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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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过激行动，以期减轻武汉内部的矛盾，同时强调用武力实行讨伐蒋介石。可是，鲍罗庭
究竟力不从心，事实上无法贯彻他的主张。四月十日，汪精卫由上海到达武汉（正是“四？一
二”清党的前两天），他在盛大的欢呼声中，和过去一样发表激昂动人的演说。他曾向我表示：
过去一年来紧张的革命时期，他竟出国养病去了，这次回来当负起责任，为党国效劳，不使
总理遗训遭到破坏。他并未将上海方面的严重形势尽情告诉我，但显得有点神色不安，已不
如从前那样的容光焕发了。
汪精卫的回国似是太迟了，消弥冲突的机会业已失去，也不能掌握当时局势的发展，无
力挽狂澜于既倒。在他没有回国以前，人们都对他寄予莫大的希望，到达武汉的最初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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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发生过振奋人心的作用。可是几天以后，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样，陷于一筹莫展的苦恼境
地了。总括的说，他的作用是降低了，并不能发挥团结左派的力量，甚至使武汉的阵营更加
动摇。其症结所在，很显然，在刀光剑影之下，空言毕竟是无补于实际的。
上海南京的恶劣消息传到武汉以后，“讨伐蒋介石”和“革命的站到左边来”等等呼声，
从汪精卫的口中，四向传播，响彻云霄。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
蒋介石的党籍，罢免蒋氏总司令的军职。同时，反蒋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等等行动盛极一
时，但涉及到真正的行动如东征讨蒋之议，则仍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武汉的国民党人士和一般社会知名人物对蒋氏行动的观感极不一致。有的认为蒋的行动
根本破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确是一个叛徒。有的认为蒋氏不择手段，杀害战友，并波及
自己的同志，无异摧毁革命的基础。有的侧重于反对蒋氏的另建中心，认为这是分裂国民党
的行为。有的认为蒋氏与中共的冲突，是各有是非的。甚至还有些人在暗中赞许蒋氏反共的
果决。可见在当时反蒋阵营内，人心也不一致。
蒋氏的反共行动在上海发动以后，迅即普及于其势力所及的区域。四月十五日，广东李
济琛的清共手段，较之蒋氏尤为残酷。当天他在广州，调遣军警，宣布戒严，逮捕了约两千
名的中共党员及其同情者，封闭了二百多个工会等团体；黄埔政治教官熊雄等著名中共党员
就是在那次镇压中被杀的。其他浙江福建等地的清党工作，手段的残酷也表演得淋漓尽致。
而且受害的不只是中共党员，也有不少是所谓国民党左派⒀。
武汉方面唯一差强人意的事，是江西当局采取了支持武汉的态度。蒋氏的反共行动，首
先原是江西开始的，但不久他离开了江西，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名义，掌
握了统治江西的实权。那时，朱培德是比较接近于汪精卫而不满蒋氏的跋扈的。因而他在蒋
氏离开江西以后，改采支持武汉左派，打击蒋派的政策。但朱培德将军这种态度，也只是暂
时性的；敌不过当时弥漫于湘、鄂、赣三省“反工农运动”过火的声势。
蒋氏的反共行动似乎“得道多助”。三月一日俄轮“巴来亚列宁那”号，从上海开赴武汉，
道经浦口时，被张宗昌部所搜查，乘客鲍罗庭太太及其他几位俄籍旅客，均被拘押，苏俄与
武汉间的交通由是被截断了。四月六日，张作霖得到北京外国使团的允许，派军警进入东交
民巷，搜查俄大使馆及苏俄的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藏匿在俄大使馆内的李大钊
等六十余人。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路友予等二十个北方国共领袖，被处绞刑。这件事对
武汉有重大影响。在俄顾问方面说来，是丧失了联系他们的总机构；在国共两党说来，是毁
灭了它们在北方活动的首脑部；也予人心以沉重的打击。不用说，武汉方面的不利情势，使
蒋如虎添翼。
武汉方面在财政经济上也有困难。武汉一直因军事的供应浩繁，税捐的加重，经济不景
和工农运动的兴起等等，早已发生了资金外逃，物价高涨等现象。四月十七日，武汉政府不
得已颁布《现金集中条例》，走上了靠发行纸币来维持开支的道路。武汉不仅不能从上海获得
经济上的支援，北京上海银行界并于四月二十一日共同宣布与汉口各银行断绝来往。蒋氏所
盘据的长江下游，对武汉又实施经济封锁。五月三日，南京当局明令禁止武汉中央纸币的流
通。这一连串的手段，使武汉物价高涨，纸币贬值，经济财政陷于极度混乱，无法作有效的
挽救。上述情况，使武汉处于极度艰难的地位。在武汉方面看来，这都是帝国主义的毒手所
直接间接造成的。武汉的一些要人们认为蒋介石、张作霖乃至北京外交使团，在那里互相配
合，一致行动。蒋介石、李济琛、李宗仁等实力派之能够联合反共，不仅有帝国主义者在后
面撮合，而且予以实力支援。至于武汉内部的动摇和经济困难等等，也都是帝国主义者在那
里作怪。
四面楚歌中的武汉，函图予蒋氏以实力打击以求取出路。鲍罗庭在那几天的态度似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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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他曾向我表示，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都要先肃清内部，现在我们内部已产生了第二
个陈炯明，怎样谈到北伐？目前，应乘蒋介石立足未稳，迅速东征，除去这个心腹之患，武
汉才能立足得住。鲍罗庭这种议论，至少在表面上得着了武汉要人们的热烈支持；这些支持
似也鼓励了鲍罗庭的勇气。
加仑将军在这个问题上却抱有不同的见解。四月下旬有一天，他曾约我在他的寓所晤谈。
他对着地图向我指出，现在中国有三个力量：一是北京的张作霖；二是南京的蒋介石；三是
武汉。在外人眼中看来，张的势力最强，蒋次之，武汉最弱，奉张正在河南增兵准备南下，
如果我们能首先消灭张作霖，武汉的实力地位就要跑到第一了。加仑这些话是表示他主张暂
时放下东征讨蒋的计划，实行继续北伐。
我根据所知道的情况，不得不赞成加仑的看法。我曾向他说：“先东征讨伐革命内部的叛
逆，在原则上是对的；但现在的问题，不是应当与否，而是能否做得到的问题。现在武汉的
要人表面上虽赞成先东征，但是否表里一致，颇成问题，最主要的是谁去打硬仗。二六两军
退出南京，已表现出反蒋的不够坚决，第三军守在江西，力量有限，他们会去打先锋吗？听
说第四军一些将领们，认为主要的敌人究竟是张作霖，已表示不愿先行东征。唐生智口头虽
硬，也不见得会与蒋硬拚起来。因此，东征难免在事实上流产，甚或会引起内部的瓦解，反
给张作霖进袭武汉的机会”
加仑听了我这些话，紧紧的握着我的手说：“大家都在激动的时候，你还能保持冷静，真
是了不得！”他进而告诉我，昨天他会见四军的将领们，大家果然是主张先北伐，打倒张作霖
再说。他们甚至说到先东征讨伐蒋介石，在一般中下级的军官看来，是自家人打自家人，士
气是不易振作的。加仑继而表示他虽痛恨蒋介石，但认为东征是冒险的行动，北伐则可操胜
算，且能将潜伏在潼关内的冯玉祥的势力接应出来。他要求我去说服鲍罗庭等人。
我走出加仑的寓所，便去访问鲍罗庭。他仍是坚持先行东征。我以轻松的口吻向他说：
“先东征吗？这要看事实上能否做到，恐怕还要仔细考虑一下各军的实际情况才好。否则，
二六两军退出南京的事难免不再重演。”鲍罗庭听了我这话，若有所失的不再说什么了。似是
他要重新考虑一番。
几天之后，鲍罗庭的主意显然已经转向。他在一次中共中央（当时中央委员多数已来武
汉）的会议上曾表示，现在奉张的军队正沿京汉路向信阳南下，如果此时东征，武汉有受奉
张侵袭的危险。因此，武汉的军队应先配合冯玉祥部，消灭河南方面的奉军，再定第二步办
法。东征之议因而暂被搁置了。武汉各报也立即大肆宣传奉张南下的威胁和继续北伐的重要。
接着唐生智、张发奎等便沿京汉路向信阳集中，进行北伐。
四月底，南京武汉两方面同时受到张作霖的军事压迫。孙传芳及张宗昌部经由徐州向浦
口挺进，张学良部则由京汉路南下威胁武汉；似是乘革命内部分裂之危，企图予以分别击破。
南京方面讨伐武汉的论调虽不算得激烈，但在实际对付武汉的行动上则相当积极。四月二十
五日，南京派的李宗仁军与驻在九江的朱培德军相互设防；原在津浦路南段的二六两军表示
服从武汉，移师向安庆方面转进。在南京附近的程潜部第二十九师且被蒋氏缴械。这些事就
给予孙传芳张宗昌部进至浦口杨州一带的有利机会。南京近在咫尺，自然受到威胁；因而蒋
氏不得不高唱继续北伐。五月十四日，李宗仁在湖口与朱培德会晤，商决互不侵犯，分路北
伐。至此，南京武汉间军事对垒的形势，才告缓和下来。
武汉方面先行东征之议，一时成为泡影。这是鲍罗庭的反蒋计划的第二次重要的失败；
也表现出武汉对蒋的反共攻势，无力还手。鲍罗庭正处逆境，外表虽仍强自支持，但论调已
不如前此的乐观了。他似乎已料想到，此次既不能先行去掉蒋氏这个心腹之患，将必贻害无
穷，何况对奉张的作战，胜败又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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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鲍罗庭重新提到他的西北计划，但显然已有退却的意味。他说到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势力太大了，西北却是帝国主义势力所不及的地方。那里不会有像武汉这样的尖锐的社
会阶级矛盾，又接近苏俄和外蒙，便于获得援助，因而西北是最好的革命根据地。他当时所
提出的西北计划，其着眼点显系移到了陕甘一带，与在广东时所说到的沿京汉路北进，掩有
西北西南的大西北主义是有分别的。这自然也有寄希望于冯玉祥之意。谁知天下事真是不可
逆料，后来冯玉祥除了供给他个人假道返回苏俄的便利而外，竟做了摧毁武汉的帮凶。
①谭平山是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自俄返抵广州，再转道来武汉的。
②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的那一天到了三十三人，由谭延辏沃飨！ �
③何其缓在三月十一日当选为商民部长，继于三月十七日（即三中全会闭幕之日）被会议罢职，改选王
法勤继任。
④这个决议原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之《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九号第九十一页。
⑤蒋百里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学家，曾任保定军校及陆军大学校长。其生平事迹可参阅陶菊隐著《蒋
百里先生传》—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初版。
⑥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南北各大报及通讯社均盛传蒋与奉张妥协的事，奔走其间的主要人物，蒋方为李
石曾，奉方为杨宇霆。当时，彭述之曾搜集南北各大报所载这类消息，汇集起来写了一篇为《南北妥协问题》
的文章，登载《向导》第一九一期。此外，梁士贻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曾与英驻华公使 Sir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谈话，也曾说到这件事—见《梁燕孙年谱》下册，第五〇二页至第五〇六页。
⑦一九一二七年初吴铁城由南昌赴日本，向日本币原外相有所活动，又戴季陶也于二月间奉蒋命赴日，
而日本的清浦佐分利等则仆仆风尘于南昌广州之间，并公开对记者发表谈话，声言日本与中国南方稳健分子
已有相当的谅解。
⑧据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上册，第九十页，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民国四十一年初版）说，
蒋抵上海后，商人与银行家多愿支持清共，一个三百万元的借款旋即成立，以供蒋的迫切需要。
⑨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暴动的详情，可参看瞿景白作《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及施英作《上海工人第二次
起义》、《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三文，载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
动》，一九五四年第一版。
⑩汪精卫抵港后与蒋、吴、李、蔡等协商情形，汪精卫在广州中山大学所作《武汉分共的经过》的讲演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中有相当详细的叙述，可供参考，原讲词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贡献
旬刊》第一期第三页至第十三页。
⑾上海清党时蒋突令其亲信刘峙继薛岳任第一师师长。
⑿“四？一二”收缴工人武装及翌日屠杀工人的经过，上海总工会将经过实情，汇编了《四？一二大屠
杀纪实》一文（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九一页至第五三三页），可以参阅。
⒀陈立夫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一次会议上追述清党的一幕。他说到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
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他的办法是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
要他们相互打起来，这样站左边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陈立夫的这些话当系事实。但当时站在左边的不一
定是中共党员，站在右边的也不一定没有左倾分子。还有不少徘徊于左右之间，红帽子便被戴上了。
第四章 农民运动
武汉时期，中共在农村中的活动，是自下而上的，燃起了农民斗争的烈火，其中以湖南
的火势为最猛烈。中共因为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在发动之初，领导的步骤颇不一致，
运动开展以后，也无力予以控制。因而农民运动，竟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证券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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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要因素。
中共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点，并不在农民斗争应采取激进或缓进方式的问题，而是
农民运动发动后如何维系国共合作的问题。如果中共坚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特别是
要维持反蒋阵线，支持武汉左派政府，就应该将农民斗争，局限在组成武汉阵营的主要势力
所容许的范围以内。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中共就应如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一样，建立工农苏维
埃政权。当时共方—从莫斯科到中共各级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大都支持前者。不过有
的主张纠正这一运动的过激行动，以维系武汉的阵营；有的认为不算过激，对国共合作不会
有重大的妨碍。
所谓农民运动过激，本是指农民运动发生了左倾的蛮干行为而言的，可是当时这个名词
的含义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