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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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艘从巴黎开往上海的海轮，清晨的甲板上，可见一位有点羸弱的中国绅士，正由他年轻的太太陪着走回船舱。

　　　　这艘名叫“福尔达”号的海轮，已在海上航行了十多天。此时，霞光将海天映得火焰般通红，一群白色的海鸥，正兴奋地追逐着船尾翻起的浪花。晨曦中出现了两位年轻的学者，他们欣喜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向那位气度不凡的绅士扬起了手。

　　　　“早安！蔡先生。”

　　　　“早安！上原专禄先生。早安！我的平原公子。”

　　　　蔡元培微笑着与这位日本人握手，他还是留学德国的一位历史学家，正在写作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次凑巧与他们同船去上海，几天来他和李平原彻夜长谈，又住在一间客舱里，已恍如一对老友

　　　　李平原刚完成学业，这次正好陪蔡先生回国。这位李鸿章的孙子，还是改不了世家子弟那种满不在乎的幽默，见他笑着调侃道：

　　　　“蔡先生，上原君想为你树碑立传哩，打算写一篇《同蔡先生在一起的三十天》。他问我如何概括您的性格和为人，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说您是一位古风犹存的正人君子，各阶层公认的好好先生，本世纪中国的教育之父。可他又说太空泛了，嗨！还是你们自己聊吧！”

　　　　蔡元培无奈地长叹一声，心事沉沉地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惜我目前的心境实在迷乱得很呢。唉！这是我第五次乘海轮回国了，遥想当年出长北大时真是归心如箭呢，可如今却心乱如麻，我真的还能回去先不说不合作的前提一点没变，就说当年的北大名人也早已风流云散。陈独秀走了，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还有范文澜也走了，连辜鸿铭和黄侃也不在而《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早已停刊。唉！刘师培死了，钱玄同消沉了，岂明竟会糊涂到与兄长反目，惟有豫才还在和章士钊孤军作战。一场气势磅礴的新文化运动终于退潮了，你们说，我还能回去去做什么”

　　　　他的语音开始激奋起来，痛苦地低下头，用手捂紧了起伏的胸口。海上起风了，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凌厉的北风挟着拍天的巨浪，鞭子般地追逐起惊散的人群。人们纷纷回到了各自的船舱，甲板上顷刻恢复了平静。

　　　　当船驶过科仑坡时，蔡元培收到一份来自广州的贺电。在刚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他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王宠惠、陈果夫一齐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吃饭时李平原提议庆贺一番，蔡元培见船上伙食太差，就让夫人去找来一位中国洗衣工，让他帮忙每顿另做三个中国菜，由他请客付账。没多久菜就做好了，因洗衣工规定不能进餐厅，只得通过一位德国男侍送进来。没想到这位德国人在窗外见蔡元培衣着寒酸，一副穷书生模样，竟私自扣下一盘菜来。周养浩见只送来两个菜，脸色很生气。李平原干脆撸起衣袖，扬言要找这小子算账。蔡元培却平静地举起手，示意大家息怒。见他悠然抿了一口葡萄酒，说：

　　　　“从下一餐起就让洗衣工做四个菜吧，其中一个算白送他吃算”

　　　　见众人不眼，他又含笑解释道：“我们吃三个菜其实也够了，这位服务员有一个菜好吃，也不会再去坑害别人如果大家都能满意，岂不是很好”

　　　　上原先生惊愕地瞪大眼，愣了半天才仰面感叹道：

　　　　“蔡先生真是位大德之人，我总算领教了您的‘恕道’。”

　　　　他们是一月下旬抵达新加坡的，船停靠码头时，只见陈嘉庚已闻讯前来迎接，蔡元培高兴地率领众人前去作客。这位侨领也是个“办学迷”，两位老友一见面，陈嘉庚就神采飞扬地谈起了他刚集资创办的厦门大学。那天他特地备了一桌很丰盛的家宴为大家接风。还从地窖里摸出一坛绍兴陈年女儿红，蔡元培的双眼顿时熠熠放彩。待酒过三巡，陈嘉庚笑着说：

　　　　“蔡公，我这回也想学学你办北大的派头，特地请了林语堂前来文科主政。哎，您可要助小弟一臂之力呀，他可能会从北京请些名流来厦门任教呢！”

　　　　蔡元培已两年多没喝家乡酒了，今日多饮了几杯女儿红。双颊已灿如飞霞。见他调侃地眯细眼睛说：

　　　　“别看我人在海外，却早已耳闻你挖北大墙脚的消息今天我老蔡是特地来向你讨还公道的，听说顾颉刚就已准备南下”

　　　　见两位长者唇枪舌战地开起玩笑，一桌人都被惹笑他们在海上漂泊了半个多月，今天总算舒心地打了次牙祭。午饭后，两人又商谈了一些办学的事，见天色渐晚，陈嘉庚终于依依不舍地送他们回来。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四个人围坐在蔡元培的舱内，喝着略带苦味的清咖，开始了一次漫长而终生难忘的谈话。

　　　　话题还是上原专禄引发的，这位留德的历史学博士，不知怎的突然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中国发生了兴趣。他把探求的目光投向李平原，投向了几天来朝夕相处令他敬重的蔡元培。他是位个头瘦小的日本人，但纯如秋水的眼波里，却没有一点武士的专横和岛国政客的狡黠。他说话的声音很轻，脸上带着一种深深的歉意：

　　　　“尊敬的蔡先生，翻开近代的历史，我们日本民族面对中国是一直有罪的。应该说，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文化和宗教主要来自中国。当时的日本闭关自守了二百年，经济可以说比中国还要落后，可是我们成功地借明治维新迅速地强盛起来。在这里我不想详细分析中日两国盛衰的原因，但在如何对待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武器上，我觉得中国是更看重学习思想而忽视了武器，日本则刚刚相反。可以这样说，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日本是用从中国学来的古代文化和西方学来的杀人方式，在中国作了一次新式武器的全面试验。我今天主要想说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至少是错过了两次历史的发展机会。一次是以康。梁变法为标志的百日维新运动，一次就是您亲自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潮其实是两个阶段，前者主要是以反封建专制为目的全民启蒙运动，而后者则是反对出卖主权的爱国热情的总爆发。它直接导致了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国出现了‘三民主义’和苏俄化的多种政治可能性。但我今天想和您探讨的还是那场以北大知识群体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我总觉得它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从学术思想的开拓上，它没有超过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孔孟学说和老庄哲学毕竟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多年。陈独秀的贡献仅仅停留在反专制和个性解放上，他倡导的科学和民主还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是反对激进主义的，因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屡遭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过于简单激进。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在民主理论上往往只根据一种政治信念，采取一家之言。如反对传统，就主张全盘西化。由于汉字难懂，干脆废除汉字。更激烈者，甚至主张连汉语也一齐废掉，索性采用外来语。由于反对旧礼教，而宣扬非孝。由于提倡平民文学，而反对贵族文学。钱玄同甚至说自己始终是个功利主义者，陈独秀在文言和白话论战中不允许讨论的态度，本身就没有民主精神。真是因为这些领袖人物缺乏真正的人文精神，所以我觉得蔡先生责任重大，中国还需要重新进行思想启蒙。否则，今天的革命者明天就又会变成新的奴隶主。尊敬的蔡先生，请原谅我的直率和激动，因为我始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面对遍地疮痍的中国，我的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和负罪感”

　　　　蔡元培平静的双颊上溢出了血色，来国外两年多了，他还从没听到过如此真诚而深刻的见解。尤其是“五四”以来，还没有一个人敢这样犀利地剖析过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

　　　　李平原也显得很激动，这些日子他一直在和这位日本朋友探讨中国的出路。眼见着海轮即将抵达上海，他也有许多心里话急于向蔡先生倾诉：

　　　　“蔡先生，说实话，我很佩服上原君独到的见解。应该承认，‘五四’以后一大批思想启蒙的先驱，又消沉地退回了书斋，捡起了曾经反对过的‘国粹’。这是本世纪中国知识界的第一次精神大逃亡，也是无法弥补的悲哀呵！记得您当年是以浩然之气高擎着理想火炬单身北上的，您什么人也没带，却为我们带来了兼容并蓄和思想自由两大武器。什么才是您真正倡导的北大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涵我们探讨了多日，才悟出点门道，那就是独立意识、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一种真正为建立科学和民主新世界，纵然刀斧加身在所不辞的爱国热情。所以这次回国后我有两大选择，一是想跟您重返北大，再次发动思想启蒙运动。二是干脆南下投身国民革命，用火和剑摧毁这黑暗的军阀统治，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愿。我留法的朋友周恩来、陈毅、邓小平都已先行迈出了这一步，在这风雷激荡的大时代，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选择呵！”

　　　　夜已经很深了，辗转难眠的蔡元培又悄然起身，披衣走上了甲板。寒夜星空下的海面夜色狰狞，呼叫的海风刀子般扎得脸上生生作痛。一种年轻时刻骨铭心的理想，一种披肝沥胆般的勇气，又一次燃烧得他激动不已。他甚至忘记了年龄，面对着大海举起双臂，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甲板上又闪现出一个人影，周养浩手捧围巾和大衣，噙着热泪，凝视着焕发出青春朝气的夫君。她一步步地走上前，把衣物披在他那瘦弱而冰凉的肩上。蔡元培欣喜地握紧她的手，仰面大笑道：

　　　　“养浩，我终于恢复了自信，我决定北上了！”

　　　　“您真的想好张作霖可不比黎元洪和徐世昌呀”

　　　　蔡元培义无反顾地点点头，说：“想好了，在中国自古改革是要流血的。当年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许景澄，就是被西太后杀掉的。想想谭嗣同，想想中山先生抱病北上的勇气，我一介老夫还有何畏惧”

　　　　寒风中周养浩紧紧地依偎着她的先生，动情地说：“我已经怀孕了”

　　　　“真的看我这老糊涂哈哈！”

　　　　“孑民我们一齐北上吧我不能离开您！”

　　　　“好！我再一次谢谢你”

　　　　历时一月的海上航行终于结束了，当轮船于2月3日停靠黄浦江时，蔡元培夫妇都穿上了雍容华贵的中式眼装。前来迎接他的各界名流特别多，男男女女不下五六十人。他们分别乘坐汽艇而来，每个人都显得那么高雅和气派。那位吃白食的德国男侍开始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位看似寒酸的老人并不是穷秀才呀。他还算聪明，悄悄地拉住两位年轻人问：

　　　　“这位先生到底是干什么的”

　　　　李平原故意唬弄这小子说：“他的官在德国相当于部长，他的身份应该不小于一位伯爵吧！”

　　　　“上帝请宽恕我的罪行”

　　　　他吓得连忙向蔡元培弯腰赔罪，惹得众人捧腹大笑。蔡元培却面容仁慈地扶起他说：

　　　　“以后可别再做伤害别人的事”

　　　　“先生，在您高贵的灵魂面前，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羞耻。”

　　　　2

　　　　正当蔡元培准备北上时，北京的局势又开始复杂起来。奉军在击败吴佩孚后，气势汹汹地将兵锋直逼江苏，与孙传芳的势力发生了抵牾。1925年10月，孙传芳发出反奉通电，宣布拥吴出山。他亲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进兵上海，而自称十四省讨逆军总司令的吴佩孚也遥相呼应，出兵北上。奉军终于在与孙传芳的作战中节节败退，很快就退缩到山东一带，东南半壁顷刻成了孙传芳的天下。此时的张作霖分外尴尬，他与冯玉祥的矛盾已水火难容，为了先借吴佩孚、孙传芳之势对付国民军，他不得已主动去向吴大帅说情。一贯仇视冯玉祥的吴佩孚立即宣布结束“讨奉”战争，与张作霖联手进攻国民军。他在1926年的初春，先击败岳维峻部，占领了河南省。接着又沿京汉路北进，攻下了石家庄和保定。冯玉祥不得不又一次通电下野，在去苏联考察前把军权交给张之江和鹿锺麟接管。3月12日这天，奉系的后台日本凶相毕露，先以日舰掩护奉军进攻天津大沽炮台，后悍然炮轰岸上的国民军。鹿锺麟被迫下令还击，日本又纠集起当年《辛丑条约》的几个缔结国，向北京政府发出拆除大沽炮台和清扫海面水雷的最后通牒，并限于3月18日给予答复，否则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势。

　　　　民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天，就这样在腥风血雨中降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蔡元培正在杭州养病。他先接到了蒋梦麟的电报，告知北大学生惨死三人，重伤十余人。他立即忧心如焚地回电，关注起事态的发展。

　　　　其实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活动，早在两天前就已开始。3月18日的清晨，近五千人陆续来到金水桥畔，群情激奋地召开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大会主席徐谦和李大钊都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对李大钊来说，这也许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登台亮相他那沉稳坚毅的风采，给一旁的陈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大钊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阶层地联合起来，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

　　　　声势浩大的游行是下午开始的，当两千多人的队伍向段祺瑞执政府挺进时，这位铁腕人物正悠然地在公馆里下围棋。他其实早已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所以当学生队伍一涌进铁狮子胡同，就发现执政府门口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北大学生在李大钊的带领下走在最前面，他们望见那并排三座红漆大门早已紧闭，密密麻麻的卫队，分十余层荷枪实弹地排列在大门外，就先自停了下来，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这位官员打起官腔，喝令代表退出大门，要队伍赶快散开。全场顿时哗然，有人高喊：“到吉兆胡同段公馆去找他算账！”就在这时候，忽然耳边传来刺耳的哨音，紧接着响起了枪声。李大钊一看不对，忙向人群挥动双手叫嚷：“快散开，快到操场外边去！”霎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打大旗的王一飞，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立即卧倒，幸免一死。而正在喊口号的江禹烈则被子弹击中口部，血肉模糊地倒在血泊中惊恐的人群纷纷向东西辕门奔跑，但刽子手已经将大门关闭起来。一位指挥官狂鸣警笛，驱使手持步枪、木棒、大刀的士兵向人群密集处射击砍杀。顿时血肉飞溅，伏尸累累。北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中弹倒地，正想往外爬行，一士兵又凶残地举起大棒向她后脑猛击几下，刘和珍当场气绝。更令人发指的是，这帮刽子手在清理场地时，不但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女师大的刘和珍和杨德群，还有燕大的女生魏士毅等，都是一丝不挂地暴尸街头，令人惨不忍睹。

　　　　而当镇压的枪声刚停，北京代警卫司令李鸣钟前往吉兆胡同报告时，身着便装的段祺瑞边和日本顾问下棋，边声色俱厉地怒斥道：

　　　　“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告诉卫队旅的官兵，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哼！从‘五四’到今天，老子总算是出了一口怨气”

　　　　说完，他又顾自己在庭院花架下面下起棋来。

　　　　只见日本顾问缓缓地落下一枚白子，封住了他的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