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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民国前十年-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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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是‘奉诏条察州’,非条所问即不省,划定刺使、监察权限,不得逾越。所谓诏条凡六:即一条:强宗豪右,出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众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情,喜则淫贪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恬荣势,请托为监;六条:二千石远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今【见‘前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等六条。   
  试观此六条所定,即为专察太守,六条以外不举。刺史如越俎代庖,超出六条范围,往往得罪,故刺史不察‘黄绶’(黄绶秩在二千石下)。盖太守属官选罢之权既率操诸太守,其功过贤愚,既有‘功曹’、‘督邮’等为之考绩,则属官有罪,太守自不能辞其咎。如西汉宣帝时,涿郡太守即以查举不实贬秩。故刺史但集中注意力监察太守,而无干预地方政治之弊。   
  且刺史无定治所。官署所至,随遇而安。盖株守一隅既易受蒙蔽,且与郡太守私人间接触过密,亦难免发生个人恩怨。而流于举刺不实也。刺史不时巡行以听取民意;每岁复于秋分时作定期巡行,以便人民欲有控诉而有所期待也。刺史既专为监察太守而置,以一刺史之弹幼或褒奏即可决定一郡太守之黜陟,不若今日之监察使必须三人联署始发生效力也。   
  故汉之刺权至重矣。然官阶则志卑,秩不过六百石。以六百石之小官而专以弹劾二千石之封疆大吏为事,则其行使职权时之兢兢业业,亦可想见,如是则庶不致有刺举不实之处。盖位卑则不滥行其权,职重则可专行其政也。【引顾亭林‘日知录’语】。正即以其官阶低,而职在专打老虎不捕苍蝇,故刺史既有其自尊心,复可启发牺牲精神故能遇事不逃避,不塞责。以故汉代中央对地方官吏之考绩,率一听刺史之报告以为断。   
  其外中央朝廷复不时派遣大员巡行郡国,访问民间疾苦,以补刺史之不足。是为汉代之地方监察制度。(四)人权人格与人民参政    
  吾人研究汉代地方政治制度,固知其创制之完备与用意之深远矣。然犹不特此也。制度之优良固可补人事之不足,然汉代地方行政之基本原则,及其人事制度之完善,则尤有足多者。西汉中兴今主孝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见‘前汉书。元帝本纪’】。三者并用,换言之,即厉行法治,而不伤儒道雍容的精神。以儒道调和法治,故汉代政风至为纯正。汉武帝时董仲书辈即首倡以经术饰吏事。至宣帝时惩武帝之严酷,政重宽和。故汉宣帝时之政治风气,尤为高雅清正。官场陋习甚微。   
  后世之言法治者。政府官吏上下之间,但有法定的关系。在上者恒恃法以绳下;在下者至多亦不过守法免过而已,彼此之间,无精神上的联系。以故居高位者每至运用其政治地位,辞严色厉,奴役属僚;居下者亦易流于敷衍公事以取悦长官为能事,而恬不以为耻;甚或承奉长官颜色,用招恩宠。即有贤者,亦难免失其敬业乐群之心肠。但求无过而已,不能发挥其最大的工作效能。以故宫吏上下之关系,如非划若鸿沟,即侵幸阿党。流风所至,清正之士每视从政为畏途,而戒惧敛足。如此则国家行政场合遂为宵小征逐之乡矣。   
  而汉制则不然。汉法虽严,然官吏上下之间的关系则一以‘礼’为纪纲。上下之间除有法定的关系之外,复以‘礼’维系之。长官属僚,职分主属,而礼同宾主。长官以师长态度以遇僚属。而属僚之与长官则行师弟子礼,上下以揖让相处,无后世之官僚恶习。故以一代大智大贤,无伤于屈为小吏。虽处至卑之位而能安之若素,良有以也。试观即汉代丞相府属官之与丞相,亦仅行师弟子礼,白录不拜。丞相有事于属僚,亦称‘请’,而不日‘召’。属吏有过,司监察者据以报丞相,丞相亲按之,如三日不白其冤,即暗示所控属实。被控者即自行引退,绝无伤于个人人格之尊严。务使被控者内心感愧。散发其良心。而冀其知耻也。盖虽为大圣大贤,不能无过,如偶一不慎遂受难堪之侮辱,则气节之士,将视补吏为畏途而不肖者则日久亦恬然受之不以为耻矣。   
  丞相府犹且如此,则郡太守县令长更无待言矣。是故太守出典一方,率以礼聘当地俊彦为郡吏。如西汉孙宝为京兆尹,征名士侯文为吏不应,宝乃遇之以宾礼,与之为布衣交,时人美之。故汉代太守之征聘郡吏也,直同在位者之‘趋士’,因之侧身官府者多引以为荣,非同在下者之‘慕势’也。故一郡名流归之如水之就下也。以故官府之所在即是一郡名流荟萃之所。上下之间以礼让相维系,以法令为依归,在下者不卑不亢;居上者不纵不抑。后世失之,遂流为官场逢迎之仪式矣。   
  节要而言之,礼治与法治相互为用,则礼治不致流于颓滞;而法治亦不致流于冷酷,故能政风穆穆,而政府于人民之间亦庶几无截然之鸿沟也。以故西汉郡守虽如黄霸、龚遂之宽和,而吏无骄纵不法之习;即如严延年之酷,而属僚亦不乏良吏,良有以也。至后世此风渐颓,晋陶渊明乃有折腰之叹矣。   
  再者,汉代地方政治之特点,更以其富有民治之精神也。试观太守受策由其一方,俨然唯我独尊矣。然汉制非本那人不得为郡吏。放太守隶属诸曹,率由本那士民任之,佐治其郡,是不啻以其民治其地,而由太守总其成。郡丞统领后曹为幕僚长,率百僚佐太守为治。以本那人参太守幕府。既如以‘科员政治’目之,则负一郡之实际之政治运作;而既以同那人组成太守府‘后曹’,则不啻为一变相之参议会也。且复以学有专长之士组‘议曹’,佐太守议郡政之得失,直是一专家委员会,作太守之顾问机关,太守但秉中央政令,维系对中央关系,擘画大计,总其成且。故汉代的地方政治能得乎民治之长,而不致失其向心力也。   
  其县政亦复如是,县吏既出诸察举,更有所谓‘三老’、‘孝悌’、‘力田’者,皆一县年高德勒之士。与县丞尉以事相教,让政治得失,是亦不啻一参议会也。是亦汉代政治之特点,不幸傅至后世则变质矣。(五)汉制为后世所不及    
  今日试一回顾我国政治制度之沿革,莫不祖述汉制。流变二千年,举凡中央地方之设官升职,几皆不脱两汉制之范畴。且后世因袭汉制,往往失其原意而流弊滋生者。盖后人之因袭汉制也,有但取形式,而忽略其用意者。或有模仿其用意,而失其人治之精神者,几经流变则变质矣。   
  试观汉代之实两级地方政治,太守出典一方,中央即付以专治一方军法政财之大权,及选举进贤之责,独掌士子上进之途,有专杀之权,集一切大权于一身,俨然一土皇帝。然行之百年,不特流弊绝少,且治续斐然者,实有赖于监察制度,与人民参政制度之得法也。刺史不干涉地方行政,实行其超然监察制,且专以举察郡太守为事,故行政与监察制渡,各自发挥其最高效能,而无相互牵制之弊   
  且人民与政府之间无截然鸿沟,以其地之民而治其地。如郡县属吏,对行政长官,既可作积极之佐治,复可作消极之监督。既为负责实际责任之政府官吏,复为变相的参议员,负有行政、监察、建议的多重意义,故于一郡县之行政得失,所见尤深。即有建议,亦不至于流之空洞;而兴利革弊亦能便捷从事。试以之与今日民主政治之地方人民参议会制,作一比较,正不知其孰得孰失也。而郡太守一秉中央为治之原则,以其民,治其地,而总其成。长官幕僚相互依赖,故地方既不致失其向心力郡守亦不得以政入私门而刘公得道,鸡犬升天也。   
  而维系此优良的政治制度,自亦有赖于为政得人而为政得人,端赖于政风之高雅清正,而汉代政治即能充分表现其雍容儒雅的政风。上下一以礼为纪纲。居上者,既作之君,复作之师。不以位高权重而倨傲;居下者,既为之佐,复为之宾,揖让相处,不以居下为卑贱,已故政风高雅,无后世官场之陋习。以故郡守一旦征辟,则名流节士归之。虽微人皂吏衙役,亦能不失纯正。以故但有贤明在位,不亲小事,亦可一郡大治。如两汉知名之士,每多为毫无行政经验之匹夫,然一经政府征辟作不次不迁,亦有擢为郡守,一郡竟能大治者,良以此故。后世相传有所谓‘卧治’为美谈者,良非史家专美之辞也。及观乎后世之政治场合,一味以官术相尚者,能无慨然。   
  窃以两汉之盛,基于民生之安定富庶,政治修明实为民生之本,而地方行政尤为国政之基。或谓两汉政治头重脚轻,实则汉代中央政局,虽仍限于帝制政府寡头政制之格局,而其地方政治组织与运作,却于无形中早开民政治之先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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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解纽 军阀割据 政客纵横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应该就是民国初年的所谓军阀时期了,而军阀时期实在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还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政府。地方军头还不能目无国家法纪,随意横行的。野心政客虽然也难免结党营私,但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之内,纵横捭阖,多少还有些顾虑。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纲解纽,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才正式进入一个所谓‘军阀时期’了。这也就是笔者在拙作里,不厌其烦的一再解说过,我国史上第二次大转型,从帝制向民治转去,这个总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是在各小阶段中的变动,则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覆无常的。这个偶然出现的军阀阶段,就是个很标准的说明。   
  所谓‘军阀’者,便是一个军人,拥兵自重,甚或割据一方(一区、一省、一县,乃至一城、一镇、一乡、一村),在名义上,他还是国家军政体制上一个有名分的单位,但是在实际的权利运作上,则是个不受政府法令约束,而自作自为的独立王国。在中国的传统历史里,通称为藩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样的一个军人就叫做军阀了。‘军阀’这个现代名词,似乎是早期日本人从西文Warlord翻译过来的。所以军阀有大有小。大的可以统兵数十万,占地数省,自成派系。有时甚至可以暂时取得国家元首的地位,如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等皆是也。次一级的,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陆荣廷、新疆的杨增新和后来国民党时代的山东的韩复矩、四川的刘湘、新疆的盛世才等等也都是军阀。再小的,有的只有枪兵数十人,占领区域不过一两个小城镇,但他也可征夫抽税,自治自为,不受任何法令的约束,做个最小最小的土皇帝。   
  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些广西地方军头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林俊廷、陈天泰、张春如、梁华堂等等,‘人枪较多的,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或师长旅长;人枪较少的,则自称为司令、帮统、营长不等,各视本身势力而定。割据一方,派县长、设关卡、征钱粮,各行其是。’【见李传第十三章】。这些都是当年在广西省内,土生土长的小军阀。笔者回忆幼年时期在安徽家乡就知道一些割据乡镇的小军阀。记得有个诨名叫魏三闹的‘司令’兼个小镇的镇长,他一共只拥有枪兵二三十人。但是他摊夫派税,‘保护’一镇的治安竟至数年之久。上级的县政府中的县长,在动乱时代,皆存五日京兆之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对他也不闻不问;他对上级也向不买赈。彼此河水不犯井水,相安无事;虽然他们平时也有些礼貌上的往还。上级的县长来来去去,而魏三闹却能在本县之一角,稳坐钓鱼台,不受太多的影响,而一镇居民的生命财产,却多赖他的‘保护’呢。你能说魏三闹不是个土皇帝、军阀?   
  据张学良将军,英雄不论出身低的告诉我,张作霖早年当‘胡子’时代,也是个在东北地方上收‘保护费’的张三闹。后来愈闹愈大,才被招安当了管带(营长),以后由团长、旅长、师长、军长,而总司令,而大元帅。割地为王,他在东北所统治的地区,加上后来‘入关’所占领的地盘,竟远大于欧洲史上有名的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主政中枢,竟然变成了全国一人的国家元首,虽然他只能统治‘九省三市’【见下卷论奉系专章】。   
  长话短说,地方军阀之形成,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帝国之内,中央政府一旦失控,古史上所谓‘王纲解纽’,一解到底,全国顿成无政府状态,‘遍地黄花开’(这是太平天国时代地方成无政府状态,群雄并起时的安徽土语,倒颇能道其实况),就形成大小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了。所以这些军阀也不一定全是坏人。农民领袖乘机起义,打天下,固无论矣。有些游离军队(像李宗仁在六万大山中落草)和正常士绅,组织武装自卫,也未必全是坏事。这样,始割据,终兼并(三字经上的话)野心家或革命政党,再乘机逐鹿中原,逐渐兼并的结果,终成两强的刘、项之争,或国共之战,中国政局就再次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了。这个循环,在古代中国如此;在近代中国还是如此;在转型期的中国,尤其如此。我国近现代史上,从袁世凯死后的分裂,到毛泽东生前的统一,就是这个循环很标准的现象。   
  袁死后各省督军省长一览   
  今且将袁世凯死后各省的督军省长,制一简表如下。这个表显示出中国军阀时期,全国军阀分配的基本情况,下围棋的术语,叫做‘布局’。黑白两方棋手,把整盘棋的‘金边,银角,屎肚子’,都大体你一子,我一子,作个总体的割据规画,然后再分区厮杀。每区双方都要围绕着,可以独立生存的‘眼’,建立根据地,向外发展。先是一县、一省的各自独立;然后搞联省自治,或五省联军;或五省、七省、十三省联盟;最后才逐渐连成黑白两大阵营,刘邦、项羽;蒋、毛,国共来一决雌雄。下列这个袁氏死后,地方各自为政的督军省长的分配,就是民初军阀割据的总布局,以后的军阀混战,就是根据这个总布局,分区混战下去的;有些地方军头的势力,竟延长至十余年至数十年之久。例如由张氏父子所统率的奉系,直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的‘九一八’,才开始崩溃。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新旧桂系;云南从唐继尧到龙云、卢汉,都一直延长到中共席卷大陆,才真正结束。人民政权初期的高岗,中期的林彪,也都有割据的野心,而出师未捷身先死。后来邓小平,口口声声不离‘稳定’;目前提心吊胆的江泽民,最怕的也是国家分裂,军阀割据重见于中国。他们对建立法治民主的制度,没有信心,才回头走袁世凯、段祺瑞用武力镇压的老套路。下面的一览表,就给与我们一幅军阀时代最原始军阀分布图,读者可一望而知当时的情况。其后的演变,也就不离按图索骥了。   
  袁后中国各省督军省长一览表(一九一六年夏季)   
  东北地区:奉天(今辽宁)张作霖 督军兼省长   
  吉林 孟恩远督军 郭宗熙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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