其结果将在西安出
现一个反南京的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能否存在，一面要有一个明确的抗日纲领，获得英美苏
的支持和国内舆论的拥护；另一面要看张学良杨虎城能否联络各省的实力派和瓦解南京内部。
至于几天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他当时似毫无预感。
毛曾表示莫斯科是支持中国抗日的，也会支持西北抗日局面。他说莫斯科从未肯定表示
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但也未表示反对，据他推测，莫斯科的来电曾表示，如果红军能由宁
夏接通外蒙，或者经由甘肃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苏联将予以军火援助。这样，我们可以相信，
如果能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抗日西北局面，那苏联更非援助不可。
当时中共中央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会议，似乎都将责任推在林育英身上，而林又不管事。
对外关系，如西安的电报来往，完全由毛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
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氏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
和其他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
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
我当时最注意西路军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骑兵苦战，虽曾获得好几次的
零星胜利，但我方弹药消耗日多，有无以为继的情势。这种情势，使我十分焦虑，我研究各
项情形，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其挽回厄运。
我的心情当然是不愉快的，别人也不多理会。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
大家都避谈往事。毛泽东、张闻天等似因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
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为了挽救西路军的厄运，我只有耐
着性子和各人商谈，但无法找出补救的办法，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