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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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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体是无德智也。”

    “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

    文章明确指出,人类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依赖于人的整个身体官能,“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

    这就是说,人认识周围世界和接受知识,都是身体特别是大脑的作用,是以整个身体五官为物质基础的。

    从以身体为基础的观点出发,文章进而反复说明了体育和智育、德育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一个人的体质如果不强健,就不能很好受教育,增知识,乃至强意志。

    “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

    “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不重视体育,文章强调“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从而批判了所谓精神活动与身体无关的片面观点:“又尝闻之,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其说亦谬。”指出这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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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中国自古以来重文轻武的观念有关:“我国历来重文,羞齿短后”

    ,①“积习难返也”。

    关于宇宙事物无不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对立着的事物经常在互相转化,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文章中有比较明确的阐述。

    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多非动主静。

    文章对此极不以为然:“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

    是或一道,然余未敢效之也。

    愚拙之见,天地盖唯有动而已。“

    认为动才是养生的要义。

    “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可言者,曰体育。”

    “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又引起明日之运动。”

    而人的身体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中的。

    “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

    “天地盖唯有动而已”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想,即在作出这个论断的时候,作者必定有更深更广的思考,而决不是只限于体育之道。这在前述《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已反映出这个极其重要的思想特征,这是作者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一个中心观念,可说贯穿于一生。

    由于树立了“天地盖唯有动而已”的坚定的认识,文章于是特别谈到人的身体强弱这个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又闻弱者难以转而为强,今亦知其非是。盖

    ①短后,指衣的后幅较短,便于劳作。后来也称军人之衣为短后衣。此处“短后”借指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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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自谓天生好身手,得此已足,尚待锻炼?

    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

    至于弱者,则恒自闵其身之不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持;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这就是说,只要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深戒嗜欲“

    ,“勤自锻炼”

    ,人的身体是完全可以由弱转强的。因此文章开宗明义即指出:身体“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

    “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

    关于事物的发展,矛盾的解决,在“图体育之有效”这个问题上,文章已具有“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矛盾论》)这样鲜明的辩证观点:“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

    “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在分析了当时学校和社会上一般人“不好运动之原因”后,文章说:“属于主观,改之在己;属于客观,改之在人。君子求己,在人者听之可矣。”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许多活动中,给我们最深的印象之一,是特别强调实践、勇于实践的。那些显示出坚毅意志和付出辛勤劳动的多方面的实践,使他一开始耕耘于哲学的园地,就自觉地意识到知与行之间的密切关系。

    《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之所以写出,而且写得如此精辟、如此科学,是同他自己长期的实践分不开的。

    他少年时在家中游泳和劳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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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身体不好,在一师时实行的各种体育活动,对身体的由弱转强,特别是对意志锻炼等方面带来的好处,自己当然有深刻的体会。

    同时,德、智、体三育脱节的学校教育,不重视体育给予学生的各种不良影响,也使他感触很深。

    此外,他从学习过的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中外古今人物的有关言论和历史故事,也得到很多启发。因此,这篇文章确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一个范例。它通过对体育问题的考察,令人信服地阐明:实践是第一位的,无实践则不可能作理论的指导。

    文章即以此理说明写作的动机,在“深感体育之要,伤提倡者之不得其当”。

    “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研究之心。夫荡子而言自立,沉湎而言节饮,固无人信之矣。”根据他对一师体育教员的看法,文章又同时指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唯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动作而已。夫徒有形式而无精意以贯注之者,其事不可一日存,而今之体操实如是。”

    在论到体育锻炼的根本之道时,则仍旧强调实践第一,而理论其次:“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

    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

    为了贯彻实践第一的主张,文中还提出一系列运动的方法和运动应注意的事项,并且将自己创造的行之有效的“六段法”详细列出,供人参考。这是作者自己从实践中得到的认识,将这种认识公之于众,以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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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这个时期的辩证法思想,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对待中国旧文化和西方新文化所采取的态度。当时他和他的朋友们一方面热烈地追求外国的新思想;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他们又极其重视中国的历史遗产,并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文化。

    这从《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也可得到证实。

    如文中引用了中外古今典籍和人物的丰富事例,特别是引用了许多古人重视实践的故事,如“庄子效法于庖丁”

    ,“仲尼取资于射御”

    ,来说明作者的观点。其中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愈)文等,共引用典故、成语、诗文等近20条;涉及的中国古代人物16人,近代人物3人,外国古今人物6人。他对于中国的旧东西和外国的新东西,是“去其糟粕,存其精华”

    ;是斟酌国情,两无所偏;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完全不同于某些进步知识分子中那种比较普遍的错误观点:对待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盲目地崇拜,甚至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对中国的民族遗产,则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往往只看到封建性的落后的一面,而没有认识到我国封建社会早期的生产和文化就已达到很高的程度,经过各个时代的剧烈变革和发展,它为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青年》的前期,全盘西化的论调曾占相当的地位。正如毛泽东后来论五四运动时指出的这方面的缺点:“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则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对西方文化也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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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批判继承的态度,不能盲目崇拜,全盘接收。

    《伦理学原理》上有这样的批语:“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关于这个问题尤其说得明确:“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这里的西方思想,显然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可见毛泽东对待西方文化的观点,已超过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

    关于毛泽东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最主要之点,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他的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决的革命精神,可以说是同他追求真理之心同时俱生、与日俱增的。从对待社会、国家、世界,直到家庭、学校、师生关系,一切方面都反映了他的“除旧布新”

    的思想。

    他时时刻刻关心国内与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从不畏惧严峻的实践与斗争。虽然前面叙述的还只是他学生时代的一些活动,但从这些活动中,不论是参加辛亥革命当一名新军的列兵,或是在学校中反对袁世凯的帝制丑剧,带领同学缴北军的枪械,还是为追求真理而顽强学习,尤其是团结同志成立新民学会这样的战斗团体等等,都可以发现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他这时已表现出一个真正革命家的品质。

    正像恩格斯对马克思所作的评语:“他首先是一个革命者。

    斗争就是他的本分。“

    五四运动以前,进步的思想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是很模糊而且谬误很多的。

    例如陈独秀在1914年写的文章,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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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印度亡于日本、英国后,据说“百政俱兴”

    ,比之中国的混乱似乎反而是值得欣羡的:“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

    直到五四前夕,他还承认日本可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对巴黎和会更是存在着许多幻想。毛泽东当时究竟是怎样“明确无疑反帝国主义”的呢?

    请看这个23岁的青年学生的革命立场何等坚定,对国际政局又分析得何等透辟,对形势的预测又是何等准确。

    下面是前面引用过的1916年7月25日致萧子升信中论中日关系前途一段的具体内容:“此约(按指”日俄协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

    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见也。

    

    大隈阁(按指当时日本以大隈重信为首相之内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这封信是1916年写的。对照陈独秀在五四前夕对待日本的态度,他们之间的差距多么明显!

    关于必须用革命手段以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政治观念,这个青年学生当时是极其鲜明的。

    《伦理学原理》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传统足以阻革新之气,而过去足以压制现在,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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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之能力,积逐渐消磨,而此历史界之有机体,卒不免于殄灭。“他在这上面郑重地批道:”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

    接着他用变化日新的观点,论述了改革的必要性:“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吾尝虑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

    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

    这段批语从他的哲学思想引申出极其重要的政治观点。

    像“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

    ,以及“时时涤旧,染而新之”

    ,这些话表明了他的坚决的、彻底的革命精神。这里没有任何改良主义思想的痕迹,对现存制度不存在任何幻想,首先就说要“改建政体”

    ,即认为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是改造的首要之举。

    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受到相对主义哲学,特别是佛教哲学中关于“劫”关于“成住坏空”的发展观等等的影响。到底中国的改造怎么办?走一条什么道路?这时的《新青年》并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它除了一般的民主政治口号之外,至于如何实现这些口号则提不出任何具体办法,多数人还倡言不问政治。

    陈独秀在五四前夕发表了许多激愤的议论时政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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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于当时的南北对立、军阀割据、政党倾轧、武人专政的局面,实际上是一筹莫展,只是提出一些枝枝节节的改良主张,如废督、裁军、开国会、定宪法等等,甚至提出过由北洋军阀、进步党、国民党“平分政权”

    ,“请外国干涉”之类的荒唐主张。虽然毛泽东这时也还提不出“再造之”的具体办法,但是他是极不赞成这些“枝节”的改良办法的,而认为政治、社会制度不根本解决,这些都是“赘疣”。很显然,他那时思想的焦点是在寻找正确的革命理论。

    1917年长信中鲜明地反映了这种思想,尽管这还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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