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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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人听了周恩来的话，无词以对，我们的会谈，至此也就不欢而散。
我对那波兰人的印象十分恶劣，我叹惜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竟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觉得他不过是米夫手下的小卒，只知玩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手腕，残害反对者。他们将
莫斯科的斗争作风硬生生的移到中共地下组织里来，这是会毁灭中共的。我想到共产国际对
我没有诚意，我不相信那位波兰人对我的态度是自作主张的表现；大概共产国际在玩弄两面
手法：当面对我表示信任送我归国，然后又给他的代表以另一种秘密指示。也许立三路线没
有纠正以前，它有求于我，四中全会后，便又觉得不再需要我了。而它那个蠢才代表，不过
对那个秘密指示冒失的向我背诵出来罢了。
这件事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整夜不能入睡。我讨厌共产国际，叹息它变质到了无可救药
的地步。从那个波兰人的那种杀气腾腾的言词和气派看来，那是甚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同志
们指责和怀疑米夫和陈绍禹等暗害了何孟雄等十七位老干部的话，似也不是任意捏造。米夫
不等我回国，就召开中共第四次全会，用独裁手段将陈绍禹等安置到中共中央及其各级机构
去，粗暴打击何孟雄等。他们做了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又在我回国到上海的前夕，急忙溜之
大吉。这一切的表现，是何等的丑恶。
我详加分析，便觉米夫等这些罪行的发生决非偶然，而是独裁专政的必然后果。共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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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度产生了玩弄权力的斯大林暴君，理想和道义早被淹没了，正人君子大多无法立足，高
高在上的暴君需要一群鹰犬，来现实他的独裁权力，自然有一群逢迎权势的群小，象米夫那
样的小丑，任意胡作非为。那不信任我的共产国际和米夫这样的对头，他们决不会放过我这
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因而我的前途将会荆棘丛生。我觉得即使极度忍让，也将难逃厄运。我
在莫斯科时，曾以书面对共产国际表示过忠诚，我也曾决意谨守诺言。但现在共产国际，对
我这样背信弃义，我如果反抗，也是义正词严的。
我素来将中共和共产国际分别看待，我对中共有难以形容的感情。好像中共是我亲生的
儿子，我一直全心全意爱护它。最初我觉得这小孩子发育得很好，后来经过数不清的变故，
我的期望减少了，有点觉得这孩子多灾多难，不太长进。我和任何父亲的心情一样，孩子虽
不争气，但仍然是自己的儿子。我最痛恨斯大林对待自己的同志采取残暴的手段，我向来是
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战友采取友爱和宽容的态度。因此，我一向不将陈绍禹与米夫等量
齐观。我认为陈绍禹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在米夫错误领导之下，犯了不少的过失。
现在在中国极端白色恐怖之下，他们既然准备冒死奋斗，将有逐渐改过的机会，我不应排斥
他们，宜大量宽容，不究既往。
我当时采取的方针，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下取决的。我曾设想如果当时揭发米夫派的
罪恶，要求立即举行中共五中全会，将陈绍禹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局面将会难于收拾。如
果何孟雄等没有被捕，或许我可以这样做，现在没有了他们，那就煞费考虑了。因此我的答
案是“投鼠必须忌器”！换句话说，就是决不能使中共陷入更大的混乱，甚至万劫不复的境地。
我也曾反躬自问，我能脱离这些是非，置身事外吗？我能消极下去，甚至脱离中共的战线吗？
答案是：不可能！主要是不忍见中共就此完蛋。我的结论，是应当忍受牺牲，从事积极挽救
中共的工作。任何其他的设想，都是行不通的。当时要急救中共，就只有根据四中全会已有
的决议，号召党内团结，消除纷争。我明知这样做的一个副作用，将会稳定米夫派在中共中
央的地位，但当时也顾不了这些，只有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共再说。
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后，向忠发一直担任总书记。因为他无能，他几乎被人忘记了。李立
三任宣传部长时，中共中央的事大多由他决定。现在李立三倒下去了，中共中央形成周恩来
与陈绍禹合作的局面；重要的事大多取决于周恩来。我这次会见向忠发时，觉得他仍是遇事
说不出一个要领，除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外，便没有甚么确切的主张。
中共第六次大会所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到那时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瞿秋白的政治局委
员资格，由四中全会取消了；但我仍尽先去拜访他，请教他对党事的意见，他不愿多谈，只
表示将从事写作，意态消沉。李立三蔡和森则在莫斯科，他们的政治局委员资格也先后失掉
了。项英那时已到江西苏区。剩下的只有向忠发周恩来和我三人。四中全会将非中央委员的
陈绍禹补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是最为人反对的事；他又随米夫到莫斯科去了。四中全会也将
中央各机构改组：组织部长由老干部赵云担任，宣传部由留俄学生张闻天沈泽民负责，工运
由扬尚昆（留俄学生）代替项英，少共中央书记则由秦邦宪（留俄学生）接替任弼时（他已
去苏区）。
在这种局面之下，我遇事只有和周恩来商谈，而我和周恩来的一切商定，也具有决定性
的作用。我曾向周恩来说明我要号召党内团结的意向。我不赞成将抱有不同意见或犯过错误
的同志斗争掉，主张爱惜他们，说服他们，信任他们。只有少数执迷不悟的，坚持反对四中
全会、破坏团结的同志，才应受到制裁，但也不能采用超纪律的手段。中央自身也应有所调
整，不要使同志们觉得有某些人在把持。周恩来赞成我的意见，并应允分别采取具体措施来
实现。
我第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约在我到上海后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们三个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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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以外，还有秦邦宪赵云张闻天杨尚昆等。（这种并非由政治局委员以平等权利参加的会议，
是四中全会后的创例）。周恩来首先以便于秘密开会为理由，提议由向忠发张国壳周恩来等三
人组成常委会，为最高决策机关；其余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据常会决定，进行工作，但必要
时得列席常会，讨论有关其主管的事务。这个提议很顺利的通过了，其作用是为了使那些新
进的领导人物退让一步，以缓和党内反米夫派的气氛。
我和周恩来分别向一般同志进行说服工作。我与不少同志个别谈话。间或参加支部小组
会议。我向他们说明我的团结方针和努力的经过，对于他们有过的反对意见不予责备，但强
调现在同志们除团结奋斗外，别无出路。我这样做，收到很好的效果。同志间彼此不满的情
绪减低了，相互间的信任逐渐恢复。例如当时反对四中全会决议的陈郁，态度有所改变，就
是明显的例子。但罗章龙则极力避免和我见面，我想说服他的企图终于失败了。结果他仍是
被开除党籍，使我不无挥泪斩马谡之叹。
周恩来进行团结工作，所遭遇的困难远过于我。譬如黄警魂的事，就是一个例子。黄系
黄埔第一期学生，是周恩来的好友，一直在他所领导的军事部担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党内
斗争的打击，企图回到他的蒋校长那里去工作。周恩来进行说服无效之后，竟把他当作叛徒
处决了。事后，周恩来向我叹惜的述及黄警魂这个叛徒，因反立三路线受到打击，竟由悲观
失望走上了叛徒的道路，这是很痛心的事。当时的激烈残酷斗争，于此可见一班。
黄警魂的事，使我大吃一惊。周恩来见我难过，又向我补充说，黄警魂有一亲笔信，向
蒋校长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并曾当面承认信是他写的，经过再三劝说，仍倔强的坚
持原意。至此周恩来认为证据确凿，时机紧迫，乃断然处置，“先斩后奏”。但周恩来从未向
我叙述怎样搜到黄警魂的信件和用甚么方法处决他，这大概是周恩来所主持的特务工作的秘
密吧。我曾板起面孔向周恩来说：中共纪律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决不可像握有政权的苏
共那样动辄采取非常丰段。周恩来也曾向我解释，以前没有这样做过，这还是第一次。只用
以对付立即可能危害全党的叛徒，决不宜用之于抱有不同意见的反党分子。当时罗章龙那些
反党分子，没有受到超纪律的处置，也许就是这些话的结果。但这也仅收效一时，后来独裁
的毒手，特务的伎俩，还是以势不可当的气势发展下去。
中共四中全会后，中共暴露出种种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陈绍禹等之上台和何孟雄等被
捕。此外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是一般同志所不知道的。像黄警魂的被杀和那波兰人的态度，始
终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也从未向外宣泄过。现在让我就许多同志向我谈到的，而我又大致
可以记忆的，概述一下，以了解当时中共内部的状况。
当时多数同志的谈论以何孟雄为中心。读者或能记忆何孟雄是最初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北京支部和中共北京支部的一员，虽然没有同我经常一起共事，但自始就是我的亲密战
友。一九二七年何孟雄在李大钊等被害后，不能在北方立足，调到上海工作扩历任上海区委
委员等重要职位，曾一度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与李立三常有争论，因而成为老干部派的
代言人。一般同志提起何孟雄就会联想到在莫斯科的张国焘、蔡和森，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
项英，以及在北方的刘少奇等，有点老干部的味儿。如果谈到反立三路线，往往会叙述何孟
雄是怎样怎样说过的。似乎在中共多数中坚干部的心目中，何孟雄一度是中共正统派的代表。
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原系反对瞿秋白盲动主义的何孟雄，根据中共第
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责李立三没有遵照决议实行。一九二九年，蔡和森被撵出中共中央
的时候，何孟雄进而指责李立三违反了第六次大会的决议，其所作所为，实是瞿秋白盲动主
义的继续。到了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何孟雄更进而策划推翻李立三的统治。他指责李立三使
中共蒙受重大的损害。在何孟雄看来，这些年国民党内斗不已，军阀战争，愈演愈烈，实予
中共很多复兴的机会。由于李立三的错误，中共不但没有乘机获得充分发展，而且不断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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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挫折。何孟雄瞧不起李立三，不信任他的领导能力，说他只是一个煽动家，根本不能做
舵手，如果再让他胡闹下去，中共就会完蛋了。
我所遇见的同志，都没有提到李立三之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外蒙，进攻京津，来配合他
夺取武汉的那个“天才计划”这是共产国际极为愤怒的事，似乎没有人知道。也很少人说到
应联合富农抑或反对富农的问题，似乎这都是莫斯科的清谈。何孟雄及一般同志所知道的，
是李立三那些革命高潮之类的左倾空谈。他们多根据日常体念和切身痛苦来批评李立三。他
们讽刺李立三这尊大炮只会吹牛，一味言过其实，好大喜功，拔苗助长。他们举出很多实际
的例子，例如应该在若干大城市发动工人和知识分子，为这件事或那件事来反对国民党之类，
但李立三若非不重视，便是只凭主观乱搞一通。比如，某一个工厂的工人，因为切身痛苦而
酝酿罢工，李立三硬要提出一些工人不能接受的过高要求，所得的结果，往往是吓走了工人
群众，不但罢工不成，而且使到有些中共党员和工人活动分子因而被捕和被开除等等祸害。
在农村中也是一样，不让企图再起的农民有准备力量的机会，老是命令他们作力不胜任的进
攻。总之，那些满怀郁抑的同志们，常这样慨叹：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共在广大工农
群众和知识青年中，已培植了相当基础，虽经清党反共和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仍在各处埋
藏和保留着不少的根苗，经过瞿秋白、李立三的胡闹，这些根苗也几乎丧失殆尽了。
李立三朝夕梦想凭苏维埃和红军来打天下，虽也获致可观的发展，但一般同志还是认为
他坐失良机，没有达到更好的成绩。我没有听见过同志们根本反对苏维埃路线的说法（当时
只有托洛斯基派曾这样说）。一般同志大多认为苏维埃路线是既成事实，或者说要反对国民党，
那就非要竖起苏维埃的旗帜不可。一般批评都集中指出李立三对此作法甚有偏差。同志讥讽
李立三专爱发号施令，中毒之深，似是他生活中的鸦片烟瘾一样。他务虚名而不求实际，重
量而不重质。他坐在那间秘密的办公室中，俨如统帅，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譬如某
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区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颁发一个师或军
的番号。因此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也就高涨起来。李立三于是左一个命令，
右一个命令，指挥今天进攻这里，明天又进攻那里；或者，凭他的主观，指示甚么应当做，
甚么不应当做，声斥这样，褒奖那样，忙个不停。至于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如何用各种方式
组织农民斗争，训练各种人才，充实苏维埃，协助解决各种困难，实际掌握红军，增强战斗
力量等等，李立三不是不去刻苦研究，便是不够重视。
李立三一向爱搞甚么行动委员会，一九二二年，领导安源矿工罢工和一九二五年五卅运
动时，都曾这样做过。一九三〇年六七月间，当他认定中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须在全国范
围内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时候，更命令所有中共各地组织、少共和工会等等都混合
起来，组织成行动委员会。所谓行动委员会，即是暴动指挥部，其组织人员，由李立三自上
而下指定，其所进行的工作，也是直接有关暴动行动的。李立三这种作法，遭受何孟雄等的
反对，也使共产国际大伤脑筋。他们都认为李立三根本违反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即是取销
了中共，少共和工会的经常工作，如争取群众、宣传、组织、教育、训练等等日常工作。一
句话，没有这些经常工作，即等于根本取销了这些组织。
一般同志更讨厌李立三乱发命令，任意惩罚的作风，指斥他蹂躏了党内民主。他们形容
从前瞿秋白惩罚同志的时候，有点阴森森的，如今李立三却有点耀武扬威的气概。李立三撵
走蔡和森，开除陈独秀，都做得有声有色。虽然不少同志因此消极了，或者走上托洛斯基的
道路，幸而还没有伤害到中共的根基。一中共一般中坚干部，多是与李立三同起同坐的老战
友，应该是不能随便撵走或任意开除的。李立三老是怒责他们右倾或是机会主义的残余。但
实际惩罚，除了调动职务、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