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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

我的回忆-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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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要寻找出一个处理的方针。 

    柏耶金首先起而为学校当局辩护,发表一篇关于中大经历的报告。他大致认为学生成份 
复杂,中共又发生许多错误,乃为学校工作不易进行的主要原因。他说明学生和大多数知识 
分子,其中不少曾参加国民党,到国共分裂后才转到中共来的。学生们受过托派、陈独秀主 
义、盲动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学校当局与上述种种非布尔什维克 
思想作斗争是正确的。从前应当这样做,以后还是应当这样做。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即无产 
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斗争。既然是阶级斗争,那就是残酷的和长期的。也可以说明为甚么中 
大虽然调去了许多捣乱的学生,现在还有许多学生不满学校领导的原因。因此,除继续进行 
阶级斗争以外,实别无他法。米夫继柏耶金之后作简单的发言,表示完全支持柏耶金的说法。 

    我随即表示反对意见。我曾先批评所谓阶级斗争的说法,认为如果将阶级斗争广泛的在 
中大校内运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曾指明,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也具有急进的革命思想,应当予以争取。难道在莫斯科这个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争 
取他们吗?如果根本将他们看作异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学生不可,这岂不是教育的 
失败吗? 

    我接着又说明事态的真象。我表示:学校内可能仍有少数异己分子,但最大多数都是不 
满学校当局的措施的。我举出下列一些理由:第一、学校创设不久,设备不够完善。学校图 
书很少,懂俄文的学生更少,翻译人才又更少,受学生敬仰的教授也不多,因而很难满足学 
生的学习要求。第二、学校党的组织由俄国同志负书记的责任,语言不通,难于了解中国同 
志们的意见。支部局所信任的学生同志,多半是能说俄文的,或者是能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和 
俄共的政治路线的。但在一般学生们看来,就有不同的观感,他们观察同学主要是以在中国 
境内的艰苦工作中曾否有过表现为标准。他们常常这样说:某人只会说几句漂亮话,得到支 
部局的信任,在国内却从没有过工作表现;某人在国内曾出生入死做过许多令人敬佩的工作: 
现在却因稍有不满学校的表示,被学校当局认为是反党分子。第三、中国学生的一些不良习 
惯,是与中国的落后现状有关,如不爱清洁,不守公共秩序,不爱惜食物用品,爱闹小脾气, 
和对工人职员的态度不好等等。这些毛病是可以用耐心的教育方法来纠正的。第四、支部局 
似未注意到这些中国学生和学校的真实状况,据此以实施领导和教育;却笼统的偏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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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与学生们不能互相谅解。 

    那几位监察委员,对我这篇议论,曾喜形于色的表示赞许。他们根据所看到的材料,提 
出质询,表示与我有同样的看法。这使米夫与柏耶金面红耳赤,不快之极。这次会议,并没 
有作出结论,即由主席宣告下次再举行而散会了。 

    两个星期以后,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召集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米夫未到,却由柏耶 
金领着另一支部局委员秦邦宪来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后,即由秦邦宪起立用俄文发言。他的 
那篇冗长的俄文演说,是预先准备好的,说得相当流利熟练。他反击中共代表团对于中大事 
务的干预,特别指摘我个人。因为翻译的蹩脚,我并不能知道他说话的全部内容。但我所懂 
得的,是他在那里痛骂我为机会主义者,并坚持中大内部是阶级斗争之说。在他看来,我的 
机会主义妨碍了中大应有的正当斗争的发展。他这篇讲话,曾使一些监察委员为之摇头。 

    我听了他那番话,简直气极了。我声言现在是讨论中大的领导应采何种方针,而不是清 
算中共代表团或我个人,秦邦宪不仅转移了目标,而其所言又多系无根据的诽谤。这件事, 
是俄共党内一些权力主义者的恶劣作风的标准例子。米夫与柏耶金因为上次会议曾受到我的 
批评,似对他们的权位颇有影响,因此,他们放弃正面的答辩,却找出中国学生秦邦宪来攻 
击我。参加会议的几个监察委员,似以为会议这样发展下去,是不可以的,所以提早宣告停 
会。后来监察委员会再也没有找当事人参加,曾作成一个决议,批评中大领导方面的错误。 
监察委员会决议虽然拘束力较小,但对米夫来说,无异是重重的打了一记耳光。就因为这件 
事,我与米夫的关系,从此更加恶化了。 

    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为中大问题既然发生很大的隔阂,但彼此为中大学生的处理 
问题,仍须在一块儿商量解决。有一次,在共产国际中国部米夫的办公室内,他邀约我们这 
些中共代表和他一道开会,他提出一张十几个学生的名单,准备将他们送到西伯利亚的偏僻 
地点去作苦工,我立即起而表示抗议,认为将这些所谓不可靠的学生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 
究竟不是一个好办法。试想,将来许多留俄学生都在苏俄境内不知下落,他们国内的亲友将 
发生一些甚么样的感想?为甚么不将他们送回中国去,让他们在中国去表现。如果他们忠实 
于中国革命,自然很好;即使他们反动叛变了,在中国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增加几个反动 
分子,也不见得就是中共的致命伤。 

    米夫对于我的发言,似颇不快,但未表示意见。但后来米夫便再也不提出这类问题和我 
们商讨了。也许是共产国际的首脑们,为了不愿让苏俄多树敌,支持了我的主张之故,大部 
分的学生,后来都陆续被送回国;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的事件,相应减少。米夫这种将学生放 
逐到西伯利亚做苦工的政策,曾引起中国学生某种程度的恐怖感。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当时 
在一个军事学校就读;他几乎被这种斗争的空气吓得要发神经病。他从学校中逃出来,坐上 
西伯利亚的火车,企图私自回国,他走到中途,被当作逃兵拉回来了。按照当时的苏俄军纪, 
是要枪毙的。中共代表团曾向莫斯科的军事机构,表示屈武的逃亡,是出于对斗争的恐怖, 
希望从轻处理。后来,屈武曾被监禁多年,到抗战时才被释回国,现在居然成为中共政府的 
一位要员。 

    米夫对中大虽然采取高压政策,有的学生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有的学生被遣送回国; 
有的学生送到工厂去做工;但大部分留在学校内学生,仍然反对学校当局和支部局的领导, 
斗争没有一天停止过。真正支持米夫的学生,只有陈绍禹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③。其 
余一千多名学生,都是站在反对派方面。中共代表团内,对中共各项问题,意见并不相同, 
可是对米夫和中大,始终行动一致;这也许是米夫太过可恶了。一九二九年夏季,中大举行 
学年总结大会时,又爆发了代表团与米夫之间的一次大斗争。 

    这次学生大会,瞿秋白曾应邀参加发表演说,在多数学生反支部局领导的热烈气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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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演说,对支部局的领导也颇有批评。这次大会,僵持了三天,不能解决。瞿秋白有 
点着急了;他邀请代表团的人员举行会议,要求代表团对中大事件采取一致态度;并请我也 
到学生大会中发表同一论调的演说。我同意他和其他代表的主张,经过中大学生的邀请,我 
便出席去演说。 

    我这次演说,着重指斥支部局的领导,没有尊重中共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此,他们 
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斗争,没有顾到党内团结的需要。支部局方面没有与中共代表团取 
得必要的协调,大多数学生,向代表团陈述他们对学校不满的意见,不能认为不正当,支部 
局应采取团结最大多数同学的方针,不应压抑自我批评,造成党员中的分裂现象。我的演说, 
除了“二十八宿”以外,一致鼓掌拥护。大会的空气因而愈见激昂了。他们要求改组支部局, 
并通过一个决议,批评支部局过去工作方针的不对。 

    这次学生大会,曾使米夫与柏耶金等,大伤脑筋,共产国际的首脑们,那时似认为代表 
团与米夫两方面各有是非,因此,也就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米夫与柏耶金究竟颇有手腕, 
他们千方百计将俄共莫斯科市委下的区委会书记请出来了。那位区委书记参加大会的事是非 
常突然的。他是俄共一个土包子干部,不懂外国共党情况。从他的发言中,也表现出一种俄 
共的自大作风和权力观念。 

    他一开始就表示中共代表团干预中大的事,是侵犯了他的职权。他高声指斥中共过去犯 
过的错误;认为俄共帮助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来训练中国的青年,不能依照中共代表团的意 
旨行事。中共代表团出席学生大会演说,根本就是不应该的。他支持支部局的方针,认为大 
多数学生的不满是反党行为,他径直指出我的名字,说我被共产国际判定为右倾调和派,我 
的发言,根本就不应当受到学生的信任。他的演说,曾使多数学生为之大哗。 

    我面对这种挑战,非常愤慨;立即登台答辩,我说明我实未被共产国际判定为右倾调和 
派,区委书记竟将这个名词任意的加在我的头上。我们代表团对中大事件的一致主张,是不 
应当被抹煞的,我也指斥那位区委书记是个十足的官僚,平时不知道如何领导中大这么一间 
大学的党的工作,等到问题发生了,又不尊重中共代表团的意见,一味的压抑自我批评。这 
样一来,使这次大会更为之大僵特僵,随即宣告散会了。 

    瞿秋白看到这样的发展不妙,有点着慌;于是他去找那位区委书记,陈述中大事件的一 
般经过,并指明俄共的一个区委书记,不宜与中共代表团站在对立的地位。那位区委书记似 
也觉得他的话说得太冒失了,因此与瞿秋白成立了协议,向学生大会发表一个中共代表团与 
俄共区委会的共同声明,用意无非表示是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一些误会;其实彼此都关心中 
大的正常发展,并无任何冲突云云。这次大会,于是由瞿秋白宣读共同声明,并通过一个敷 
衍性质的决议,一场风波,才告一段落。 

    我曾向共产国际秘书长柏金斯基,简单报告那位区委书记的发言,指出他对我任意诬蔑, 
表示抗议。他向我耸耸肩,摇摇头,不置可否。我对秋白态度软弱的处理方式,虽感不满; 
但我也知道那种权力主义与官僚主义,并非中共代表团的力量所能克服的。同时,我那时准 
备到乌克兰去休假,因而我也只好勉强赞成,瞿秋白与那区委书记发表共同声明暂时平息风 
波的方针,不过我曾向秋白等声明不愿再过问中大的事。 

    我在莫斯科住了一年,大部时间都用在阅读方面。莫斯科的中文出版物,主要是中大的 
教材,我都全部阅读过,我每月领取二百五十个卢布,这个数目是当时苏俄机关的最高薪额。 
我的太太也于一九二八年底到了莫斯科。她在中大的特别班受训。我们夫妇的用度很省俭; 
那时莫斯科物资缺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有足足三个月,我们每顿饭的菜色都只是鱼类。 
由于每顿吃鱼、使我见着鱼就讨厌。因此,我将剩余的钱,都用来买书。莫斯科所能买到的 
英文政治性书刊,我大体都买着了。我虽然不会说俄语,有些俄文书刊,也一知半解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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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懂;所以俄文书刊也买得不少。我在一九二九年暑假中,即拟到列宁学院旁听,以期加 
深学习,并避免参预共产国际的会议与斗争。 

    我没有将我要到列宁学院旁听的事,通知共产国际的任何人,便直接找列宁学院院长季 
诺桑诺娃。她是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耶诺史诺夫斯基的太太,也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 
看来是和蔼慈祥的中年妇人。我向她要求准我参加该学院的英文班,和其他学生一样的经常 
上课;但我说明我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之一,不拟参加该学院支部局的工作。她欣然接 
受了我的要求。当时列宁学院的正式学生,不仅要参加学习课程,还要编入学院支部局,接 
受党的训练。因此,我只能算是旁听生或者说是半个学生。 

    我仍住在鲁克斯旅馆,这是共产国际人员的宿舍。我在列宁学院与董必武是同班同学, 
在图书馆的席位也是毗邻,我们都在那里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我那时已不再向共产国际 
支领薪金,每天都在列宁学院食堂中吃饭,和其他学生一样,每月领二十个卢布的零用费。 
可是我在鲁克斯的房间,每月要付四十多个卢布的租金,我自然付不出这笔费用;曾向该旅 
馆的管理人说明我不能付房金的原委,他也未置可否,等到我三个月没有付房金时,他居然 
向莫斯科地方法院控告我拖欠房租,他的这种做法,不知是有意撵我,抑根本只是官样文章。 

    我致函柏金斯基,简单说明我的近况,并将法院的传票附送给他。柏金斯基审查的结果, 
才知道我早已自动没有在共产国际领取薪金,和我在列宁学院就读的经过。他赞许我这种做 
法,认为一面不放弃中共代表的职务,一面在列宁学院学习,处理得很得体。因此,他召集 
共产国际秘书处的会议,通过一个决议,认为我有住在鲁克斯旅馆的权利,特许免缴房租。 
这样,地方法院这一案子就被撤销了;而我就读列宁学院的事,也无形中得到了共产国际的 
默认。 

    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所直接指导的一个高级党校。当时学生约三百人,都是各国共产党 
所选派来的。其中中国学生有十余人。我所参加的英文班,学生共十余人,包括英、美、澳、 
纽、日、韩与中国等国籍的学生。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俄共党史,列宁主义, 
党的建设与军事学等。学习的方法,主要是由学生按照学习计划,自行阅读。每星期上课时 
间不过十小时左右,上课时由学生提出学习报告,教授略加指导而已。 

    列宁学院与中山大学比较起来,情况完全两样:列宁学院当局与一般学生的关系,都很 
正常。支部局的会议和党员大会经常没有甚么重大争论,会议的次数与所占的时间也比较少。 
学生们多在图书馆中埋头读书,学校的领导人与学生,不管在学习方面与生活方面,都能打 
成一片,绝没有中大那种扰攘纷争的情形。 

    一九二九年底,斯大林为了巩固他的领导,发动了震动全苏俄的大清党,中大掀起了很 
大的风波,也打破了列宁学院的平静状态。俄共这次清党是反托派,反布哈林右派,清算工 
党,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强调消灭富农政策等等之后所举行的。那次清党运动,有点像瘟疫一 
样,任何人都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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