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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

我的回忆-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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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认为是最大的失算。 

    他严厉批评盲动主义的错误,要求这次大会予以纠正。但他毕竟不愿中共受到更大的震 
荡,多少采取和事老的态度,号召中共党员在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之下团结起来。 

    他极力说明反帝国主义的重要。他认为日本有瓜分中国的野心,而且,太平洋将有瓜分 
中国的帝国主义大战发生;因此,争取中国的独立,还是中国革命者主要的任务。由此出发, 
他认为中共将来还要与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帝联合战线。甚至认为将来中国革命政权可 
能由中共和谭平山这一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平分职掌。他不主张过份强调反富农,他的这种 
主张,甚有先见之明,后来却被斯大林派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 

    继布哈林之后,是瞿秋白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花了很多时间谈国共合作时期的故事。 
他批评陈独秀虽然赞成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但放弃领导权的争取,甘心做国民党的尾巴。 
又指我一贯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不敢去和国民党争革命领导,同样是右倾机会主 
义。只有他自己自命能正确的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赞成加入国民党去积极争取中国国民革 
命的领导权。但他的论据,除了引证一些列宁的话以外,究竟不能指出若干显明的历史事实, 
来证明他的立场完全正确。而且他并没有着重表示如何改正盲动主义的错误和明确表示中共 
今后应取的方针,因此,他的报告曾引起多数代表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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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讨论这些报告将告结束时,瞿秋白提出了各组审查委员会的名单,负审查各种报告 
和提案,以及起草决议之责,再提交大会批准。由于许多代表不满意他所提出来的名单,认 
为各名单中没有适当的包括反对方面的同志,曾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大会否决了他所提出的 
名单。这件事使瞿秋白认为是大会对他的不信任,因而退出会场,向共产国际求援。结果, 
共产国际派来四位年老资深的委员,半用压力半用调解的方式,才将名单予以适当的修改通 
过。 

    代表们在主张上,大致有这么一种分野,瞿秋白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坚持八七会议以后 
的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王若飞、汪泽恺这两位与陈独秀关系较密切的人物,严格批评瞿秋白 
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在这两种极端主张之中,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等,主张维持瞿秋 
白中央的领导,但须纠正错误,我和蔡和森、项英、罗章龙、王仲一等,主张瞿秋白应彻底 
改正错误,才能继续在中央工作。 

    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之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 
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产国际的 
名义,在那里施用压力。他曾约我恳谈,开门见山的向我说,共产国际希望我和瞿秋白能化 
除成见,互相合作。我表示,只要瞿秋白能纠正错误,合作当无问题。他进而探询,是否这 
种合作带有勉强性质。我曾指着案上一个磁茶杯说:就像这个茶杯,被打成几片,虽然可以 
补起来,究竟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也希望以后再不会有人将它打碎。米夫回答说:共产 
党的组织,究竟不好比作一个茶杯,因为它是有机的东西,共产国际自信有力量领导中国同 
志,改正错误,并使他们团结合作,只要你答应,我就可以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中间已获得 
谅解。我觉得他的话涵有强制的气味,因而表示我尊重共产国际的裁处。他似向瞿秋白也同 
样表示过,也收到同样的效果。 

    米夫的横加干涉似是过份了,也把事情弄糟了。我与瞿秋白之间的意见虽极参差,但经 
过争论,各自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和取决于多数,也许事情的解决要自然些。米夫似乎有 
一种印象,觉得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共产国际或其代理人都错了,抑或这个或那个中共 
领导者错了,都不易弄得清楚,因而只有由共产国际来强制裁处。这样做的结果,显然会使 
争端的解决,不能达到水到渠成的顺利效果。各人都觉得受了委曲,而且会埋怨米夫的多事。, 
因此,在大会期内,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 

    陈绍禹、沈泽民等在大会中的举动,也不利于米夫。这些中大学生,被认为是米夫派, 
在大会里任翻译等工作;他们是后进同志,大多自命不凡。听了一些代表互相指摘的言论, 
不免对于原有领导人物,意存轻视。他们听了瞿秋白那种“半罐水”的马列理论,往往在那 
里暗中窃笑;觉得自己比他们的前辈懂得更多。对于有些代表,若干不能自圆其说的发言, 
他们又认为过于缺乏理论。他们表示既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 
似乎今后党的重任要由他们来负担了。这一切的一切,都被认为米夫是在那里培养干部,来 
打击我们这些原有的领导人物。 

    向忠发在大会上的活动,也是令人侧目,这位在武汉时期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 
忠发,于一九二七年武汉分裂后,来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被共产国际视 
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他也一切听从米夫的摆布。因此,他的身价与时俱增,也学会了一 
些马列主义的口头禅。在这次大会中,米夫与陈绍禹等,便将他当作一张王牌,来批评我们 
的错误。他也当仁不让的以陈独秀的继任者自居,摆出一副比陈独秀还要严厉的家长面孔, 
往往在大会中高声责骂这个或那个同志,三句话便不离“这是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其实, 
他并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有点江湖气,与他共过事的李立三项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细, 
不免暗笑他的那种扮演。我们多数人总觉得他不能负起领导的重任,也讨厌他的“米夫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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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中共缺乏领导重心,而又没有其他适当的人来充当,只好暂时容忍。 

    这次大会虽有许多不协调的因素,但毕竟在共产国际强力领导下进行,不能没有冠冕堂 
皇的交代。因此决议倒是洋洋大观,也曾被人据以宣称是一次最有成效的大会。但细按那些 
决议的内容,有些地方混淆不清,首尾不能相顾,甚至埋下了一些暗礁。 

    这次大会首先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在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共的基本 
方针究竟应如何,实在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大会根据布哈林的报告,规定“中国革命现 
在的阶段,乃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革命,具有两大任务:“第一,驱逐帝国主义 
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第二,彻底的平民式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 
①”大会认为:“以上两项任务,虽然没有走出资产阶级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但须由无产阶 
级领导广大工农两大革命动力,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用武装暴动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 
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和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开辟中国革命向非 
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前途进展。②”这个公式,后来就成为毛泽东的所谓“新民主主 
义”的蓝本。 

    这次大会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并指出“中国现在并没有甚么革命高潮。因而党 
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③”大会认为:在城市中,主要应进行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作,和领 
导反帝运动,在农村中应利用尚保存着的苏维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红军,依据革命情形的发 
展,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制定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 
分配给穷苦农民的《农民土地决议》等等。 

    中国苏维埃—即工农民主独裁—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公式,在这次大会的决议文中, 
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决议案中说:“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 
同时又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这显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会的演说中着重指 
出:日本在济南出兵,采用暴力侵略,中国有被瓜分或爆发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在 
将来剧烈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中,中共有与谭平山这类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可能。这个与“工 
农民权独裁”,显然不同的“联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决议,但也没有人批驳过。这个重 
要的论断被忽略了,是这次大会最大的失败,也是斯大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个恶果。决议文 
中还进而武断地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 
以前是削弱并动摇军阀制度的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 
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后来的抗日战争这个事实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于当时托洛斯基主张中共不应搞苏维埃,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力争民主之说,更没有 
讨论过。因此大会决议并没有证明中共此后非走苏维埃道路不可,也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发展 
前途。 

    苏维埃这个公式似是既成事实,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国民党左派政权这个政治斗争目 
标,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又树起了苏维埃这面旗帜。而且,没有人愿意出面抹煞这个既成 
事实,发动从新检讨的讨论,因此,讨论的重心就转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发展前途。 
即是说,这次大会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农村苏维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发展。 

    斯大林在回答中国农村苏维埃存在的意义时,曾说过一些有趣的话。在这次代表大会前, 
据说斯大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情势下,许多中共党员跑到偏僻的农村去,组织 
农村苏维埃和从事农民武装是有好处的,即是较易于保存一部份干部和一部份实力。不久斯 
大林又补充说,中国不统一,而交通又极不发达,苏维埃和红军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 
四川的刘存厚,帝制余孽,守旧的军阀,弄到形单势孤,还能凭藉少数兵力在四川绥定地区 
盘据了十几年直到现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从斯大林这些话看来,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苏 
维埃运动之缺乏信心,简直是近于悲观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孙中山曾据广东一隅反抗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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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没有提到其他许多割据称雄的事例,却举刘存厚处在极偏僻地区的最反动割据以为例, 
实在耐人寻味。 

     “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句口号似是万应灵药。因为这个新名词第,可以挡住“割地自 
雄”、“反动割据”和“分裂国土”这一类的指责,再则它可以随意解释,便于盲动主义者和 
斯大林的徒子徒孙们—米夫派—乘机走私,以图近功。这句口号,在这次大会中讨论得极多, 
瞿秋白曾利用这句口号,多方掩饰他的盲动主义,似乎不管革命形势是否高涨,只须利用国 
民党内部的混乱和军阀战争,就可在乡村大搞苏维埃,并把这些散处各乡村苏维埃集合起来 
包围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端么?米夫和他的门徒们表面虽不多说,心目中 
总以为中国土地革命涵藏着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凭此找出中国革命的捷径。因此,后来 
特别强调巩固苏维埃区域,和积极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组成,也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具体 
表现。我对上述观念批评最多,一直坚持土地革命须与反帝相配合,如果没有全国革命形势 
的高涨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大会的决议文虽将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革命军,看作是农民斗争, 
也并不将他看作革命政权,还警告不可对它估价过高,因为它的力量还很小。但在另一方面, 
这决议文却判定:“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是 
革命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根据这个假定又进而说到:“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 
表会议的宣传口号,将要如何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这些论断便是后来整个苏维埃运动的理 
论根据。由于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拟决议文时上下其手,这次大会没有扭转忽视反帝的倾向, 
特别漠视日本侵略的危险;更抹杀了国民党反日本侵略和作为民族派的积极效能;又夸大了 
土地改革的作用,错误地移植了苏维埃这个政权公式,因而先后酿成了中共内部许多纠纷。 
例如立三盲动路线,米夫、王明的苏维埃路线,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和我自己对中共中央的反 
抗等等。 

    除以上说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会另一个重要表演,是促进了党的团结云云。但这只是 
表面的文章。我们一致通过了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除陈独秀因未到会落选外,中央委 
员包括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项英、顾顺章、邓中夏、罗章 
龙、毛泽东、任弼时、卢福坦、陈潭秋、彭湃、蔡畅、王仲一等,尚有候补委员李维汉、罗 
登贤、王若飞、邓颖超、余飞等。 

    大会闭幕后,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新的政治局:布哈林、米夫等人, 
认为这是一件大事,都亲身出席参加。当组织新政治局议案提出时,有一位委员首先表示: 
 “应淘汰原有的政治局委员,另行选举新人参加。”他的理由是:“旧有委员都犯有严重错误, 
而且彼此不和洽。”布哈林起而回答说: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除没有 
参加大会的人(按即指陈独秀),只好置之不论外,其余的都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他并且极诚 
恳的表示:如果没有原有政治局委员参加,或者没有反对过去中央的人参加,都不能组成一 
个有力的政治局。米夫跟着不加说明的就提出了一张七人的名单,即:向忠发、瞿秋白、张 
国焘、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七人。这个名单就在各个委员不愿引起新的辩论的 
情形下,无异议的通过了。 

    米夫接着表示:这个新政治局的委员提名,是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而决定的。现在既 
已通过,共产国际表示非常欣慰,按照中共的成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提名,应由上 
届中央政治局提供出来。这次由共产国际直接提出,当然含有否定瞿秋白中央的意义在内。 
米夫看见进行的情形颇为顺利,因而进一步提议说,共产国际认为最好由向忠发同志任书记, 
瞿秋白张国焘两同志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李立三同志任组织,蔡和森同 
志任宣传,周恩来同志任军事,项英同志任工运。米夫这个提议,也迅即获得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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