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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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十二点钟的时候，军法处长又提我去问话，他首先问我：“是不是看守所虐待了你？”
我反问他：“不给我书看，难道不算虐待吗？”他接着故示和蔼的向我说：“你是一个内乱未
遂罪的嫌疑犯，要想很快的被释放是办不到的，你耐心一点吧！要看书嘛，我盼咐他们给你
一些佛经的书看，但不准用纸笔。”
我这次的要求总算有点结果。第一，我知道我已不是内乱罪犯，而是内乱罪的未遂犯。
看来情节轻多了，而且那个处长曾明白暗示我只是一时不能被释放。第二，我可以得到一些
书看。我在推测这大致是由于我的同志们为我在外面做了不少的手脚。当天下午看守长果然
送来一部“聊斋志异”，我也就停止绝食。
我在监狱中的情况，显然是改善了。就在我停止绝食后约一个星期的时候，居然有一位
同拘禁在这所监狱里的新闻记者刘某与我隔着墙利用那个小方洞交谈起来。他首先告诉我，
墙两面的看守人员都已藉故走开了，无论甚么事都可以谈。他递给我一份旧报纸，要我看。
这份报纸上记载着一百九十名国会议员为我们被捕一事向政府提出质问，并要求立即释放。
我看了这个消息心情为之一振。
刘先生还很高兴的告诉我，我们的案子现在是没有事了，最初在侦缉处的四天，是最危
险的阶段；被送到这里以后，也可能依军法判处死刑；不过这种危险现在确定没有了。虽然
当局仍有永远监禁我的意思，但事情究竟好办多了；说不定在这里住上一年半载，便可以出
去。他还告诉我，这些话是王法勤先生前几天要他转告我的，他今天才设法得着狱卒们的默
许，利用这机会向我传达。
我除向他表示谢意外，并问他自己的处境。他告诉我他是因发表反曹锟的文字而被捕入
狱的，已在这里拘禁了八个月了，最初也是要杀头的，后来也由于王法勤先生等的奔走，缓
和下来；还不知道甚么时候才能释放。他也说到我和他彼此都是国民党的同志，都是由王法
勤先生负责援救。王先生凭着人事关系，为我们奔走很是卖力。
关于我之终能转危为安的内幕，后来，我出狱以后，王法勤先生曾面告我，这并不是他
所能为力的；而是齐燮元的一句话，无意中发生了效用。原来，当王怀庆捧着我在上面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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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模的公文去见曹锟请示处理办法的时候，曹锟说：“把他毙了吧！”适在座的江苏督办齐燮
元要卖弄他对付革命党人的本领，因而从旁插言：“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
大嚷的；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曹锟听了这番话后，便改口向王怀庆指
示：“就照齐老弟的主意办吧！”这是曹锟随身侍卫所传出来的话，也是我所以由内乱犯变成
内乱未遂犯的重要根源。
第三章狱中的见闻与苦思
就由于这个料想不到的因素，我们整个案子都轻松了。我的太太因为有病，由女监移送
到了医院。彭永和也被释放了。我和我太太之间可以由看守传递一些小说书籍，我们还可以
用烧过的火柴杆子在书内写几句话，互通消息和互致问候，但我仍被严禁与外间通消息。我
手头没有一个钱，我每天两顿所吃的除一大碗气味难闻的粗米饭和一根约小指般粗的咸菜而
外，就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衣着就只有身上所穿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瘐死狱中”的办法
的实施罢！
但当时我的心情是安定下来了；日常生活上的困难，我也在设法克服。我与看守所的犯
人们维持着友善的关系，他们每顿吃的是两个窝窝头，我常将我的大米饭和他们交换，他们
很高兴。我这样时而吃饭，时而吃窝窝头，在口味上有了调剂的作用。我每天都能洗身，有
时也能借得一条短裤换一换。
其他的犯人则与我不同，他们可以由他们的亲友送进来一些衣物和钱财；除衣物由各人
自理外，钱财则都存在看守所长手中，随时领取，作购买食物之用；这也是狱卒们榨取油水
的主要来源。犯人们向看守所长领取存款时，照例由看守所长扣去三成至五成，再由值日的
牢头拿这剩下的钱去购买食物，他又必从中至少扣取三成，食物买好或做好之后，再分成三
份，牢头们、犯人头目及出钱的本人各一份。因此，出大洋一元的犯人，实际只能得着价值
约一角的食物。这几乎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狱卒们要按着这个规定调整一个秩序出来，以
便他们各人所得的油水相等。
如果有几天没有油水可揩，狱卒们就用殴打犯人的手段来设法榨取。如果某一天购买食
物的犯人很多，总数在十元以上，就能成斤的买来猪肉，成包的购买强盗牌香烟（经常是零
枝购买的），那就是我们看守所大家高兴的喜事。这时狱卒们会认真料理这些食物，大家吃
完之后，还要大加品评。
这个看守所的犯人是整天被关着的，不需做工；每天只轮着两个犯人打扫院子，卫生条
件很坏，疾病也很多。监狱里还迷信不能捕杀耗子，因此，耗子多得可怕，每当我吃饭掉下
几顺饭粒在地上时，耗子大军就从各个洞口结队的向目的物搜索前进；我睡在炕上时，往往
从破烂纸糊的天花板上掉落一个或两个互相打架的耗子来，有许多次竟掉在我身上。臭虫也
特别多，我曾用十天的工夫捉了一小盒，成绩似不下于名记者邵飘萍②。蚁虫每晚都在奏着
曲子，与害疟疾的犯人的呻吟互相呼应。
这个看守所简直是一个无人干涉的小偷养成所。原来犯人中的多数本是小偷，而其中多
数的惯贼又互相认识；他们在一道，终日无所事事，只有研究偷扒的经验与技术；就是初犯
的，经过他们的熏染，也就入了这一行成为惯贼了。有一次捉进来一个未成年的小偷，第二
天便被其他的犯人殴打，在那里哭泣不已。在犯人们被放到院子里来作十分钟的散步的时候，
我问这小孩的年龄，他说是十七岁，但正确的算法还不满十六岁，他这次因饥饿偷窃食物被
判处徒刑一个月。当我问他为甚么被同监者殴打时，他说是他们逼他拜师父，他情愿拖洋车，
也不愿干这一行。谁知那个脚带铁镣的犯人头却因此怒月相视，我只有转脸向他说：“怎么？
你不喜欢我管这件辜吗？你可不能打这个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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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守所也是吗啡客经常出入之地，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或者几个被捉进来和被释放出
去。这些被捉到的吗啡客通常总被判一个月上下的徒刑，但实际往往不到三天就被释放了。
这些人的景象实在令人可怕。满身都是注射过吗啡的针孔；发了瘾的时候，呕吐不已，声音
十分难听，似乎就要断气的样子。我起初还以为这个衙门是基于人道观念将这些吗啡客提早
释放，谁知却另有内幕。
我同房住的那个看守兵向我泄璐了这个秘密。这个兵油子是十足的旗人模样，当口袋里
有几文的时候，就换过便服，大摇大摆的去坐茶馆，多数的时间，总在那里哭穷。他告诉我，
步军统领衙门在满清时是个肥缺，现在变穷了，收益都被警备总司令部和警察厅侵夺去了，
只能偷偷摸摸的收些吗啡捐。大宗贩卖吗啡的有日本人，也有本地“棍子”。由这些批发商
转卖给分布在北京城内的许多吗啡馆，这个穷衙门就向那些吗啡馆收捐，表面上却还要表示
禁卖。他指出那些吗啡犯三天就放走了，正是明禁暗捐的道理。如果认真禁止吗啡，或将这
些吗啡犯都强制戒绝，那么，这个穷衙门就连吗啡捐这点油水也揩不到了。
我听了他这些话，不寒而栗；我向他指出这是伤天害理的事。他哼着回答说：“伤天害
理的事还多着哩！”等我要求再讲些故事给我听的时候，他又笑着说：“得拉！留着脖子多啃
几天窝窝头吧！这个年头，我甚么都不指望，一心只想袋里有几文，在茶馆里一坐，喝上一
壶香片，日子就混过去了。”这个兵油子的这段话，活活刻划出当时北京衙门的景况和多数
人的心情。
我在狱里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耳闻目睹的事，却己不胜枚举。这对我说来，无异是一个
重要的课程，我因此对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有了深一层的了解。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改革须要很
大的工程和很长的时间，我进一步了解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以扫除这一切的龌龊，
在中国是何等的迫切与重要。
不仅如此，在监狱里，不免使人觉得度日如年。我还不算寂寞，而是孤单，即每天所接
触的人，与我很少共同之点，我不能向他诉说我心中的事。好不容易挨到了九月间，气温已
是深秋了。那位曾和我秘密交谈过的刘先生居然被释放了；他在临走时，还和我殷殷话别。
我为他的出狱欣慰，似觉得我这个政治犯也增了出狱的希望；但也有点难过，因为此后我没
有了一个唯一可以谈话的人，也少了一个通消息的人。我脑海中更引起许多幻想，刘先生出
狱了，我却不能，这必定外面不易援助，也许还要坐上几年。觉得如能在狱中念几年书，或
可在学问方面得些成就；可惜我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小说书。我仔细一面回忆已往所做过的
事和所阅读过的书籍，企图寻找出一些新道理来。
那看守所的院子，是我日常踱步、做体操的地方。有时我会测验一下那围墙的坚实程度、
或量其高度，或试听墙外的声音，或踩踩脚下的地基。我想逃出去，因此曾想到挖掘地洞、
冲出牢门，用计谋或硬打出去等等。这一切，无非是幻想，自然难于找出头绪，不过发泄一
下作为一个犯人的愤恨和反抗的心情罢了。漫长的时间总在左思右想，最初占着首要地位的
是我自己和我太太以及其他同难者的安危，其次是外面我的同志们和整个革命事业会因我的
被捕受到可能的影响，乃至他们工作的进展估计等等。日子久了，甚么办法都想不出来，自
然就慢慢转到如何利用监狱中的时间来锻炼自己的问题。在散步的时间内，往往想得头昏脑
胀，有时摇头，有时做手势，甚至高声喊叫出一两句话来，引得旁观人的惊奇注视，以为是
神经病发作了。散步累了躺在炕上，天花板就仿佛成了银幕，海市屋楼和各种形象都会映现
出来。晚上也老是不能成眠，梦魔往往随着那些幻想的形象而来。这样我才深刻体会到，一
个人没有师友的切磋、图书的参阅、孤单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的痛苦。无法接触广大
社会，个人的思想不免会乱杂无章，抛不开感情冲动，免不了顾此失彼，思想也就不成系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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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狱中的界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
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
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
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
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
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
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
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
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
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
更深的了解。时“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
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
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了马林对我所使用过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足怪的；
如果对这些事感到惊奇，实在是自己当时的过于天真。
我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国共合作这个紧急的当前现实。又想起我入狱之前在上海参加扩大
会议的经过，陈独秀先生当时所表现的那种狼狈状态奋国共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党外
合作的主张再度提出等等。我为国共关系前途担心。我一直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在西湖会
议时我站在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立场上，反对马林那种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去的主张。在中
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反对马林那种取消中共的倾向，坚持中共须独立存在与发展。在国
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一见到孙中山先生就提出允许多党存在这一根本问题，接着又提
出改组后的国民党，既然包括形形色色的革命分子，党章就不宜规定得很严格，而应具有广
大的包含性。我入狱前的种种事实，不是又证明我有先见之明么？
但我回过来一想，我内心是始终根本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的，既然如此，
又为甚么不坚决表明，还要讲求妥协，惟恐伤害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共党内的团结，岂非
不够坚强？又觉得仅仅坚持反对意见还不够，还要有主张，要提得出一个清清楚楚的完整的
方案。如是又继续想到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我为甚么不策划一套联合战线的计划、实
行方案和未来发展等等，为甚么不和同志们多作研究，多发表一些文章阐明联合战线是惟一
可行的方案之道理？但也想到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能折服马林，他在西湖会议时所持的坚强
理由是联合战线之所以成为左倾空谈，首先因孙中山先生不会赞成；任何无视孙先生意向，
而主张联合战线的议论，都没有效用。我悔恨自己为甚么在西湖会议后也觉得少数中共负责
人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形成联合战线的方式是可行的，而没有深刻意味到很可能
会发展为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去的政策，这是何等胡涂？因而我更悔恨我失去了机会，
如果我在一九二二年九月间在张继家举行加入国民党仪式的时候，径行去会晤孙中山先生，
向他提出改变那种“我即革命，革命者到三民主义旗下来”的想法，转而容纳多党存在，与
中共和各派革命势力建立联合战线，说不定也可能获得接纳。这等于使他那间“独资经营”
的“革命公司”，因时移势易，改为“合资独营”的“股份公司”，而他仍然是大股东、董事
长兼总经趣，有何不可？我那时若与孙先生多接触，把他说服，对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