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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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令，一是继续往曹、章、陆脸上贴金，明令必须挽留。一是威胁各校复课，否则就要出动警力查办云云。
面对军阀政府的凶残，本来已经束装等待解散的学生决心以更大的反抗来回答强权的挑衅。北京学联又一次秘密开会，而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三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中外学运史永远震撼不已的大胆决定——
自6月3日起，各校大举出动，示威讲演。凡参加的学生要把胸膛挺得
更高，声音放得更大，要在通衢大街上堂而皇之地讲。如果军警来捕，就
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
发演讲。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的情形，第三天再加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
上学校学生三万五千人全体被捕为止，即使鞭笞杀戮亦情甘共受。
这是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勇气当他们一行人走出北大时，都为刚才自己那种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流下了感慨的热泪。他们想象着明天将面对的枪口和马蹄，都觉得生死离别的时辰已经逼近。张国焘悲壮地提议去学士居喝酒饯别，大家顿时豪气满怀地击掌响应。
士居因罢课已生意清淡了多日，张掌柜见拥来一群豪士，顿时眉开眼笑地上前伺候。许德珩令他先斩五斤牛肉，再给每位斟一碗白酒。见他仰脖一饮而尽，砰地一声将碗摔碎在地上，自豪地以拳击案道：
“古有田横五百壮士同死，被誉为中华侠烈史上一大异彩。自明天起，我们三万多壮士要增添的异彩，必将超过他们数百倍！”
6月3日的北京天气骤变，只见各校的爱国学生，不顾雷鸣电闪，大风扬尘，遮天蔽日的恶劣天气，按事先安排公开赶往演讲地点，在风雨中大声地疾呼救国。北京警备总司令段芝贵出动了军警马队，冲击各路演讲团和听讲群众。并令侦缉队、保安队四处逮捕学生。到了下午6时，学生被捕者已达一百七八十人。其中以北大学生为最多，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因被捕学生太多，监狱一时人满为患。军警又奉命包围了北河沿的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军警们还在校门外贴上“学生监狱”四个大字，将军警驻扎在校内，支起了二十多个帐篷，摆出了准备长久围困的架式。
6月4日清晨，风沙依然遮天蔽日。而北京各校却英勇无畏地涌出了多一倍的演讲团，他们在尘沙飞舞中沿街演说，目无旁物，面无惧色。北京政府也派出了更多的军警拘捕学生。这一天，各处演讲学生被捕者近八百人，加上昨天被捕的已近千人。见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军警又占用了北大理科楼房，并在门口挂起了“学生第二监狱”的牌子。警察厅国抓来的人太多，饮食无法供应。也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竟恬不知耻地给北大发来一道公函，要学校设法供应饮食。
李大钊一直焦虑地和马叙伦、马寅初、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红楼里。他们几次想入内探视，均被军警挡驾。见贴出了可以送饭送水的布告，忙冲了进去。发现关在法科的百名学生，自早到晚滴水不沾，粒米未进，饥寒交加，情状至为惨烈。慌忙以私人名义，去学士居等店铺购馒头三千个分别送入两处学生监狱。
更为壮烈的6月5日终于来到这一天上午，学生讲演如旧，捕人也依然继续。警察已不够用了，出现了警察到东边赶人，西边学生又演讲起来。到西边赶人，东边又演说起来。搞了很久，听的群众个个鼓掌，少量的警察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不敢动手而到了下午，学生不再分开行动，而是集合大队出发。大队之后，跟着学生干事会事先雇好的大车，满载各人的行李卧具。也有学生个人自背衣包的，随时准备被捕入狱。当浩大的学生演讲队出发时，当局急忙增派侦缉队和保安队。但终因学生太多，捕不胜捕，没有办法，只得改变方针，只赶听众，不捉学生。于是学生们趁机手拿旗帜，高呼口号，沿长街游行。他们个个沿途奔走，疾呼爱国，直至声嘶力竭。最后决定集体奔赴北大学生监狱，要求一起入狱。并与军警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砸烂了许多兵棚。而被关的学生也纷纷奔到临街楼窗，向外摇旗呐喊。学生们内外呼应，军警无法遏止，因没有吴炳湘的命令，又不敢开枪弹压。
情急无奈的吴炳湘始终记住徐世昌的一句话：“只可捕而不可杀！”他灵机一动，慌忙派人赶到各校教职员开会的会场，请来了医专和法专的两位校长汤尔和与王家驹，狡猾的请他们将学生分别保释出去。汤尔和又不是等闲之辈，也巧妙地说：
“保释一节，决难办到。政府如有意释放学生，应请先将军警撤退，允许学生出入自由。”
吴炳湘已无路可走，想想再冲突下去必然要发生流血事件。只得下令撤退，一时间，北大法科和理科门外的军警抱头鼠窜，二十几个帐篷也霎时全无。愤怒的学生哪肯轻易放走他们，冲出来反拘了七名警察作为人质，并截留帐篷二具作为纪念。
生运动发展到今天已完全进入有组织阶段。北京学联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军警撤出之后，被捕学生仍不出北大校门一步，他们的两条决议一公布学生就欢呼雀跃起来。第一，被捕学生暂不出校，并推举纠察员维持秩序。第二，向政府要求集会、言论、出版等不受限制的自由。如政府不答应这些条件，宁愿饿死在狱中。会后，学联便派代表去警察厅索要被囚千余人的伙食和卧具。弄得警察厅窘迫万分，但又不敢不应，只好设法拖延，真是骑虎难下自此，北大校园内的千余名学生，日日集会，纵议天下大事，不管言论再如何出格，也无人敢过问半句
6月6日这一天，北京学联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一是继续派学生外出演讲，警察再也不敢于涉了，只是照例象征性地驱赶听众而已。二是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顿时有二十多个城市群起响应，上海各界又号召罢工罢市罢课，声援北京学生。三是学联又派出八位代表到教育部交涉，提出如要被捕学生回校，必须令包围学校的军警在当天下午向学生道歉。教育部答应向总统府上报，但因时间太仓促，怕办不到，要求延缓半天。
总统府里已闹得一团糟，徐世昌没想到把学生抓来容易，放出去反倒难吴炳湘还告诉他被捕的学生里还有两位活宝呢，一位是李鸿章的孙子，一位是黎元洪的侄子。徐世昌真是哭笑不得了，大水淹了龙王庙，抓来抓去竟抓到老中堂和黎菩萨的头上他真是有点黔驴技穷了，也开始掂出了蔡元培这位同科进士搞新文化运动的厉害他知道安福国会已执意要钱能训下台，唉！为了一个蔡元培，他的政府将连损一位国务总理，一位教育总长，一位京师步兵统领。看来这位姓蔡的再也不能挽留了，否则将后患无穷。他命令先让国务院和教育部派大员前去安抚道歉，可去了没多久就来了电话。因无军警代表，学生坚决不买账。又派吴炳湘低三下四地去北大礼请学生回校，昔日飞扬跋扈的警察头子又被学生拒之于门外。学生们口径一致地说：“你前既捕，今又无故放我们，视学生如儿戏呀！”
北京学联又趁机提出一揽子解决的要求，吴炳湘只得哭丧着脸跑回来求援。徐世昌沉思片刻，异常冷静地走进办公室，给段祺瑞挂了一个电话。他已想好了对策，决不步黎元洪后尘，在‘俯院之争”中一败涂地。但也决不能给这位段歪鼻子垫底当牺牲品，糟蹋了堂堂前清翰林的一世清名。段祺瑞为了扶徐树铮做“西北王”，已开始放出风声，下一步将任命他出任西北筹边使、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等要职。而曹锟、吴佩孚和那位“东北王”张作霖，也已开始向他暗示要组织反皖的七省联盟。以“清君侧”的口号干掉徐树铮，削弱段的势力。他权衡再三，也决定一揽子解决困难时局的所有问题，无条件答应学生的要求。他不愧是位老练的政治家，在电话里再三向段祺瑞分析利弊。他说曹、陆、章已引起全国各界公愤，再不罢免你我将成为袁项城第二，看来只好让他们做牺牲品还有，政府如要顺应民意就不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再说签不签字都无法扭转日本占有青岛的事实，因为协约国已明确表态了，所以中国只有弃权最为体面。为了平息对方的怨气，最后他答应明天就下令准许蔡元培辞职，任命胡仁源出任北大校长云云。
段祺瑞果然也逃不出他的手心，无奈地答应了要求。吴炳湘匆忙赶去北大，向学生宣布了政府的三点答复。第一，政府向全体学生谢罪。第二，政府答应在6月10日罢免卖国贼。第三，政府已决定不在关于青岛问题的条约上签字。
苦斗多日的学生终于欣喜若狂地举手欢呼，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当胜利返校这天，北大师生组织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各校也派出了代表前来迎接，全体被捕学生先摄影留念，然后在嘹亮的军乐队伴奏下昂首走出北大。几千位青春的笑脸齐声欢呼：
“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学界万岁！北京大学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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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师生很快发现徐世昌是个老滑头。
就在他们在校园里欢庆胜利时，一纸大总统令又送到了北京大学。正文极其简单，只十四个字，却把师生们的心彻底搅乱
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此令。
6月7日，北大二百多名教职员聚会在红楼。在代理校务的工科学长温宗禹和教务长马寅初主持下，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要求拒胡挽蔡，教授中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李大钊等都作了很好的发言。马寅初因前不久母亲病亡奔丧刚回来不久，这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当年曾以一篇《纽约市的财政》的论文轰动过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原想投身财政金融界，对乱糟糟的中国经济作一番整顿。但苦于军阀混战，只得来北大任教。先担任法科经济系的教授，很快又兼任了系主任。他讲授的课程一直把重点放在经济学的应用方面，为了帮助学生联系所学科目，他亲自指导学生创办了学生银行，发行股票，经营存款，开展了放款及汇兑业务为同学服务。又指导学生成立了“消费合作社”，他还亲自兼任学生银行的顾问。他是位富有正义感的学者，性格中有一股很典型的浙东山区人的硬气。这些日子，他亲眼目睹了北洋政府对待蔡先生和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非常气愤地建议道：
“我们必须向政府公开声明并正告胡仁源，现在学界公意认为，欲恢复5月4日以前教育界原状，非各校校长一律复职不可。欲使各校校长一律复职，尤非北京大学蔡校长真能复职不可。所以目前蔡校长复职与否，既非北京大学一校问题，也非蔡元培个人问题，而是影响北京学界全体的原则问题。”
台下响起了掌声，大家觉得他说出了整个学界的心愿。会场上又站起两位意想不到的人物，他们是辜鸿铭和黄侃。辜鸿铭向黄侃作了个揖，倚老卖者地先走上讲台。他抬起那华装洋教士般的脸，古怪地从镜片后面打量着众人，说：
“校长是一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话毕，便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昂首走了下来。钱玄同向刘半农会心一笑。记得前不久的一次文科教授会上，众人议论纷纭，蔡元培刚站起来想示意大家安静，又是辜鸿铭一眼看见后大声地叫嚷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吩咐！”从他那焦急的神情看，确实是把蔡元培当皇帝供奉起来
黄侃这位怪杰倒是说出了肺腑之言，还真有点令人感动呢。他说：“我反对白话文，但不反对挽蔡。因为环顾中国学界，再也不会有第二人，来聘请我这样性格的人做教授了”
他说完突然神色沮丧地低垂下头，引来了一片啼嘘之声。他最近正和陈侃章在课堂上论战，两人都擅长小学，却因学派不同争执不休。黄侃见文不能取胜，便要动武，还扬言要“刀杖相见”呢。不过黄侃在经学上成就确实过人，先不说他创造的古音韵二十八部之说，就讲其《手批白文十三经》，自问世以来，已成为研究古文典籍的重要参考书。在这方面，平时他老兄也颇为自负，说普天之下，除吾师刘师培外，就算是他
会议决定联合北京各界向政府请愿抗议，并要大总统真心诚意地派员南下迎蔡。而北大学生还要干脆，第二天清晨，就派出四位代表拜访了胡仁源。警告他万勿赴任，否则恕不接待。
胡仁源真正地陷入了困境，脑袋里一片空白，神情绝望地听着学生毫不客气的通牒。仿佛看见一个预谋了近三年的梦，突然在这个可咒的清晨像气球般地破灭回顾这几年的日子，真有点如履薄冰，简直像走钢丝一般战战兢兢呀。他绝对不敢公开得罪蔡元培和他身后的新派文人集团，但又不得不与安福系保持一种非常暧昧的合作伙伴关系。他毕竟是古越人的后裔，也尝够了下台后的悲凉，一直卧薪尝胆般地孕育着卷土重来的梦境。为此他不得不网罗了一些被蔡元培辞退的教员，包括那位“探艳团”的团长徐佩铣，还有徐树铮的外甥等一批敌视新文化运动的学生。说实话，从今天起他真有点仇视蔡元培尽管是自己当年恩师，尽管他出长北大后对自己不薄。但是他确确实实地挡住了自己的全部风水，甚至在他辞职离京以后。他终于又哀叹了一声，像只被遗弃的猫阴毒地向整个世界诅咒。对方的生命气场实在太强大了，闪烁着一片银光，吸引着整个北大、整个学界、整个舆论，都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他好不容易等到了大总统的任命，他不能就这么窝囊地退出历史舞台。
胡适这几天因忙于陪杜威先生在北京演讲，回家很晚正想入睡，忽见住在附近的高一涵气喘吁吁地跑来通报：
“仲甫被捕了！”
他大惊失色地站了起来，仲甫果然独自行动就在前几天，《每周评论》发表了他的那篇《研究室与监狱》。他还亲自跑来找自己，要胡适帮忙将他写的《北京市民宣言》翻译成英文。他万万没有想到仲甫会亲自去撒传单，记得那天他见文稿火药味特浓，还好心地劝他要小心才是呀。段祺瑞已正式换安福系的龚心湛出任国务总理，政府与学生的对立情绪简直快爆出火星
陈独秀一瞪眼，又是那句老话：“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
随着高一涵惊心动魄的叙述，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位在暗夜中独上高楼大叫着撞响警钟的觉醒者形象。原来胡适将翻译好的文章交给陈独秀后，陈就和高一涵去了蒿祝寺旁的一家小印刷所。高一涵说这个印刷所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印刷工人在上班。他们搞得很秘密，印完传单后又将底稿和废纸烧得干干净净，离开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第二天，他们就去了中央公园，当时北京各学校和机关人员来这儿吃茶、乘凉、会友的人很多。他们就乘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传单放在没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正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处时，看到传单就拍手叫好起来。就在今天下午，陈独秀又约了北大的王星拱、程演生两位教授，还有一位叫邓初的内务部佥事，一起先去香厂新世界附近的四川菜馆浣花春吃晚餐。餐后，陈独秀就带着高一涵和邓初上了新世界游艺场，而王星拱和程演生却往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