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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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指轻忽农民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
,又急于求成地搞社会主义,因而不能不经常犯“左”。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左”倾思想,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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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早年的“返祖现象”。
从工作作风、方法上分析,毛一向迷信群众运动,从延安“抢救运动”
,一直运动到“文化大革命”。
(李代耕插话: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是两回事,《决议》应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今后再不要“运动”群众了。)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
,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开国以后的运动,似乎是接受了教训,但也总要搞个5%,几亿人口的大国,右派就五六十万。
大炼钢铁,900万人上山,树木砍光,至今还难恢复。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又在党内党外、全国遍地几万几十万地整特务。
这种搞运动的方法,怎能不“左”?怎能不破坏国家经济,毁灭人才?言之令人痛心。
越来越迷信自己,安于搞个人崇拜(奉承迎合者之流也有责任)
,听不得批评。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
,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领导一元化发展到“大权独揽”
,这就从制度上形成个人独断专行了。开国之前,事实上毛确实一贯正确,但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中,也还有一部分其他中央同志的功绩,不能全归功于己。至于后27年中的错误,不能说他自己没有察觉,但完全听不得批评。
1958年,田家英跟我谈过,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指江青之流)
;二、听不得批评;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田在主席身边十多年,这种听不得批评的感触极深。如果说,毛一直到去世前还认为十年浩劫是三七开,这只能说,或者是仍然迷信自己基本正确;或者是唯恐有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一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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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保到底。
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晚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
此种例子很多。发动“文化大革命”
,从搞《海瑞罢官》起,就是背着政治局和书记处搞突然袭击。
从客观上分析,前28年,由于敌人强大,有三座大山,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这是客观的存在,也是巨大的制约,因此,毛始终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开始,才言决战。开国之后,经抗美援朝,认为美帝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认为斯大林也不过如此;1957年到莫斯科开会,对赫鲁晓夫当然不在话下;在党内是“鹤立鸡群”
;至于民主党派,更不在话下;群众闹事,没什么可怕总之,失去了一切制约,必然难免信口开河,随心所欲。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当然决没有准备搞十年,也许只准备搞“水也可以覆舟”
,直到武斗之后不好收拾,才搞两派联合、工宣队、部队支左等等办法。但这种制约也没有起作用,最后还说“七八年要来一次”。
毛泽东后27年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大错误说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后成为一个一意孤行的独断专行者。
这个历史悲剧,《决议》应当很好地总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引以为鉴。一个革命政党,必须有办法对党的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否则,领袖一犯错误,就会成为全局性的错误。这是我们这一代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决议》当然不能像我上面讲的这样来写。不过,为什么一个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人,最后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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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应当从思想到作风等方面说清楚,能有一个粗略的交代也好。
这个《决议》确实难写,写成这个样子已很不容易;经过大家讨论,相信会写得更好。
《决议》必将进一步解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更有利于四化的实现,从而使我们的党成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可是,没有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的提高,我们就还有可能犯类似的错误。
二A
关于庐山会议我有一个记录本,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
可以谈得比较清楚一些。
庐山会议之前
庐山会议前有一系列会议,除郑州会议外,我都参加了。
先简要介绍一下几次会议。
南宁会议反反冒进,大家都知道。
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
这次会前,柯庆施曾在毛面前攻击过陈云。我是为三峡问题去南宁的,会议已近尾声。
毛泽东多年来听了林一山的意见,
1980年10月30日在小组讨论会上,应大家的要求,概述1959年庐山会议A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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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三峡(因此写了“高峡出平湖”词)。会上他听说李锐是反对派,于是把我们两个人都找去。我到的时候,大家为我捏把汗。可是,听到我们两人当场的说明,又各写一篇长文之后,便采纳了我的意见。由此可见,只要言之有理,个别问题他还是听得进意见的。就在这次会上决定水利、电力两部合并,要我做他的兼职秘书。
接着3月成都会议,参加会议的各部门和各省市,都写了如何大跃进的报告,通过了30多个决议。
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成都街上有群众锣鼓声大跃进已经开始。会中我去汇报过一次小组会情况(乔木在座)。我进去时,毛指着我说,“这也是一个不知世事的人”。我反映了对柯庆施、陶铸两人的发言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我颇不以为然。毛说,“他们是有所指而言的”。我还反映了少奇发言时的感想:“跟主席比,我们差一大截”
,所谓“不知世事”。
乔木告我,毛对国务院的工作不满意,说“几十个部,不知都干些什么”
(后来提出“以钢为纲”带动全局)。回到北京后,毛找我谈过两次。主要谈粮产如何倍增的问题。有次先同谭震林谈淮北如何水利化,批评了水利部领导。
4月广州会议,各主要工业部参加了,地方同志很少。
讨论15年超英国时,第一个汇报的是地质部刘景范,还没听十分钟,毛听不进去,中止了刘的发言。大家颇紧张。
6月间,有天找我到游泳池谈话,讲到钢要翻一番。
第二天碰到王鹤寿,告知此事,他很感突然。
6月底,各大区开计划会,定1959年指标。各主要工业部和富春在上海帮助订华东计划,我代表水电部参加。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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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要生产600万吨钢。开会期间,六大区互通电话,指标节节拔高。
华东会上考虑的二五钢铁指标上限竟达1亿吨。
这时一机与冶金两部矛盾已尖锐暴露。
参加会的各部1959年都照600万吨安排,唯独我没有接受电力指标。柯庆施因此对我极为不满,让人带我去参观江南造船厂等三个“跃进厂”。我走时留一封信,仍坚持电力无法满足。
7月7日我给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忧心忡忡,反映华东会议高指标情况,以及各种难以解决的矛盾。从用电“你碰我挤”出发,提出“必须坚决排队,坚决分轻重缓急”。说“这次还碰到好大喜功,而对其目标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却又茫然无知的事例。有些事情需要时也可以‘霸蛮’(湖南土语,难搞而硬搞)
,但有些事‘霸蛮’也无济于事。大家确实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
8月北戴河会议。钢翻一番,只好背水作战,登报。这些情况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没有找我谈话,我知道那封长信毛看不进去。
12月武昌会议,通过公社决议,粮食产量公布700亿斤。找我谈过一次话,讲到钢铁翻番之不易,问题复杂。会上1959年钢指标降到200万吨。
我斗胆说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于是,毛提到7月那封长信,说我“写得不明朗”
(我心中想:你没看进去)。陈云不同意公布700亿斤,跟乔木说了。王稼祥不同意搞公社决议,同少奇谈了,少奇要他去反映,王不敢。后来少奇反映了,结果毛大为反感。
1959年4月上海会议之前,我感到形势严峻。陈云在抓配套,抓薄弱环节。交电公司已抢购一空。一季度计划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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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差。从计委廖季立处得悉,钢的计划无法完成,问题极多。
新安江缺水泥,我只好带总工去找总理解决。于是又写了封信,反映200万吨绝不可能完成,应赶快调整,还提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等意见。这封信交周太和并转陈云看了。周让我将副本寄富春一阅(以免背后放冷箭之嫌)。上海会议之初,毛找我去谈过一次(乔木先在座)。我一进门,他便指着我说:“此人是不敢做强盗的”。说我给他的信为什么要给富春看。这次谈得很融洽,接受了我们的一些意见。乔木谈了陈云不赞成公布粮产等。回来后我又写了一封信,提几点意见(毛说“只是几根骨头”)
:1959年计划涨六次、降两次,上下摆动,工作全面被动;人们不敢大胆怀疑,怕被批评“离开总路线”
;二五计划盘子要快定;要重视苏联和西方的经验;大家忘记了主席在成都会议讲过的“要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的话。两天后,开中央全会,毛讲了十来个问题。首先鼓励大家学海瑞,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表扬陈云:“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上”。批评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
(乔木事后说,他这是保护陈,否则陈不能恢复名誉。)
还讲了一条“李锐怕鬼”
(意指我不该将信寄富春)
,指着坐在最后排的我,大声说:“我很感谢你呀!
为什么只给我几根骨头,不给肉吃?“
(这两封信都写得简明,是接受第一封信“不明朗”的教训)此外,还说“我当主帅,你小平当副帅”
,大家感觉突然,不解。这次会议小平主持压指标,压到14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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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海会议,以钢为纲的问题也大都暴露。总之,农业和工业两方面的“左”倾后果都很严重。农村问题虽已有所纠正,但对形势的总估计,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顶多两三个指头的问题。这时有许多省粮食已很紧张,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的情况。广东边境县有到湖南抢粮的。会前,毛视察了两河、两湖四个省。
神仙会阶段
6月30日,彭真召集在北京被通知上山的人,说是开神仙会,讨论13个问题。后来改为18或19个问题。毛泽东6月29日在船上,7月2日在山上,两次讲话所谈问题的简要内容如下(在山上又作了一次传达)
:1。
读书。鉴于许多领导同志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地委以上干部应读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下卷。此书总结了苏联经验,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之类。
(1957年右派无一根枪,还要进攻。)
8月份读一个月。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好人好事”
,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者;“坏人坏事”
,犯错误的,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者,各省找几个例子;从去年到现在中央的各种指示文件。
三本书十万字,十天读完,还要考试。大家冷一下,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2。
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势不好”程度。
八大一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
对!
要坚持。
湖南说的巧妙:有伟大成绩,有丰富经验,实际是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去年一年经验,主要是:综合平衡,群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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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
最主要是综合平衡;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现在盲目性减少,形势在好转。
何时能彻底好转,明年五一。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有些问题弄不清,为何粮紧?缺肉?似乎促进派腰杆不硬了,怪话让人说。
3。任务。今年钢1300万吨,不能超过就算了。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
今后每年增加100亿斤,1964年搞到1万亿斤。钢明后年都只能增加400万吨。确保质量。
15年赶英要坚持。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指标一年完成。现在是否提农轻重?
这几年农业第一,成立农机部。
过去陈云提过,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来陈是对的。
衣食住用行安排好了,就不会造反,过得舒服,才有利于建设。两种积极性:盲目和实事求是。
4。
体制。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下放,现在要适当收回。强调集权,统一领导。
5。
食堂。自愿参加,节余归己。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保持30%也是好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6。
学会过日子。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
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今年不管增产多少,按480亿斤标准过日子。
7。恢复三定。产、购、销,三年不变。增产征四留六。
8。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9。
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
包括:农业本身;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10。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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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党不管党,生产队长代替了。
12。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四大指标定高了(指1959年)
,找个适当时机改过来。
粮食以后是否不公布绝对数。
13。
质量问题,争取一二年内解决。铁的含硫超过标准,出口退货,名誉不好。
14。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是一二三个指头问题。许多问题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
15。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16。全国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协作,协作区要搞些调查研究。
17。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120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