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8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一点，认为是最大的失算。　

　　　　他严厉批评盲动主义的错误，要求这次大会予以纠正。但他毕竟不愿中共受到更大的震　
荡，多少采取和事老的态度，号召中共党员在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之下团结起来。　

　　　　他极力说明反帝国主义的重要。他认为日本有瓜分中国的野心，而且，太平洋将有瓜分　
中国的帝国主义大战发生；因此，争取中国的独立，还是中国革命者主要的任务。由此出发，　
他认为中共将来还要与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帝联合战线。甚至认为将来中国革命政权可　
能由中共和谭平山这一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平分职掌。他不主张过份强调反富农，他的这种　
主张，甚有先见之明，后来却被斯大林派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　

　　　　继布哈林之后，是瞿秋白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花了很多时间谈国共合作时期的故事。　
他批评陈独秀虽然赞成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但放弃领导权的争取，甘心做国民党的尾巴。　
又指我一贯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不敢去和国民党争革命领导，同样是右倾机会主　
义。只有他自己自命能正确的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赞成加入国民党去积极争取中国国民革　
命的领导权。但他的论据，除了引证一些列宁的话以外，究竟不能指出若干显明的历史事实，　
来证明他的立场完全正确。而且他并没有着重表示如何改正盲动主义的错误和明确表示中共　
今后应取的方针，因此，他的报告曾引起多数代表的不满。　

　　　　　　　　　　　　　　　　　　　　　　　　　　　　　　　　　　　143／185　

…　Page　295…

　　　　　　　　　　　　　　　　　　　　　　　　　　　　　　　《我的回忆》第二册　　

　　　　大会讨论这些报告将告结束时，瞿秋白提出了各组审查委员会的名单，负审查各种报告　
和提案，以及起草决议之责，再提交大会批准。由于许多代表不满意他所提出来的名单，认　
为各名单中没有适当的包括反对方面的同志，曾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大会否决了他所提出的　
名单。这件事使瞿秋白认为是大会对他的不信任，因而退出会场，向共产国际求援。结果，　
共产国际派来四位年老资深的委员，半用压力半用调解的方式，才将名单予以适当的修改通　
过。　

　　　　代表们在主张上，大致有这么一种分野，瞿秋白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坚持八七会议以后　
的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王若飞、汪泽恺这两位与陈独秀关系较密切的人物，严格批评瞿秋白　
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在这两种极端主张之中，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等，主张维持瞿秋　
白中央的领导，但须纠正错误，我和蔡和森、项英、罗章龙、王仲一等，主张瞿秋白应彻底　
改正错误，才能继续在中央工作。　

　　　　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之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　
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产国际的　
名义，在那里施用压力。他曾约我恳谈，开门见山的向我说，共产国际希望我和瞿秋白能化　
除成见，互相合作。我表示，只要瞿秋白能纠正错误，合作当无问题。他进而探询，是否这　
种合作带有勉强性质。我曾指着案上一个磁茶杯说：就像这个茶杯，被打成几片，虽然可以　
补起来，究竟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也希望以后再不会有人将它打碎。米夫回答说：共产　
党的组织，究竟不好比作一个茶杯，因为它是有机的东西，共产国际自信有力量领导中国同　
志，改正错误，并使他们团结合作，只要你答应，我就可以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中间已获得　
谅解。我觉得他的话涵有强制的气味，因而表示我尊重共产国际的裁处。他似向瞿秋白也同　
样表示过，也收到同样的效果。　

　　　　米夫的横加干涉似是过份了，也把事情弄糟了。我与瞿秋白之间的意见虽极参差，但经　
过争论，各自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和取决于多数，也许事情的解决要自然些。米夫似乎有　
一种印象，觉得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共产国际或其代理人都错了，抑或这个或那个中共　
领导者错了，都不易弄得清楚，因而只有由共产国际来强制裁处。这样做的结果，显然会使　
争端的解决，不能达到水到渠成的顺利效果。各人都觉得受了委曲，而且会埋怨米夫的多事。，　
因此，在大会期内，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　

　　　　陈绍禹、沈泽民等在大会中的举动，也不利于米夫。这些中大学生，被认为是米夫派，　
在大会里任翻译等工作；他们是后进同志，大多自命不凡。听了一些代表互相指摘的言论，　
不免对于原有领导人物，意存轻视。他们听了瞿秋白那种“半罐水”的马列理论，往往在那　
里暗中窃笑；觉得自己比他们的前辈懂得更多。对于有些代表，若干不能自圆其说的发言，　
他们又认为过于缺乏理论。他们表示既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　
似乎今后党的重任要由他们来负担了。这一切的一切，都被认为米夫是在那里培养干部，来　
打击我们这些原有的领导人物。　

　　　　向忠发在大会上的活动，也是令人侧目，这位在武汉时期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　
忠发，于一九二七年武汉分裂后，来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被共产国际视　
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他也一切听从米夫的摆布。因此，他的身价与时俱增，也学会了一　
些马列主义的口头禅。在这次大会中，米夫与陈绍禹等，便将他当作一张王牌，来批评我们　
的错误。他也当仁不让的以陈独秀的继任者自居，摆出一副比陈独秀还要严厉的家长面孔，　
往往在大会中高声责骂这个或那个同志，三句话便不离“这是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其实，　
他并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有点江湖气，与他共过事的李立三项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细，　
不免暗笑他的那种扮演。我们多数人总觉得他不能负起领导的重任，也讨厌他的“米夫味”，　

　　　　　　　　　　　　　　　　　　　　　　　　　　　　　　　　　　　144／185　

…　Page　296…

　　　　　　　　　　　　　　　　　　　　　　　　　　　　　　　《我的回忆》第二册　　

但因中共缺乏领导重心，而又没有其他适当的人来充当，只好暂时容忍。　

　　　　这次大会虽有许多不协调的因素，但毕竟在共产国际强力领导下进行，不能没有冠冕堂　
皇的交代。因此决议倒是洋洋大观，也曾被人据以宣称是一次最有成效的大会。但细按那些　
决议的内容，有些地方混淆不清，首尾不能相顾，甚至埋下了一些暗礁。　

　　　　这次大会首先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在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共的基本　
方针究竟应如何，实在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大会根据布哈林的报告，规定“中国革命现　
在的阶段，乃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革命，具有两大任务：“第一，驱逐帝国主义　
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第二，彻底的平民式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　
①”大会认为：“以上两项任务，虽然没有走出资产阶级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但须由无产阶　
级领导广大工农两大革命动力，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用武装暴动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　
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和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开辟中国革命向非　
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前途进展。②”这个公式，后来就成为毛泽东的所谓“新民主主　
义”的蓝本。　

　　　　这次大会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并指出“中国现在并没有甚么革命高潮。因而党　
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③”大会认为：在城市中，主要应进行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作，和领　
导反帝运动，在农村中应利用尚保存着的苏维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红军，依据革命情形的发　
展，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制定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　
分配给穷苦农民的《农民土地决议》等等。　

　　　　中国苏维埃—即工农民主独裁—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公式，在这次大会的决议文中，　
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决议案中说：“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　
同时又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这显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会的演说中着重指　
出：日本在济南出兵，采用暴力侵略，中国有被瓜分或爆发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在　
将来剧烈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中，中共有与谭平山这类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可能。这个与“工　
农民权独裁”，显然不同的“联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决议，但也没有人批驳过。这个重　
要的论断被忽略了，是这次大会最大的失败，也是斯大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个恶果。决议文　
中还进而武断地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　
以前是削弱并动摇军阀制度的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　
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后来的抗日战争这个事实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于当时托洛斯基主张中共不应搞苏维埃，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力争民主之说，更没有　
讨论过。因此大会决议并没有证明中共此后非走苏维埃道路不可，也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发展　
前途。　

　　　　苏维埃这个公式似是既成事实，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国民党左派政权这个政治斗争目　
标，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又树起了苏维埃这面旗帜。而且，没有人愿意出面抹煞这个既成　
事实，发动从新检讨的讨论，因此，讨论的重心就转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发展前途。　
即是说，这次大会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农村苏维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发展。　

　　　　斯大林在回答中国农村苏维埃存在的意义时，曾说过一些有趣的话。在这次代表大会前，　
据说斯大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情势下，许多中共党员跑到偏僻的农村去，组织　
农村苏维埃和从事农民武装是有好处的，即是较易于保存一部份干部和一部份实力。不久斯　
大林又补充说，中国不统一，而交通又极不发达，苏维埃和红军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　
四川的刘存厚，帝制余孽，守旧的军阀，弄到形单势孤，还能凭藉少数兵力在四川绥定地区　
盘据了十几年直到现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从斯大林这些话看来，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苏　
维埃运动之缺乏信心，简直是近于悲观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孙中山曾据广东一隅反抗北京，　

　　　　　　　　　　　　　　　　　　　　　　　　　　　　　　　　　　　145／185　

…　Page　297…

　　　　　　　　　　　　　　　　　　　　　　　　　　　　　　《我的回忆》第二册　　

甚至没有提到其他许多割据称雄的事例，却举刘存厚处在极偏僻地区的最反动割据以为例，　
实在耐人寻味。　

　　　　　“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句口号似是万应灵药。因为这个新名词第，可以挡住“割地自　
雄”、“反动割据”和“分裂国土”这一类的指责，再则它可以随意解释，便于盲动主义者和　
斯大林的徒子徒孙们—米夫派—乘机走私，以图近功。这句口号，在这次大会中讨论得极多，　
瞿秋白曾利用这句口号，多方掩饰他的盲动主义，似乎不管革命形势是否高涨，只须利用国　
民党内部的混乱和军阀战争，就可在乡村大搞苏维埃，并把这些散处各乡村苏维埃集合起来　
包围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端么？米夫和他的门徒们表面虽不多说，心目中　
总以为中国土地革命涵藏着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凭此找出中国革命的捷径。因此，后来　
特别强调巩固苏维埃区域，和积极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组成，也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具体　
表现。我对上述观念批评最多，一直坚持土地革命须与反帝相配合，如果没有全国革命形势　
的高涨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大会的决议文虽将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革命军，看作是农民斗争，　
也并不将他看作革命政权，还警告不可对它估价过高，因为它的力量还很小。但在另一方面，　
这决议文却判定：“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是　
革命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根据这个假定又进而说到：“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　
表会议的宣传口号，将要如何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这些论断便是后来整个苏维埃运动的理　
论根据。由于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拟决议文时上下其手，这次大会没有扭转忽视反帝的倾向，　
特别漠视日本侵略的危险；更抹杀了国民党反日本侵略和作为民族派的积极效能；又夸大了　
土地改革的作用，错误地移植了苏维埃这个政权公式，因而先后酿成了中共内部许多纠纷。　
例如立三盲动路线，米夫、王明的苏维埃路线，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和我自己对中共中央的反　
抗等等。　

　　　　除以上说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会另一个重要表演，是促进了党的团结云云。但这只是　
表面的文章。我们一致通过了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除陈独秀因未到会落选外，中央委　
员包括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项英、顾顺章、邓中夏、罗章　
龙、毛泽东、任弼时、卢福坦、陈潭秋、彭湃、蔡畅、王仲一等，尚有候补委员李维汉、罗　
登贤、王若飞、邓颖超、余飞等。　

　　　　大会闭幕后，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新的政治局：布哈林、米夫等人，　
认为这是一件大事，都亲身出席参加。当组织新政治局议案提出时，有一位委员首先表示：　
　“应淘汰原有的政治局委员，另行选举新人参加。”他的理由是：“旧有委员都犯有严重错误，　
而且彼此不和洽。”布哈林起而回答说：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除没有　
参加大会的人（按即指陈独秀），只好置之不论外，其余的都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他并且极诚　
恳的表示：如果没有原有政治局委员参加，或者没有反对过去中央的人参加，都不能组成一　
个有力的政治局。米夫跟着不加说明的就提出了一张七人的名单，即：向忠发、瞿秋白、张　
国焘、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七人。这个名单就在各个委员不愿引起新的辩论的　
情形下，无异议的通过了。　

　　　　米夫接着表示：这个新政治局的委员提名，是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而决定的。现在既　
已通过，共产国际表示非常欣慰，按照中共的成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提名，应由上　
届中央政治局提供出来。这次由共产国际直接提出，当然含有否定瞿秋白中央的意义在内。　
米夫看见进行的情形颇为顺利，因而进一步提议说，共产国际认为最好由向忠发同志任书记，　
瞿秋白张国焘两同志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李立三同志任组织，蔡和森同　
志任宣传，周恩来同志任军事，项英同志任工运。米夫这个提议，也迅即获得一致通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