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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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抄它有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钱玄同想起了自己的使命，认真地说：
“豫才，当初留学日本时，你是说过要用文艺来改变国民性的，怎么现在却钻进死人堆里去了”
周树人沉默不语，脸色发青地点燃一支烟。记得刚从日本回来时，他还特意带走了一束樱花，如今上哪去寻找那片绚丽的云霞二弟来京后，把腾出的房间挺雅地作了一番新的摆布，而他却生不出这份闲逸的兴致。每天办公回来，就陷入了古籍和金石拓本的围城之中。最近竟无聊到用木盒子养起壁虎来至于脾气，也越来越坏。夜间，不知谁家的猫来屋上骚扰，他都会大怒而起，拿着竹竿穷追不舍。他长吁了一声，苦笑道：
“我是在麻醉自己的灵魂！”
钱玄同说：“这又何苦”
周树人又深吸了一口烟，无奈地说：
“我承认，我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了！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又受了奴隶的骗，成了他们的奴隶！”
钱玄同试探着劝道：
“我想，你应该写点文章，用你的笔去改变这一切。”
“改变？”
周树人惊愕地瞪大眼，有点冲动地站起身比划着说：
“中国好比是一间铁屋子，没有窗户又极难打破。里面躺着许多熟睡的人，快要被闷死然而他们是从昏睡进入死亡的，所以感受不到临死的悲哀。现在你却大嚷起来，要他们感受这临死前的痛苦，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
钱玄同也激动起来，目光炯炯地反驳道：
“既然已经清醒地起来了，就不能说绝没有毁灭这铁屋子的希望。”
“是啊，说到希望，那是不能抹杀的！”
周树人点点头坐了下来，他心里已意识到用手造的墙，把自己同时代隔离开来总是不好的。就是全然没有了希望，难道这黑暗就不该受到诅咒么？
周作人也从隔壁房间踱了出来，与钱玄同打着招呼：
“玄同兄！你们聊得好热闹”
周作人因最近接到蔡先生的聘书，让他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月薪也增至240元，心情舒畅多
“启明，来，一块聊！”钱玄同从皮包里取出两本《新青年》，递给了周氏兄弟。
“实不相瞒，近来我们《新青年》销路不佳，想恳请二位赐稿，鼎力相助”
周树人笑道：“看来你们是觉得寂寞了，既没有人大声赞同，也没有人跳出来反对”
他理解《新青年》同人的甘苦，这种境遇，与自己当年筹办《新生》的时候十分相似。
钱玄同有些尴尬地解释起来：
“所以我们正在酝酿改组，想从明年起轮流主编一期刊物，适之、守常、半农还有沈尹默、高一涵都答应加入进来刊物的面貌也要发生大的变化，要打倒一切腐朽的旧文化，来一次新文化运动。仲甫托我向你们问好，欢迎你们上阵助战呐厂
周树人想起不久前的那幕复辟闹剧，爽快地答应
“既然主将有令，我就遵命当一名过河卒子，为你们呐喊几声吧！”
钱玄同连声叫好，又问周作人：
“启明，你哪？”
周作人这人天生一副菩萨心肠，见兄长已答应了，也想了想说：
“我把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用白话文翻译出来，你看如何？”
钱玄同见大功告成，高兴地夹起黑皮包，说：
“好！好！让我们一齐动手，来打破这个铁屋子！”
周树人挺喜欢钱玄同的那股生气，送他出来时逗趣地说：
“下次来早些，我请你去胡同外的广和居吃炸丸子，怎么”
钱玄同大喜，可又害怕门房的狗，忙提心吊胆地溜走
19
转眼到了深秋，当香山的红叶摇曳出火焰般的热情时，校园里也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
蔡元培整治北大已初见成效，这些天他好像过节似的，脸上总是乐呵呵地笑。此刻，金色的阳光暖暖地射进他的办公室，蔡元培正斜靠在圈椅里，津津乐道地翻阅着一大摞散发着墨香的《北京大学日刊》。这份新创刊的读物，几乎每天公布的都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北大评议会终于正式成立了，胡适当选为文科评议员。教育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同意修改大学规程，在北大首先推行选科制。法科学长王建租来函，法科研究所终于筹备成立紧接着，各科的研究所也相继成立，像范文澜等都有幸成了留校的第一批研究生。还有学生团体，真好比雨后春笋争先恐后地往外冒。学生银行筹备委员会刚宣告成立，史学、音乐等各种研究会都抢着来请他当名誉会长或要求亮牌子。他是个天生的革新家，更是一位执着的道德理想家。最令他欣慰的是他终于举办了两次大场面的艺术讲座，迈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重要一步。
先是请他当年在教育部的老搭档蒋维乔演讲静坐法，这位风风火火的实干家居然熟谙养身之道？真是大出蔡元培意外。
那天的场面也真是令人难忘，蒋维乔边讲边示范，时而呈老袖入定之状。一帮技击会的学生，全部盘腿席地而坐，以壮蒋先生的声威。
第二次讲座请来了著名国画家陈师曾。又是他亲自拟定通告交日刊发表，不是不放心，而是总觉得有些话要告诉学生。
在当时的北京画坛，陈师曾可是首屈一指的大家。齐白石刚从湖南乡下来，虽然画得好，年纪也比陈师曾大，却没有人捧场。还多亏了陈师曾的热心提携，才逐步名声鹊起。一次日本人请陈去本岛举办画展，陈师曾就叫齐白石也拿几张作品一齐去展。人家要买他的画，他就顺便推荐起齐白石。那天陈师曾讲课，观者如云，北京城里的许多青年画家和美术爱好者也来蔡元培就在这里认识了徐悲鸿，还见到了一个熟人，松筠庵的主持僧法喜和尚。
法喜和尚果然是陈师曾的密友，正将自己收藏多年的名画一张张悬挂起来供师生观摩。当蔡元培激动地上前感谢时，法喜含笑合掌作揖，说道：
“敬贺蔡先生旗开得胜，还记得去年贫僧说过的话真正的宗教也是一种美的哲学。听说您已请了我的朋友王心葵先生来演奏古琴，今后有用得着贫僧的地方，一定效力。”
北京的秋天格外气爽，碧净的蓝天上传来隐隐的鸽哨声。他想去校园里转转，顺便听听胡适的讲座。人刚站起身，就见一位校刊的编辑进来请示他说：
“有位叫林明侯的同学，来函建议校方提倡素食，说可以在校内餐厅，另订素食章程推行。他还要求公开发表自己的主见，不知校长尊意如何？”
蔡元培一听有人提倡素食，大喜过望。他早年留学时，就受李石曾的影响，开始吃素。而且为此放弃了十多年的口福，搞得人也清心寡欲起来。他接过学生的来信，一看觉得还挺有见解呢。
他连声叫好，拿起笔写下一段按语叫校刊一齐发表。
“林同学提议鄙人甚赞成，同学中有赞成者，可速赴斋务处报名，以便议定办法。”
想想真是有趣，当年为了吃素还和夫人有过一场四角呢。那时黄仲玉见他人渐渐消瘦，就心痛地规劝起来：
“先生一心革命，求学不为功名，我都可以理解。但现在突然又要吃素，这又何苦”
蔡元培天真地回答说：
“据李石曾兄告我，吃素有三大好处：一曰卫生，二曰戒杀，三曰节用。我读俄国托尔斯泰著作描写田猎惨状，尤为痛心，故欲实行‘戒杀主义’也。”
黄仲玉反驳道：
“这就更怪先生早年曾密造炸弹，试图暗杀慈禧，那时连人都想杀，怎么现在连禽兽的生命都痛惜起来了”
“人有该杀之罪恶，杀之非为过也。动物何罪之有？故杀之无道也！”
见蔡元培辩解也有道理，黄仲玉无话可说经过夫妻反复协商，蔡元培总算答应不实行全素，但赴宴时从不碰大鱼大肉。
他终于站起身，向校园里漫步走去。来北大这一年真快呀，连在建的红楼都已经结顶，明年就可以搬进去使用还有，该聘的教授基本到齐梁漱溟已正式来校任教，胡适一到又推荐了几位教英文的留美学生。刘师培、辜鸿铭也算给他面子，总算没有在课堂上乱讲尊王和复辟。只是章士钊太热心政治，执意要在明年去西南军政府谋事，想推荐李守常来代他当图书馆主任。当然，他最高兴的还是胡适上的“哲学史大纲”，终于一炮打响。那天他听范文澜说书般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通，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他缓缓地向法科大讲堂走去。
胡适正神态自若地站在讲台上，用他创造的截断众流的新方法讲授中国哲学史。虽然他的上课时间是最容易叫人打瞌睡的下午，然而大讲堂里黑压压的坐满了一百五六十人，睁大着三百几十只眼睛，摊开了一百多本的各式各样的笔记簿，摆着一百多支笔，盯着一位年龄与他们相仿的人滔滔不绝地阐述着新的见解。他也尽量发挥出一个演说家的风采，以及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抑扬顿挫的本领。他说话的声音总是十分的和蔼和诚恳，带有一股自然的亲和力，使人觉得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话也特别的能够感动人。他越讲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往往反复议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他终于控制住了局面，把枯燥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演绎成一部生动的有血有肉的白话历史长卷。
下课时，胡适整理好讲义正要出去，发现傅斯年和顾颉刚还站在坐位上，好像有话要说似的。他忙热情地迎上去，邀请他们到他的房间去做客。
“真要感谢二位的捧场呵！”
他出于真心地握住两位的手，用力地摇了几下。
傅斯年有点矜持地指指顾颉刚，说：
“你要谢就谢他，是他发现了胡先生与众不同的治学方法。”
三个人回到北河沿的教师宿舍，海阔天空地漫谈起来。毕竟都是年轻人，感情很快就融洽起来。
对胡适的这次上课开始也有异议，陈汉章就拿着他新编的讲义仰面大笑，说：
“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要看他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哈哈！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了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真是不通之至呐！”
胡适却不买他的账，照讲不误。但心里却很悲哀，这帮老学究其实连中国哲学史的性质都没搞懂还自以为是能和古人对话的硕儒呢。
顾颉刚因结识了胡适显得很高兴，他又回忆起那天的情景：
“胡先生，说老实话那天上课大家也没当回事，可我却听出了新名堂。以往中国哲学史一课是陈汉章讲授的，讲的是《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那一套。他先从伏羲说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最好笑的还是冯友兰他们上本科时，讲哲学史的是陈介石老先生，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四小时课，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才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他就在去年去世所以一见你重编讲义，以《诗经》为材料，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还大胆地称西周是‘诗人时代’。你这一改可给我们一班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好没有闹风潮。我自以为听出了一个道理，就对同学们说，胡先生虽然书没有陈先生读得多，但在截断众流上是足以自立的。也许我的威望不够高，一些同学觉得你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造反’，不配教这门课，还想赶走你。急得我只好去请傅斯年也来听课。他听了几次课，终于表示满意。就对同学们说，这个人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同学们见这位平时最敢放言高论的人都说好了，也就都跟着说好”
胡适想不到背景有如此复杂，真是又惊又喜。为了自己的一堂课，还差点引起一场风波哩。他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
胡适已完全恢复了自信，他毕竟留学七年，见识比他们广多他带点炫耀地说：
“我讲哲学史可不是心血来潮，那是从近九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引申出来的。”
也许又被他的博士头衔唬住了，傅斯年恭敬地说：
“胡先生，我非常佩服您与众不同的治学方法。是不是能在这方面谈谈”
胡适先暗自在心里笑了，他决定调动起自己的聪明才智，来降服这两位最有影响力的北大骄子。他用一种充满激情的语调说道：
“记得去年回国前夕，我见到了分隔十年的老师马君武先生。我是多么激动地想从他身上吸取新的营养可是，几次谈话下来我失望他几乎十年没有长进，进而环顾中国学界，又几乎一片空白。梁启超的‘中体西用’似乎已老调重谈，不能成为支撑他学界领袖地位的新典范。说得狂妄一些，国内台面上活跃着的，仍是一批二十年前的老古董。所以这次回国，我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一是想在国学领域造成一场学术革命。在这一点上，我和仲甫先生可能有所差异，他想造成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我没有意见，而且学术革命也可能会牵扯到思想革命，就像刚才我和陈老先生对待哲学史的不同态度。但是，仲甫他们有点过激了，认为革命就是破坏，破坏就是革命。而我同意破坏，但更想着如何重建。二是我认为治中国思想和学术，都是围绕一个方法。什么才是中国学界急需的新典范和新方法如果说早年受赫胥黎影响，使我懂得了怀疑。那么后来从师杜威，又教会了我如何去求证。在这里我想引用尼采的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治学方法，那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旧文化，一方面要反对盲从，大胆怀疑，一方面又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重新整理。按照我的话就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傅斯年完全被他的气势震住先是目瞪口呆地张大了嘴，后来总算有点醒悟过来，喃喃地对顾颉刚说：
“怎么我们平时在想的，又朦朦胧胧说不出的话，被胡先生一下就点通了，说出来”
顾颉刚尽管心里也很激动，却不露声色。傅斯年已忍不住冲上前，恭敬地向胡适鞠了一躬，说：
“胡先生的见解实在令人佩服，我敢预言，将来的中国学界领袖必是先生无疑，如承蒙不弃，学生愿真心追随左右！”
胡适见他还要弯腰行礼，慌忙上前阻拦。二人又坐了一会，就起身告辞胡适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忍不住窃笑着念起了荷马的诗——
如今我们已经回来了，你们请看分晓吧！
窗外隐隐传来学生排演的歌声，那是吴梅教授为校庆二十周年创作的纪念歌。他记不住全部的歌词，却听清了一句最令北大人振奋的歌声，“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是在这不平凡的1917年，因为有了蔡先生这位北大之魂，古老的校园终于焕发出新的生命。
他也将走向一种新的生活，去和母亲恩赐的一位旧式女子完婚。他已为教务推迟了婚期，眼看元旦就要到了，再拖就真对不住母亲
他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位在幻想中依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