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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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确，凯丰就在这次表演失败之后，再也不易往上爬了。
张闻天为了不久凯丰控诉之不足，抢先发言。他面色阴沉，目光藏在那副近视眼镜的后
面，像背讲义一样的念他的演说词，其大意是说张国焘的错误已发展成为“反党的张国焘主
义”：第一是军阀主义，第二是土匪主义，第三实行分裂中央，这些不特是错误，而且是罪恶，
应该受到党纪的制裁。
毛泽东的发言，有些故示轻松的姿态，不断的格格发笑，也似乎在那里自鸣得意。他说
话的大意是：张国焘这位老朋友，我知道得最清楚。他一向有反中央的倾向，曾是“小组织
的老祖宗”。此外他跟本就没有说到甚么“罪状”，就进而表示现在形势对国焘同志不利，同
志们都在批评他，有甚么办法呢？他于是冷笑着，劝告我就认个错罢？
朱德态度严肃的发言，显然带有沉痛的心情，他说话的大意是：卓克基会议成立临时中
央，他曾劝阻，现在似乎大家都知道错了。在他看来，国焘还有一些当年北大的气味，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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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动时科学与民主以及胡适之等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学说的影响，因此，他遇事要明辨是非
曲直，引起了一些对别人和对自己的麻烦。朱德特别提到我的北大气味，其用意究竟是不赞
成那些“军阀土匪”的指责，或者是说我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余味 ，那就不敢断言了。
我的答辩相当简单。我首先承认成立临时中央的错误，并指出我又夸大了中共中央政策
历来所犯的错误，现在事实证明，原有中央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中，表现了积
极性，而且获得了可观的成绩，因此，我们早已取消了两个中央的对立状况。现在我正式接
受那些反中央的合理批评，并愿意担负我所应当负担的反中央的全部责任。此外我还声明两
点：一、中共的苏维埃政策走到了穷途末路，应当改变政策，在未改变的时候，党内发生歧
见，不足为奇，现在怎样可以毫无顾忌中央的基本原因，竟一味用高压手法。二、对我个人
所受到的指责，我不愿答辩，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决不可抹杀，而且应当老实承认红四
方面军是中共属下一支有教养的、有纪律的工农红军劲旅。
我刚说完还未走下讲台的时候，有一位老井冈山干部周昆同志，站起来喊叫：“这那里是
承认错误，拖出去公审罢！”周昆系毛泽东的老友，年龄虽不到四十，但已暮气沉沉，这次喊
叫倒也颇有精神。我还是耐着性子回答说：也好，我愿先听听你的控诉词，我已经承认了我
应当承认的错误，如果周昆同志还要横加攻击的话，恕我也有尽情答辩和反击的权利。在周
昆没有继续发言的片刻，会议主席就宣布散会。
第二天上午九时，中共中央以政治局的名义，根据斗争会议讨论的结果，由张闻天提出
了一个决议草案，其要点是反对反党的张国焘主义，并说明这一主义包括军阀土匪的残余思
想，最后竟致分裂中央。我依时到会，看了这个决议草案后，冷笑着向张闻天说：反中央是
事实，处罚听便，何必又来个莫须有的张国焘主义。我等候了一会，毛泽东等不知何故，都
没有来，我就先走了。后来我始终未再看见过这个决议案，据说语气比原文改为较为温和了，
主要是将反党的张国焘主义，改为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只有批评没有处罚。
这次斗争显得有些虎头蛇尾，最初是张闻天、凯丰等在那里叫喊“罪恶”、“制裁”、“抵
命”、“公审”等等，实际上他们也准备至少开除我的中央委员，但最后却以一个冲淡了的决
议案了事，我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仍保留如故。据可靠消息，此中原委是由于共
产国际曾来电反对，理由大致是张国焘已往功绩俱在，为中外知名的中共领袖之一，不能采
取组织制裁；同时国共和谈，又遇到暗礁，如果决裂，还是需要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干部去重
赴疆场。
经过这场斗争，我搬到新居，我的心情有极大变化。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
电话都不装置，我游玩山水之间，俯瞰延安熙熙攘攘的情形，冷静旁观。在中共的舞台上我
虽演员，实际上只是观众之一罢了。
我回忆以往，觉得过去我不赞成这个或那个政策，反对这个或那个措施，为这件事或那
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节节之事。我讨厌斗争和权利那些东西，觉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
儿。我觉得世界上甚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着罪恶，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圣洁。
至于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抛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
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
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我在山上住了一个多月，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
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扰乱了我
的幽静。大约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泽东率领着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来访我，我们
相见握手问候。他们满面笑容，赞扬我的住所时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难决的事特来请教。
我也答礼甚恭，表示有劳各位大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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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窑洞外院里，围绕着一张方桌坐满了，毛泽东拿出一张周恩来拍来的电报给我看，
其内容大致是说：南京准许共产党人自新的条件是精诚悔过，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
守军令，并要立即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放弃阶级斗争③。经商谈结
果，南京已允在陕北苏区范围内，设立特区，归陕西省政府管辖，特区设行政主任一人，其
人选由我方推荐，由陕西省政府呈请国民政府任命，特区内所有行政体系单位概按国民政府
的规定办理。周电并称，对方不能再有让步，只能表示是否接受。
我一面仔细阅读这个文件，一面在推敲这些政治局的巨头们光临的用意何在。他们似乎
是在等着我先表示意见，我仰着头淡淡的说：“我在想当年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对德合约的情
况。”我这句话使毛泽东高兴起来，他说：“英雄所见略同。”会议于是热闹起来了。大家都表
示如果不接纳，后果究竟是应该严重考虑的。
大家都在追溯过去，推测未来，以毛泽东发言为最多，总括起来，大致有下列各点：
一、蒋介石究竟搞些甚么名堂，还是捉摸不定，可能有抗日的倾向，但也可能要压迫抗
日势力。若就前者来说，表示西安事变中南京的主和派（抗日的）显然得失，讨共派（亲日
派）受到了若干打击。现在“天安”、“剿匪”这类的话比较少，抗日的声浪比较高。蒋本人
也痛恨日本。对付西安事变的关系人，蒋氏曾用各别击破的手段，首先是张学良受审和被管
束，再是张杨部队被逼撤离西安和被分解，蒋的中央军已大量进驻西安。但蒋仍指我们为反
动派，并没有完全放弃消灭我们的企图，我们仍须花许多力量，推动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二、中共中央一直推动蒋介石抗日，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曾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国
内和平统一的愿望，但国民党置若罔闻。周恩来在外奔走，与张冲一直保持联系，经过张冲
与蒋接头，准许中共投诚自新的原则是确立了，但国民党的态度还是盛气凌人，周恩来往往
会听到这样的话：“中共只有毫无保留的投诚，否则就会被消灭。”毛泽东说周恩来办外交所
受的气，更甚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我在广州所受的。
三、毛泽东讥讽蒋介石和国民党有“阿 Q”精神。分明是抗日势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却
要摆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满口“根绝赤祸”、“中共输诚”。其实口头和书面虽搞得煞有介事，
实行起来只是潦草敷衍。毛认为蒋和国民党硬要做“阿 Q”，那我们就让他神气活现自我陶醉
好了。而我们所要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际效果。
四、中共中央可以回电周恩来，接受所谓投诚条件。我们所赞成的是一九二四年国民党
改组以后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这与现在国民党的反动作为有所分别。所谓改编红军，
取消苏维埃和停止土地革命等，这本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应有文章，我们早已提
出来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提出抗日的积极要求，如抵抗日本侵略，保障言论集会自由，释
放政治犯等。我们要坚决主张的是中共的独立，红军的实力和陕北这块地盘的维持。
五、我们答应了国民党这个阿 Q 所提出的条件，但还可以采取拖延的策略。国民党提出
这些投诚条件，用意自然在彻底消灭我们，我们可以利用这样那样的理由，使国民党不能对
我们的红军，加以改编或调散。我们仍然可以要求陕北特区直属国民政府，力争特区人员的
调动由我方推荐的权利，苏区内已经分了的土地，不能再发还原主，地主民团势力不能让他
们再起来，只要能拖到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
六、我们觉得接纳所谓投诚条件，也有危险的一面。抗日战争如果一时不发生，蒋介石
就有翻脸的可能。如果他雷厉风行的执行这些条件，派人来点验红军，实行渗透，并任意调
遣，同时派大批特务渗到陕北特区下层机构里，实行捣乱，那我们就拖无可施了。不过我们
退到最后阵地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奋起反抗。而且我们由此也能获得一些时间，来充实自
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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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关头，需要全党一致慎重应付。国民党那些准许中共投诚自
新的话，若传到一般同志耳朵里，可能引起内部纷扰。中共中央委员们应竭诚合作，耐心说
服各级同志。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国民党抗日，防止它向我们进攻，就更需要全党钢铁
般的团结。
我表示赞成这样的做法，并指出我已经做了一个时期的越王勾践，只有再继续做下去。
毛泽东听了我的话拍手叫好：“对！就让蒋介石做阿 Q，我们来做勾践！”于是我们决定了复
周电文的原则，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会议也就在一团和气中结束了。这也是我在西安事变后
所参加过的一次最有效果的会议。
这次会议使我已经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热哄哄起来。我觉得政治局委员们到我这里来开
会，大概是鉴于几次我未参加中央会议，所以过来迁就。而且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见
如何，他们视为是重要的。会议中一切表现，大致也是寻求谅解，无形中弥缝了过去斗争的
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负责的态度，就应考虑今后应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工作。我当时
决定还是保持原有态度，再不受那些阴谋家的摆布，我虽然可以参加一些工作，但决不再参
加政治局会议。
那次会议后不过数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邀我去讲授政治经济学，他告诉我这是一个
高级班，学生四十余人，都是各地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其中半数是大学已经毕业的，程度最
低的也是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不用说他们对经济学已有相当的知识。不过他们所学的
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要我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我于一九二八——三 0 年间，在莫斯科读了约两年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经济学的造诣
很浅。而且多年厕身军旅，书本早已扔开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这半罐子水，如何能讲
经济学。成仿吾极力要我担任，并说如果我不肯教，再没有别人可以担任，这样，我只好勉
为其难了。
那时，各地的青年学生，涌来延安的大量增加，学生们和从前一样，背着自己的行囊，
不辞跋涉与艰险，从遥远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还有些
中途被国民党拦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杀害。他们将延安看作是抗日圣地，“抗日的到延
安去！”这句话，成了青年人的口头禅，国民党压迫青年的政策，也无异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中共中央将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到了四月间，外来学生的
数目已有一千几百人了，抗日军政大学随之扩大，城内校址不敷应用，乃扩至城外飞机场附
近，学校的设备极为简陋，教员教材尤感缺乏，而学生人数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泽东在那
里讲授哲学和战略问题，后来他所发表的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
论》等文，就是以这时的讲稿为基础的。张闻天、凯丰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朱德则担任游
击战术等类的课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员，大致都担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参加较迟的一
个。
我讲经济学，每星期九小时，分排在三个上午，要在三个月内授毕。这是一个繁重和几
乎吃不消的负担。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着的经济学的书籍，日夜准备我的讲稿，每天都要
工作到深夜。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课室里，学生们带着他们自备的小凳子，分别排列坐在那
里听我讲课。课堂内除了一块黑板之外，没有任何设备，学生们都按时来上课，除疾病外，
不会有人缺席，他们都埋头摘记我所将的话，心无外骛，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关于经
济学范围内的。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动学习，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适，都毫不影响他们
的求知欲。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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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
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所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
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我虽自知仍不过是一个经济学的学生，但这些鼓励也颇使我自慰。
这种极度热烈的学习气氛，使我忘记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单调。工作之暇，常有学生
到我的住所来，教我唱抗日歌曲，他们也不似我这个学音乐极为笨拙的学生而讨厌。我的同
志们和学生们，有时来陪我散步和漫谈，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常成群的来探望我。我下山上
课的时候，也常有人围着我谈天。我当时的原则是，遇着党内问题，就只笑而不答。
由于大批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