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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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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③ 同上,第290—291页。

    ②同上,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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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143

    长。“

    ①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②

    “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

    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

    ①见《邓小平文选》,第292页。

    ②同上,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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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的程度。“

    ①

    上面摘录这么多邓小平讲的话,是以其权威性来说明我们过去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之深,和肃清其残余影响之难。

    这个问题同上一节“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是一回事,一个是基础,一个是上层建筑。中国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残余影响,恐怕得几代人的努力。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在1920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早年毛泽东长时间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种教育包括科举时代的必修课四书、五经、纲鉴等,也包括对他更有吸引力的小说、笔记、野史、杂集等。这两个方面都给了他很深的影响,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农村和内地长沙的毛泽东,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不多,只不过从梁启超、严复、杨昌济的转手中有所涉猎,如德国泡尔生的伦理学之类。他从这方面受到的影响,就远不如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了。笔者在《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一文中说过: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只能凭借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而以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为多。

    “大跃进”失败后,他才着意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自早年到晚年,

    ①同上,第294—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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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343

    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且巨。新中国成立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他对身边人说过,《资治通鉴》读过7遍,这部书是常置案头的。从中西文化对比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如在《毛泽东选集》中,除了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有几处摘引《反杜林论》、《哲学笔记》之外,几乎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直接引文,斯大林的引文稍多一点,而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直到小说杂记、成语民谣,常常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总不下几百上千条,即此也可见中国旧籍对他浸润之深。不论是“显形”的官修典籍或“隐形”的民间传说,都是铸造毛泽东一生主要的思想原料,这话并不过分。我们说,在毛泽东思想中,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不仅是用中国文字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而且用中国文化“翻译”马克思的思想,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往往有时会起消极作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虽然很难直接归咎于他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但若仔细探究,也不无渊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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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文化的负效应。

    从本性上看,终其一生老而弥坚的“造反”

    、“斗争”性格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他是反传统的,对于统治中国二千年的儒学,应当说是没有好感的。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对所谓“中体西用”的思想便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自大的思想”

    、“空虚的思想”

    、“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

    ;认为要在中国进行革命,要打破政治上的强权,也必须打破思想上的强权。

    《湘江评论》上他的文章中还说过:“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的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在后来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他也一再提出反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儒学。每当要打破陈规,破除旧的秩序时,在思想领域内总是把孔学作为靶子的。

    因孔学核心是维护既成秩序。

    汉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就曾多次受到他的抨击。他也不止一次在讲话中调侃孔子,甚至把孔子的书同他所蔑视的蒋介石的书相提并论,认为读一些这种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从反面教育人们懂得唯物主义与辩证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林批孔”时,他赠诗给郭沫若(批孔批郭)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①

    当然,毛泽东并不完全否定孔子,他认为孔夫子的这一笔遗产还是应当继承的。

    那理由是:“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

    ①见汪澍白:《艰难的转型》,湖南出版社191年版,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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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543

    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①因此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但是,要清楚地讲明他究竟认为孔孟有哪些“真理”

    ,这是困难的,特别是晚年他已把孔孟当作没落奴隶阶级的代表。毛对孔孟学说,更多地是依据政治上的需要,随时摘取某些语言,古为今用,或赋予新的解释。比如,1939年2月20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讲到孔子提出的知仁勇“三达德”时,这样说:“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

    ②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之,是知也”

    ;要“不耻下问”

    ;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等等。实际上,毛常常是利用前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涉猎极广,经史子集、笔记小说、诗词歌赋,无不在其视野之内;在当代领导人中,罕有其匹。

    但其基本办法,仍是“六经注我”

    ,即利用或改造前人的思想材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作法就其好的一面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但也有其危险的一面,即在这种利用、类比之中,容易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一起继承了下来。

    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副作用。

    ①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1年版,第195页。

    ②参看本书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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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比如,早年读的《礼记。礼运篇》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给他晚年的共产主义理想打下最初的基础,而且给予他以怎么样也摆脱不了的简单粗糙的理想主义色彩,这都是无可置疑的儒家的影响。与此类似,前述他引《张鲁传》五斗米道的材料,来说明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等,以为三国时的农民起义军的纲领就有了社会主义作风;同时也就让小农经济的农民理想乌托邦,进入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又如,毛不止一次地以刘邦、项羽作对比,批评项羽不能像刘邦那样从谏如流,结果最后垮台,闹到演出“别姬”

    一幕。就其本意,是教育干部要有民主作风,但今天社会主义需要的民主政治,远非古代用贤纳谏所能概括。如果领导人仍以居高临下的“纳谏”便是民主,那么,民主不过是恩赐,不过是点缀,也就始终不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一种决策的程序。毛泽东自己,确实没能摆脱这种“君临”的思想意识,没有在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建设起现代意识的民主生活。

    再如,毛晚年多次谈到秦始皇,谈到焚书坑儒。

    “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他是从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角度赞扬秦始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惜赞扬这位古代暴君的。但是,他又笼统地以此同无产阶级专政相比,认为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甚至说,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

    ①这就容易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秦始皇专政的根本区

    ①见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第2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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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743

    别;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命题:“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兴趣,涉猎最广的是史书。

    他一生酷好读史,到老不衰。

    除常看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外,即便是专治史学的专家也未必人人通读过的《二十四史》,也基本读遍了。

    至于稗官野史,他更是兴趣极浓,熟悉之至。

    他认为读史可以知兴亡、明事理,“观往者得失之变”。

    《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从中可以熟悉历史事件,吸取经验教训。看来,他最关心的还是史书中记录的各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史实,而不会是“臣光曰”所阐述的儒家政治哲学。

    他是要从这些史实中考察斗争的策略,统治的手段。其中固然有智慧的一面,但也有落后的一面。例如,从《明史》中搬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此作为三线建设对付现代核战争的方针(三线曾耗资一千多亿)。他掌握治国大权(常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需要研究治国的艺术。不过,在对历史治乱的探究中,如果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就未必有利于新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了。

    毛泽东曾一再自称对佛学有兴趣有研究,并且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读《六祖坛经》。但是,我们很难想像他真的对讲求虚无寂灭的佛学有兴趣。他在《五灯会元》中看到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见性成佛。不过“文革”时的“一治一乱”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乃至“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

    ,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佛教哲学中的“劫”和道家发展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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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的“循环论”。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评法批儒”虽锋芒别有所向,却认真提出以儒法斗争为线索,来了解和分析全部中国历史,而且大树特树“崇法贬儒”的观点。这虽未必就给了人们以打开中国历史奥秘的钥匙,却给了人们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钥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毛曾从法家学说中,锻炼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有人可能会认为,毛自己不但承认而且标榜自己“无法无天”的精神,因此而认为毛算不得一个真正的法家。但是,毛之所以主张“无法无天”

    ,甚至事实上做到了“砸烂公检法”

    ,却决不是不要人们遵从他制定的法,而只是不让自己受法的束缚,如他所说“不要让法律捆住自己的手脚”。

    这样就可以做到:“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这不但不与法家思想相矛盾,而且可以说得到了法家思想的精髓。

    这正是中国法家(“圣人执要”即君主执法)与西方法学(法即君主)不同之处。仔细地把毛的政治行为与经济思想,跟受到毛推崇的“法家”

    ,从秦始皇到韩非、李斯等的言行相比,可以很清楚看出他晚年思想尤其错误思想发展的某些脉络来。只是,毛的这种思想到底是他早年读过申韩之书,或渊源于荀子、老子之书而形成的呢?

    还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印证,而逐步总结发展出来的呢?这就需要深入细致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以为法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学说。

    其实,自汉以后,儒法已很难分家。

    汉承秦制,虽说独尊儒术,实际上是杂霸道王道以用之,乃儒法合流。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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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943

    况引法入儒,而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正是荀况的学生。法家为求法治,也必须引儒入法,吸收礼治,以补充法治。儒法合流盖因共同本质为“人治”

    :儒家提供了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准则,而法家则提供了维护统治的策略与方术。

    “阳儒阴法”

    ,儒法的结合,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统治的理论与行为基础。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策略家,以阶级斗争同蒋介石较量时,有理有利有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儒家的政治艺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治国时,法家的任法、用术、集势都是为君主便于驾驭臣下、统治万民而着想的,自可利用改造。韩非主张:“事在四方,要(法)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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