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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

我的回忆-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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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是由我与周恩来叶挺三人和他在叶挺师部接谈的。蔡初到叶挺师部时,大概因没有参预 
这次暴动的密谋,神色显得有点慌张,我因与蔡不熟,一直没有多发言。只由恩来对他说了 
一篇南昌暴动的大道理,叶挺也以老战友的资格,从旁向他说:高佬!就这么干吧!蔡低头 
踌躇一下之后,即表示一切愿听指挥。这一幕过后,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多数委员,都对 
蔡有些不放心,主张应派得力的人员去控制第十师。独周恩来认为不应对蔡表示不信任。因 
此委蔡为参谋团的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左翼总指挥,并且命令他单独循进贤一路南下, 
即对范孟声等同志,周只嘱咐他们听从蔡廷锴的指挥,并没有要他们提高警觉。如今,蔡竟 
叛变了,而且范孟声等同志又因而被害,周对于自己事先的疏于防范,当然有内疚之感。 

    我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和意见之后,心中难过,踌躇了一阵才对他说:现在事已至此,是 
无法挽救的了。看来,蔡廷锴拖着队伍往东走,还没有与我们敌对的意思,他既怀异心,即 
使和我们一同到了东江,在紧要关头再来一个拆台,岂不更糟。我们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处理, 
显然是太大意了。应当视为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件事如果公布出来,将会动摇军心,还不如 
不公布的好。在此紧急时期,你也不要灰心,不要提出引咎辞职这一类的话,还是咬紧牙根 
的干下去吧!周恩来听了我的话,似乎有多种感触而不得不表示继续勉为其难。不过,我们 
也就失去了最有战斗力的一师了。 

    我军失去蔡廷锴师之后,连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在内,人数不过二万五千人左右,枪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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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万三千支。我们行军所经过的赣东地区,中共的地方工作还很薄弱,军队又缺少现金来 
购办粮食和必需品。原有的地方政府,都已预先奉到朱培德的命令逃避一空,沿途的人民, 
多数藏躲起来,避免兵灾。因此,地方民众工作和建立地方政权工作,都无法进行。而且, 
不得不沿途向大户征发粮食,这样,军纪自然也就随着堕落下去,军队中落伍的,患疟疾的, 
逐日的增加,这种种困难,都非一时所能克服。 

    朱德所统率的所谓第九军,是一支特别的队伍。朱德在暴动后曾担任南昌公安局长,从 
南昌出发的时候,他的第九军共有一千多人,其中包括第三军教导团的一部(大都已逃亡), 
南昌市的一部分警察,和他从南昌各机关临时所收集的武装与非武装的人员,此外还有一些 
运输伕。因为朱德对江西情形较熟悉,同行的各机构各部队,都向他要运输伕,因此第九军 
老是被派去担任打前站与征发粮食民伕等杂务工作。他的部队,逃亡的最多,到达抚州的时 
候,所剩余的员兵,已不过三四百人,到达瑞金时,只剩下一百多人了。不几天,这一百多 
人就被改编到其他部队中去,所谓第九军这一番号,从此便不存在了。我是经常与朱德保持 
接触的,他那时对于他的所谓第九军,老是愁眉不展,认为毫无办法。 

    八月二十日左右,我军在会昌与敌军钱大钧师发生激战,结果,钱部败退筠门岭。当我 
们行进到瑞金的壬田市时,即与钱部先行部队遭遇接触,我军迅即攻击前进占领瑞金城,积 
极备战。据当时所知的敌情,除钱大钧师集结在瑞金以南九十华里之会昌外,敌军黄绍雄部, 
还在寻邬一带地区,距会昌尚远。他们都负有阻击我军南移的任务。因决定以各个击破的策 
略,先行打击钱大钧部。 

    这一战役,是有“刘伯温”之称的参谋长刘伯诚第一次表现他的军事天才。他的作战计 
划是由贺龙的二十军任正面,叶挺的第十一军,由右翼施行侧面包抄。但他却曾发生一个时 
间上不准确的失算。瑞金距会昌沿正面的大路行进,只九十华里,沿右翼的小路抄近,预计 
为一百一十里。因为小路的里程计算不精确,实际超过一百五十里,因此,当贺龙部的周逸 
群师正面与敌军恶战而败退下来,任总预备队的贺部第一第二两师,不得不增援卷入战斗的 
时候,右翼的包抄部队,竟还没有赶到战斗阵地。敌军因为在抑制了贺龙部之后,抽调正面 
部队以加强左翼力量,经过叶挺部竟日的恶战,才在会昌城附近将钱部击溃并占领会昌城, 
钱部乃狼狈败退会昌南面九十华里的筠门岭。我方也因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追击。 

    参加这次战役的陈赓,曾向我描述这一战役的经过。陈赓那时任参谋团的参谋,他曾向 
我指出,叶挺的第十一军和钱大钧部的战斗,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恶战,比他两次参加东江 
战役的战况还要激烈。尤其是在会昌城下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 
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许多是儿童时的好朋友;他们在黄埔时,或者是同队 
同班,在军队时或者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浑名对骂。那边骂这边: 
 “中共为甚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甚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 
面像疯狗一样的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他在前线目击这种情形,也为之心酸。 
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们往前冲锋。 

    陈赓讲述了这些经过之后,曾有这样的感慨:看来,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竟使许多老 
战友对杀起来。钱部那些黄埔同学,在战场上作战的那种坚决精神,是中了反革命的毒太深 
了,加上国共之间无法破除的成见,我们如果要获得胜利,专凭硬打还是不够的。他的这种 
描述和感慨,可以说是国共第一次战争的真实写照。 

    贺龙在会昌战役后,便正式加入中共为党员了。他本人与中共合作,没有发生过甚么破 
绽。但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的。他有四人抬的 
轿子,经常养着十几个人的轿伕班,还有中西厨房,每天到了宿营地时,都要像宴会似的大 
吃大喝一顿,他自己与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和叶挺等,没有深厚的交谊,他的第一师长贺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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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是他的兄弟,第二师长秦光远是他的亲戚,这些人,都是他干土匪时的老部属。贺龙的部 
队,纪律不好,有点土匪的作风,与叶挺的第十一军相处得不算融洽。第十一军的官兵们, 
暗中常要骂他们一两句“土匪”。 

    因此,中共的要人们,一面对贺龙的合作表示敬佩,一面又深恐因合作的不够圆满而发 
生甚么事故。甚至有人这么说:要注意啊!如果情势不好,贺龙是可以拖着他的部队干他原 
有生涯的呵!因而为了与贺龙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中共的要人们,常到他的总部去,吃他一 
顿那时不易享受到的好东西,并且与他闲谈一阵,用意是设法影响他。我也是常到他总部中 
去的一个,常常在他那里吃饭谈天。 

    有一次,贺龙和他的座上客人们,谈到他做土匪的故事时,曾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 
得意洋洋的说到,做土匪么!是要工于心计的,主要是机警。他做土匪的时候,手枪从不离 
身,睡觉也要摆在枕头边,因此养成习惯,即使在睡梦中,偶一听到响动,也不自觉的便会 
拔出枪来。他带着部队行军的时候,老是防人暗算,经常采取神出鬼没的行动,使人不知究 
竟。他与其他部队合作的时候,也无非是利害关系的结合,谨防上别人的当。他在川黔湘鄂 
边一带多年,那一个有实力,他就与那一个合作。一声不对,拔脚一跑了事,或者踩人家的 
尾子,抄人家的后路。这种事,他都做过不知多少次。这一席话,曾使在座者听来为之毛骨 
悚然。 

    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 
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 
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贺龙的种种观念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土匪军阀哲 
学,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中颇为流行的流寇主义。当过大兵的毛泽东也当深得其中三昧。 
而且他的游击主义就是以流寇主义为起点的。 

    会昌战役以后,周恩来、周逸群两人,便提出了贺龙入党的问题。他们的理由是:贺龙 
自南昌暴动到会昌战役,都表现了真诚合作的精神,而且,他本人业已提出这种要求,如果 
置之不理,将引起他的不安。前敌委员会因而一致同意他们的提议。但在当时一般同志的心 
目中,贺龙显得是一个特殊党员,为了军事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准其入党。 

    我军在会昌战役胜利后,集结瑞金附近一带休息的时候,贺龙的入党仪式,便在瑞金举 
行了。这次的仪式,是由我主持的。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 
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则誓言愿一一遵守,努力作一个忠实党员。接着由谭平山、周恩来、 
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向他表示祝贺与欢迎的意思。仪式举行时,贺龙的情绪颇为紧张,似 
乎他还不明白他要接受一些甚么约束。仪式结束后我们相互恳谈,他曾表示,加入共产党的 
手续并不严格,还不如加入土匪队伍和哥老会的纪律那么森严。我曾向他指出:土匪、哥老 
会,是专靠森严的纪律来维持他们的团结的,加入中共为党员,则须心甘情愿的信仰主义和 
执行决议,以信仰为主,以纪律为辅,纪律虽不繁琐,但均须严格遵守,不能视同具文。 
后来南昌暴动完全失败以后,贺龙这位新党员,流亡到上海,中共曾给以优异的待遇,并指 
派同志,每日向他实施共产主义的教育,贺龙经历了这些薰陶,也就渐渐的布尔雪维克化起 
来了。这就是一个著名的“山大王”转变为共产党员的简单过程。 

    军事行动路线的决定,是根据多种因素的。往往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因素,也会影响决 
定。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大钧残部进 
攻,经浔邬占领梅县一带地区;第二,即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 
江地区;第三,经长汀、上杭、大埔直趋潮汕。惟会昌战役中,曾有四百多个伤兵,要用担 
架抬走,我们不愿将他们弃置于当地。据在长汀方面活动的部队报告,福建境内与江西境内 
的情况,显然不同。江西方面因人民逃亡,运输伕不易获得,福建方面则正相反。长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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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认为运输伕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可以将伤病兵用木船装载顺韩江转往潮汕,并已 
征集了千余大脚妇女,担任担架运输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源源到达瑞金时,使我们大为 
兴奋。因此,就决定采取了第三个军事行动方案,我军在瑞金停留了约两个星期,全部越过 
了赣闽边界,向长汀地区进发。 

    中共初期的军事行动,相当幼稚。军事的情报工作,也做得不够,对于敌军的分布和动 
向,非常模糊。本身部队内部的组织和联系,也不健全,政治工作,相当空洞。军事首脑们, 
颇以革命委员会机构的拖累,影响行军速度为苦。因此,自瑞金经长汀、上杭,向潮汕进发 
时,便决定分三批行进。首批是集中最大的兵力,乘潮汕一带空虚,兼程急进,律迅速予以 
占领,次则是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赓续前进,再次是由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立三负责搬运伤病 
兵,并由周士第率领一营人为后卫掩护队。这样,整个部队,拉成一条很长的行进线,先锋 
已到了潮汕,而后卫却还在长汀上杭一带。 

    我们沿途所发生的花花絮絮,不胜枚举,我简略的举几件事例,便可以说明当时的现象。 
当时行军的速度,不算很快,然而已使部队疲乏不堪,特别是一般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显 
得垂头丧气。振作士气的政治宣传工作,无法进行,负这一方面责任的恽代英常埋怨说:一 
般干部,走路累得要死,还有甚么气力“卖膏药”?沿途占住民房、拉伕、证粮,弄得老百 
姓鸡飞狗走,宣传又有甚么效力呢?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就不振作,怎么还能振作士气呢 
了因此,他决定以身作则,光着头,赤着脚,在酷烈的太阳下前进。他的换洗衣服已丢 
掉了,身上穿的一套粗布军衣,弄得污秽破烂不堪,肩上搭着一条供各种用途的长布手巾, 
满身晒脱了皮,又黑又瘦,任何人看到他,都要叫他一声“甘地”,他这种作风,当然也有不 
少的追随者。这使一般士兵们大受感动,往往有人惊叹:“那些大委员们,比我们更能吃苦 
些”这就是当时最显著的政治工作。 

    我所率领的工农委员会,是一个约四十人的组织,行军中每天忙着安排住所,自行警戒 
和了解情况诸事,一直没有时间和精神来举行会议,草拟办法,实施组织工农与建立地方政 
权等等工作。当我们大队行进到宁都附近一个宿营的村庄时,我的工农委员会驻扎在一所单 
独的大地主庄院中。彭湃在庄院内发现了一个可疑的青年人,而和他攀谈,用反间的办法去 
套取他的实情。那位知识青年,竟中了彭湃的计;带彭到一个山岗上的树林深处,与他四个 
同党会面,其中较老练的一个,宣称他慰AB  团“④,并对彭湃加以盘问。结果,彭湃出其 
不意的拔出手枪来,将这五个人制服了,并收缴了他们身上所藏的短枪。他们原拟约集二三 
十人来夜袭我们住所的计谋,因此也被打破了。这件事,可以表现国共初期的斗争情形,“AB 
团”这个名词,从此也就深深印入了我们的脑海中。 

    当我们乘船由长汀向上杭出发的时候,我们没有征集当地船伕,也未问明河流和当地的 
情况;有几位委员,有过驾船的经验,便租了两只船,自行驾驶,顺流而下。谁知驶行不远, 
河流非常险急,河中到处横亘着无数的大石,这两只船挣扎前进,桨篙工具,陆续损毁,驾 
驶的人纷纷落水,幸水浅而不致丧生。最后我的船上一位撑竿能手,也被抛落水,险状百出。 
这样走了约六十华里,到了实在无法再行的时候,只好弃舟登陆,步行前进。可是,登岸后, 
又走到了一片荒凉毫无人烟的区域。 

    我们这一支又累又饿的农工委员会队伍,循着山洞小路前进,走到天已深黑了,还找不 
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十时左右,才在路上遇到几个行人。他们用很难听得懂的福建话告诉我 
们,前面是武平县附近的一个市镇,武平县和这个市镇,都被土匪占领了,他们是逃难走出 
来的。幸亏我们队伍里,有人懂得闽南话,担任传译,我们才明白了他们的语意。才知道我 
们竟走到土匪窝里来了。他们曾警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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