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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我的回忆-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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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和叶挺团部的一些中共同志们举行会议和分别谈话。据他们告诉我,独立团从五月 
间进到湘南以后,先后曾经过八次重要战役,虽有相当重大的伤亡,但每次都获得辉煌的战 
果②。该团与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一直在右翼作战,担任着主攻的任务。他们以击败吴佩 
孚而自傲,觉得第四军较之其他各军出力最多,战斗成绩亦最好。在攻城战中所受损失,正 
在力谋补充之中。 

    他们一致称赞中共所领导的湖南工农运动。指出他们在进军途中,沿途都有农民欢迎他 
们,农民组织曾供给他们必要的运愉队,协同他们作战,为他们带路和供给情报等等。所遭 
受的伤亡,很快就得到补充;安源矿工入团参军的就有约四百人,水口山的矿工和各县农民 
也成批的加入;因此,战斗兵的数量有增无减;最难补充的倒是中下级的干部。他们还说到 
第四军的其他各团在湖南也得到工农群众的类似协助。 

    几天后,该独立团在一次武昌城下的肉搏战中,续有重大的伤亡;使叶挺团长大为激动。 
任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同志赶来汉口,惊惶失色的告诉我,叶团长并未报告师部私自到上 
海去了。他行前曾叹息着说:“独立团伤亡如此重大,似乎无人爱惜;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了。” 
我当即指出在战争紧张时期,私自离开部队是违犯军纪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有这种行动, 
也是违犯党纪的。不问这种行动基于甚么理由,都是不许可的。 

    中共党员能否避免承袭一般军队不守纪律的恶习,这件事是第一次的考验。我一面嘱咐 
周士第暂行代理团长职务,一面用种种方法去把叶团长追回来。约一个星期后,叶挺终于回 
来了。我要求他在独立团的中共党员会议上,公开承认违反纪律的错误。叶挺照这样做了。 
接着我在独立团约五十名中共党员的会议上讲话,着重指出军纪党纪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在 
这方面做一切军队的模范;愈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愈应以身作则。叶挺同志现在赶回来 
了,也承认错误了,一般同志仍应照常信任他,服从他的指挥。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对于当 
时具有中共党籍的军人同志的修养,自是重要的一课,而且中共对独立团的领导也因而加强 
了。 

    我们对于当时北伐军兵源的补充尽了一切力量。独立团的损失固然迅即得到补充,对其 
他各军,两湖的中共组织,亦不断的动员工农群众予以接济。这些表现增加了中共在北伐中 
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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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国庆那一天,武昌城终于克服了。守将刘玉春被俘,他的部队全部 
被缴械。这个久攻未下的孤城,因粮食日尽,外援已绝,而革命党人在城内外的种种活动, 
又使敌人失去坚守的信心。当日清晨,敌军一部开城投降,因而没有发生严重的战斗,这个 
辛亥革命的名城,即被收复了。以武汉为革命中心的局面由是形成。 

    我在当天跟着部队进到武昌城内,会见了陈潭秋等中共湖北区委同志以及我在上海时所 
派来做暴动工作的余洒度等那一组人。战后聚首,欢欣逾恒。据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困在城 
内约四十日,做了许多秘密散发传单、粘贴标语布告、传布北伐军胜利等等消息,又曾策动 
军警投降。余洒度等还投过几次炸弹,扰乱人心。守军为内外交逼的革命声势所慑,遑遑无 
主;即对于城内的国共两党人士的破坏行动,也不敢过分镇压。因此,只有少数人被捕且均 
在收复的当天就安然出狱了。同志们多以能在武昌城内为北伐尽了一臂之力而自傲。 

    中共湖北区委会于武昌克复后,仍集中到武昌城内办公。当时,武昌是由第四军卫戍的; 
汉口则由唐生智部驻守。中共与第四军比较接近,觉得他们是老牌的革命军,湖北区委能设 
在他们所卫戍的区城之内,心理上总觉得较为放心。湖北区委办公处设在一条被没收了的遗 
产的弄堂内,街名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弄堂中有几所房屋,都是由独立团支配的;区委 
办公处就占用其中最大的一幢,我分配到一所较小的,作为我和随我同来的军事人员办公之 
用。叶挺的家眷就住在我对面的一所房子里,区委属下的几个机关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也都分 
设在弄堂里及其附近。 

    我在改任湖北区委书记以前,大部时间还是从事军事方面的接洽。原任总政治部主任的 
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又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任,在名义上他在武汉 
代行总司令的职权。他于武昌克复后,也从汉口移到武昌办公。湖北省政府、国民党湖北省 
党部、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等主要机关也都设在武昌城内。邓演达一时成了最高负责人,也 
是我接触的主要对象。 

    我和邓演达相处,是相当融洽的。我虽在广州即与他相识,但到武汉后,才与他共同处 
理事务。他是农家子出身,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后,任过团长职务;并曾到德国考察军 
事。北伐前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时,即任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一 
个自命不凡的军人,说话时常带武断的口吻;但也有点心慈面软。他虽以做孙先生的忠实信 
徒而自傲,但又颇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他所统率的政治部的主要干部,又多系中共党员 
和左倾人物。他与第四军的关系,一向密切,但他对第八军的唐生智则无好感。当时他似乎 
要抑制唐生智,不无集武汉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雄心。 

    唐生智的实力相当雄厚,他当时的地位似高出于北伐军其他各部队的首脑。武昌克复以 
后,他的军队事实上未直接卷入战斗,因而能有机会从事扩充。他的部队数量大为增加,而 
且在长沙自办了一间规模颇大的军官分校,来充实军事干部人才。刘佐龙等新投靠的军队也 
都由他指挥。他控制着湖南全省和湖北的大部分;湖南省政府主席由他兼任;汉口市长是由 
他的部属刘文岛担任;此外,他还能在湖北的各县直接间接搜集些税收。因此,他军队的供 
应和人力的补充都是不虑缺乏的。 

    他颇有与蒋氏竞争的雄心,正在运用他的灵活手腕,在各方面有所布置。他和他的部属 
标榜佛教,以示与广东的三民主义有别。他团结保定系,企图与黄埔系争一日之短长。他与 
汉口的日本领事馆来往甚密,其目的似在经由日本方面获得有利于他的情报。同时,他对俄 
顾问也优礼有加。他的部属虽多系守旧人物,但他对中共又极力表示亲善。他这种四面八方 
拉拢的政策,被人认为是以对付蒋氏为主要目标。 

    他拉拢中共的手腕也是独出心裁的。他的政治部主任刘文岛改任汉口市长以后,即接纳 
由当时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彭泽湘同志去继任这个遗缺。他无条件支持工农运动,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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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中共负责人以及汉口工会领袖,也维持着经常的接触和友善的关系。他还郑重其事的要 
求加入中共为党员,并请陈独秀到武汉来指导他的工作。他对我也是很客气的,甚至表示在 
他因事到前线去的时候,他的部队可由我全权指挥。 

    中共方面,认为唐生智的军队仍是以守旧军人为其主要支柱。他这种友善姿态,都不过 
是拉拢的做作之态。中共中央曾拒绝了他入党的要求,指出这对于他暂不适宜。我也觉得他 
只愿个人与中共友好,并不愿中共的影响达到他的队伍中去。因此,我们觉得无论在那方面 
来说,他都比不上邓演达对革命那样的真诚。 

    在武汉,除了邓演达、唐生智的势力而外,就要算中共的势力了。中共所能控制的军事 
实力,虽然微小,但对各军的政治工作和国民党两湖的省党部等,却具有甚大的潜力。在工 
农和青年群众组织中,更居独占的领导地位。在北伐军各实力派互相竞争之中,中共一时是 
举足轻重的。我这个中共在湖北的发言人,当时所持的政策是为了北伐的彻底胜利,不能加 
深各派的裂痕;只能积极增加工农势力的比重。 

    邓演达对中共与唐生智之间的友善,颇有疑忌之心。他有一次以代表革命正统者自居的 
姿态问我,为甚么彭泽湘没有将第八军的情况报告给他?我向他解释,彭泽湘初去第八军工 
作,一切都很生疏,因而我也没有接到他的报告,我想他决无不尊重总政治部领导的意向。 
我还进而向他说到,中共方面是一切事都要和他商谈取决的;但同时也重视唐生智的友谊, 
不拒绝唐的为善的倾向;我以为这也就是我们所应共同采取的态度。 

    邓演达对我的意见,似颇以为然。而且他后来在处理财政问题上、汉阳兵工厂的人事问 
题上,以及军械的分配上,为了要应付蒋氏在江西前线的需要,本与唐生智要发生龃龉的; 
也似乎因受了我这种态度的影响,大多能以折衷的方法,获得暂时的解决。一般说来,革命 
内部的矛盾,那时还不算十分尖锐。 

    我根据广东的经验,谨慎的处理这些与军事有关的问题。当时,我尚是一个幕后人物, 
未担任任何公开的职务。但一些向革命找门径的人,嗅觉特别灵敏,往往直接找到我这里来。 
我接见过驻扎武汉四周许多亟谋投靠革命的部队的代表们,也阅读过许多有关这类事的文件; 
我都转给邓演达去处理;至多有时提供一些处理的意见,给他参考。那时由德归国的朱德和 
由四川来的刘伯诚同志,都是由我居间介绍,奉着邓演达的正式使命到四川等地去,运动杨 
森、邓锡侯等部队。这些事使邓演达感觉这是尊重他的职权的明证。 

    蒋氏于九月二十二日即到达江西境内,南昌是于十一月七日克复的,在此时期中,他的 
处境相当困难。在革命军进抵武昌城下的时候,李宗仁的第七军即沿江东下;对付孙传芳进 
至黄石港的先头部队,并向九江方面进展。第二第三第六各军全部和第一军的第二师分路向 
南昌逼进,第五军的一部则由广东进驻赣州。程潜(第六军)于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攻占南昌, 
但旋即为孙传芳的优势兵力所压迫,不得不撤退出来。当时蒋氏尚在赴赣途中;任指挥责任 
的程潜曾指摘南昌之得而复失,是由于蒋氏亲率的第一军未能如期接应所致。 

    此后,南昌九江间附近地区的战局由蒋亲自指挥,一时形成拉锯的形势。孙传芳的主力 
集中到了南浔线,蒋氏遇到了劲敌了。他的指挥似也表现得不很得力,各军有些抱着观望态 
度,行动也未能一致;因而在战斗上受到一些挫折。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所率第一军的第一第 
三两师经由福建向浙江前进,进展亦较迟缓,这使蒋氏的声望为之减色。 

    武汉的革命英雄们在讥笑这位不可一世的总司令,唐生智曾以讥笑的口吻表示:总司令 
亲率着这许多大军,竟会败于南昌城下,真是怪事!第四军有些将领们更觉得没有他们铁军 
出马,就不济事!有些人以隔岸观火的态度,等待着看蒋氏闹笑话。少数人则以南昌久攻未 
下,为之焦急。蒋氏本人也表现得有点一筹莫展,他的顾问加仑将军却奔走前线各地,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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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军,以期彼此行动一致。 

    十月中旬,加仑将军为江西战事来到武汉求援。他向我痛陈江西前线的实况;指出症结 
所在是各军行动不能一致。他警告万一孙传芳获胜,湖南广东都要受到威胁,整个北伐甚至 
要因此垮台了。我支持他的这种看法,予以有力的协助。我觉得现在还不是由于内部矛盾与 
蒋分清径渭的时候;如果江西前线受到挫败,是真会影响北伐大局的。当年太平天国的革命, 
也因内部的勾心斗角而致失败,可为殷鉴。 

    由于素著声望的加仑将军在武汉的疏解,获得了各方的诚意协助。第四军开往南浔线的 
侧面,协同原在那里的李宗仁部进行主攻。唐生智的一部也东下应援,武汉是在动员人力物 
力来支援江西的战争。加仑兴高采烈的驰回前线,要求各军务必要严格的一致行动。当时武 
汉方面传说,江西战局的实际指挥,不是甚么总司令,而是客卿的加仑将军。果然,十一月 
二日李宗仁等部在南浔线击溃了孙传芳的主力,四日占领九江,七日占领南昌,孙传芳才遭 
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打击。 

    由于蒋氏的受困于南昌城下,便诱发了反对他的浪潮。十月间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央 
委员和各省市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③,显然是左派势力的抬头。他们造成直接反对张静江的 
昏庸老朽和迎汪回国复职的空气,间接就是打击蒋介石。蒋氏占领南昌九江之后,也就开始 
了他的反击。后来他坚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暂驻南昌,也就是当时的内部矛盾之故。 

    中共的工作随着北伐军事的胜利而急剧发展起来。中共湖北区委会一向长期处于地下活 
动状态,一切工作都惟谨惟慎,无法施展。如今一朝获得公开活动的机会,便因积习以及人 
手不足,显得手忙脚乱。幸各地的得力党员,陆续荟集到武汉来。如工运方面,有李立三、 
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继我之后派来的人员。军事工作方面则多是广州随军来的,如在总政治 
部任重要工作的有李和林、章柏钧、朱代杰等,实际指挥军队的有叶挺以下的军人同志们, 
以及后来任武汉军官分校主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等。不久,毛泽东也由湖南来到武汉,筹办 
另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他众多的工作,则多系就地取材。总之,湖北区委会当时正忙着 
充实它的组织,扩大党员数量,训练党员提高工作能力等等。 

    等到武昌克服以后,中共湖北区委会的阵容极一时之盛。彭泽湘虽担任第八军政治部的 
工作,仍兼着湖北区委的书记;陈潭秋主管组织部;林育南主管宣传部;董必武、钱介盘、 
刘伯垂等任国民党工作委员会委员;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任工运委员;陆沉、陈 
荫林、刘子谷等任农运委员;蔡畅、黄木兰等任妇运委员;李求实、李书渠等任共产青年团 
委员并负责学生运动工作;我则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经常参加湖北区委会议并兼管军事工 
作。 

    不用说,中共湖北区委会在武汉是中共一切活动的中枢。它每星期开会两次,一次讨论 
政策,一次讨论日常工作。出席人数往往是二十人左右,议案是十分纷繁的;尤以临时动议 
的紧急案件为最多。这就使任书记的彭泽湘有点应付不下了。他虽是一个能干的青年,但究 
竟太忙,经验也嫌不足。书记在会议上,特别要依据各项问题的缓急轻重,临时能调整一个 
秩序出来;有些重要问题还要预拟出解决的方案,提出讨论通过,才能把握时机。这些事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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