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姓看中国-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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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哪怕提起公诉、依法判处又怎么样？比起陈希同、王宝森辈的大案，这两个书记和市长还只能算是两只苍蝇。人家的罪案里有花了7位数的公款为自己造豪华别墅在里面找乐子那么一条，所得处分也不过如此，罪名也只叫做“玩忽职守”（有人说，这四个字里只有一个“玩”字说对了）。大巫如此，小巫何足道哉！
如今流行“豆腐渣工程”这个名词，老百姓希望“以法治国”千万不要一再出“豆腐渣工程”，则幸甚幸甚！
占茅坑
王宗柱
一个城市新混混儿，踢踢趿趿来到公厕，候一茅坑有空，蹲在那里单等鱼儿上钩。顷刻，有内急者匆匆跑入，猫着腰提着裤子，定睛一看，坑上客满，急得团团转。混混儿起身道：“想要这坑，拿一元钱来。”“什么！这也要钱？宰人啊！”“不要拉倒！”混混儿复又蹲下。来人四下一看，蹲坑者皆无起身之意，为解内急，只得乖乖出资买坑。公厕里空占茅坑为钱，官场上空占茅坑为官。
串梦
余卫国
游大庾岭上的梅关，攀行在草木这道的山间小径上，不禁想起400多年前因上书直斥首辅大臣申时行专权树党、直揭万历皇帝用人不明而被贬南下雷州半岛徐闻县当典史的汤显祖，想起100多年前北上进京赶考的岭南举子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当年经行如此荒僻的山野，是否心怀忐忑，生怕遇上剪径的强盗？鸡声茅店中做的是大难临头的噩梦还是逢凶化吉的美梦？小时候在家乡看皮影戏，长演不衰的有一出《四美图》，讲一个应考的书生在山间被众喽罗所执，吓得魂不附体，孰料山大王是四个美女，招他为押寨夫君云云。显然，这是穷酸秀才的白日美梦，因为迎合了穷人对福祸无常、时来运转的心理期待，所以颇有市场。而现实生活中，也屡有“串梦”（借用电话串线、电视串台做菜串味之串，亦可用流窜、改窜之窜作“窜梦”）的事发生，却并不这么受用，常让人觉得百思难解，无辙可循，“造化弄人”。
之所以扯到这个话头，是因为近来接连读到一些相似的新闻故事。比如，6月24日《中国青年报》刊载的《噩梦般的遣送》，记的是：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毕业生，北京电力建设公司干部黄谦，今年5月4日晚上在上海市崇明县侯家镇，因为找不着旅馆，看见街上白底红字的牌子“有困难找警蔡”，满怀希望进当地派出所寻求帮助。由于一时没找着人，又累又困中在民警值班室做起了美梦。这只迷路的羔羊竟像唐僧误入了黄袍老怪的宛子山波月洞，九死一生才拣回一条小命。他不容分说被当作“自投罗网”的盲流，进拘留室，进县、市遣送站，押往徐州中转，钱财被抢精光，饱受毒打，而且在徐州时晚上睡觉前要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不唱就要遭殴打，真够传奇的！6月30日《三秦都市报》载：17名从长安县西安打工的民工，因未办暂住证被当地派出所送往西安收容遣送站；当用工单位拿着派出所证明到收容站领人时，一天的时间被强按三天收了1020元“生活费”；许多民工“被人打惨了”。7月9日《南方周末》则刊载了“一个迷路中学生的离奇经历”：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滩营中学学生黄钟声，去年12月11日与同学一起到南宁观看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由于买了两双鞋只剩2元钱，又不幸与老师同学走散，回不了家，便想起老师和广播常说的“有困难找警察”。这一找，也是“自投罗网”，进收容所，被搜身，被毒打与他的本家兄弟黄谦的遭际大同小异。其实，这样的故事，也在我的亲友身上发生过，相信还有一些人讲得更惊险曲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串梦，本拟兄长般的警察陡然“变脸”，自己的“一往情深”被切换成“一失足成千古恨”？能说那些做着“有困难找警察”美梦的人有什么不正常吗？诚然，我们曾犯过认识与思维上的大错，惯于把理想（幻想）当现实，把假定当事实，不仅不容许怀疑“人民公社是天堂”之类天条，连批评某个党员、某个警察也被视为败坏什磨形象的大逆不道，仿佛每个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每个警察都是正义的化身。但是，“有困难找警察”并非什么高不可攀的乌托邦幻想，老师与传媒在宣传“有困难找警察”这条现代社会的应急常识时，不必也不能加上一句“警察里面也可能混进坏人”吧，所以不能说这件宣传是误人子弟的“误导”。那么，只能说，司法腐败吏治腐败仍然在作孽，仍有那么些警察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素质与做法处于公职人员底线之下。重庆公安系统上半年清除了78名害群之马；全国还有多少害群之马有待清除？这些害群之马何所由而来，何所恃而撒野？他们是娘胎里育就的劣种吗？
写了这么多，不知所云，满心惭愧起来；要是自己亲历了黄谦、黄钟声那样的噩梦，哪堪回首，哪有心情在此东扯西拉？
由美梦跌入噩梦的人所受的心理伤害是难以平复的，有什么比制造这种串梦情境的人对社会信心、正义信念和社会主义信仰的败坏更严重呢？
游戏与阿Q
吴志彬（安徽铜陵）
科学的发展使游戏也进入电子时代，丰富多彩、趣味横生的电子游戏替代了童年的“竹马”和“警察抓小偷”。随着电脑的普及，开发商们纷纷精心制作游戏软盘，电子游戏已不只是儿童的玩具了。
我曾见一种足球游戏，三维立体的画面很逼真。游戏开始前，你必须选择一支自己的球队，可以随意操纵指挥他们踢球，然后再选择一个对手，游戏就可以开始了。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少年游戏者喜欢选择巴西队为主队，他们崇拜那些会跳桑巴舞的小伙子们，他们对于“民族感情”还很淡漠；成年游戏者大多选择中国队为主队，而对手也多选择韩国队。我亲眼见一年轻人，在大比分战胜韩国队后欣喜若狂的神情，站在旁边的我竟也热血沸腾，当时的中国足球正患“恐韩症”。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阿Q。鲁迅先生真是个目光敏锐的人，他一眼就洞察了我们民族的劣根性，直到今天，阿Q的影子在我们身上还挥之不去。
不久前，中国市场上有许多日本制造的游戏软盘，很多是以二战为历史背景的，内容有些是歪曲历史，宣扬军国主义，美化战争罪犯的，这自然伤害了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不太喜欢日本这个国家，因为直到今天，他们无论在商业或政治中，无不充满了侵略和掠夺，在掏空你口袋的同时，还念念不忘在你伤口撒一把盐。不知道这是不是另一种“阿Q”。最近又有人发现了一种美国制造的游戏软盘，其中假想敌“恐怖分子”使用的直升机，竟是中国队的一种直升机，上面能清楚看到中国空军的标志。崇尚霸权的国家都有一点惊人的相似，他们总处处显示出侵略性，哪怕仅仅是个游戏；联想到美国对中国驻南使馆的轰炸，“那是个意外”也就不太意外了。
中国的“阿Q”是把游戏当真，“洋阿Q”却把事实为游戏；中国的“阿Q”有些可悲，“洋阿Q”则显得可惜看来，即便是消遣的游戏，人类也还是玩得不轻松。
“罚款代收处”
谢淳（河北保定）
因为放假帮父亲拉货，常通过市郊一个路口，这是那种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的路口，车流量大，尘土飞扬，甚少行人。路中如同所有的路口，站一位大腹便便的交警，但与众不同的是路边还有一手推烟摊。我曾为这烟摊犯了一会嘀咕，这地方很少行人和骑车的人，汽车是断然不敢停在路口买烟的，他到底是做谁的生意呢？
直到这次我才明白了。
那位交警手一指，父亲说一声“倒霉”便乖乖把车停到了路边。我和父亲下了车，而此时那位交警仍若无其事地站在路中，并没有要过来开罚单的意思，倒是那烟摊很快地被推过来。“要烟吗？”摊主操一口郊区口音说。我看了看摊上的烟，几乎全是好烟。“来几盒哩。”摊主看了看父亲，又看看路中的交警，意味深长地笑笑说。父亲点点头，掏出24元买下了两盒红塔山。很快地，烟摊被推到一边，交警走了过来，父亲忙迎了上去。交警先是手微微一抬，大概是敬礼，然后是和父亲一段不长的“交涉”，最后，对父亲挥了挥手：“走吧。”父亲忙满脸堆笑地把两盒红塔山“奉上”：“不用给我，送回那儿就行了。”交警同志指着那烟摊说。
现在，我明白这烟摊做的谁的“生意”了，只是不知道何时那摊上的烟能够卖完。
记者的遭遇
金陵客
怎样才能搞好新闻舆论监督？最近读报，经常看到让人不安的消息。善良的人们很难想象，在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竟连续不断地发生这样一些怪事！
先是看到记者被围攻。据12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11月17日上午武汉市黄陂区检查院一辆无标识小车在府河收费站逃费冲岗。当天下午黄陂区检查院三位副检察长带领部分检查官大闹收费站，新华社记者和湖北日报记者在收费站现场遭受干警粗暴围攻。而且，围攻记者的人嚣张至极，竟然有人在现场公开宣称：“这里是老子的天下，不管是谁，先扣起来再说。”
接着看到记者被毒打。据11月29日《羊城晚报》报道，湖南衡阳市祁东县疯狂实行地区封锁，遇外地化肥人境，动辄打人砸车。11月4日下午，湖南经济电视台三位记者前往暗访，结果被人打得遍体鳞伤，摄像机也被砸得粉碎。而且，殴打记者的人狂妄至极，竟然破口大骂说：“不打死你们，我们到哪找饭吃？”记者向地方政府求援，等了50分钟也没有等到县委领导。
紧跟着就看到记者被拘留。老实说，当我看了12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新疆商报》来函，我简直气愤得无话可说。仅仅因为媒体披露了有关法院的腐败，11月16日，李健先生竟然被他们以“合法”的名义拘留。原定关15天，只是因为有关领导过问，才得以提前4日释放。而且，拘留总编辑的人滑稽之至，有一位法官竟然在拘留所里要和这位总编辑“讨论一下监督司法公正的事”！
那些围攻记者、欧打记者乃至滥用特权拘留记者的人，都是正儿八经有头有脸的角色。你看，既有检查院的，也有法院的，都有大盖帽盖着。最没有名气的，也还有个“稽查组”的招牌。难道他们就一点儿也不懂什么叫党纪国法，一点也不懂什么叫蛮横霸道无法无天？不，不是这样。他们忘乎所以围攻记者、殴打记者，一个要害之点，就在于他们平时称王称霸的特权受到了来自记者的挑战。他们无法容忍这种挑战，更无法理性地接受这种挑战。所以他们才会在这种出自其本能的围攻、殴打乃至拘留记者这些无法无天的举措之中，十分真实也十分形象地暴露出自己的可耻面目。不是说“这里是老子的天下，不管是谁，先扣起来再说”么？不是说“不打死你们，我们到哪找饭吃”么？不是要先把你拘留起来，然后再与你“讨论一下监督司法公正的事”么？显然他们的举动不是出于误会。他们之所以出此恶招，说白了，那不过是因为他们这样做，既符合他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逻辑，也符合他们的“决策”水平。
面对这样的土皇帝，舆论监督又从何着手？面对这样的上皇帝，正直的记者为自己手中的这支笔竟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没有法治的正常化，何来舆论监督的正常化。
被吃
严实（湖北襄樊）
作为教师，吃请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因而格外珍惜每年的教师节。然而，今年情况有些不同，首先是在暑假培训中教委发文禁止在教师节接受家长的请吃，接着是市委市政府把九月确定为“党风廉政建设月”重点治理公款吃喝风，对顶风违纪者除了罚交三倍的吃喝款外，还要在电视报纸上曝光。因此，尽管张局长早就约定与老师们九月十日晚在孔明宾馆上演每年一次的“保留节目”，但我仍然对此不抱什么希望。
然而，九月九日晚上七点刚过，张局长就来找我。这让我甚感意外，听张局长的公子说，他爸爸晚上应酬多，很少在十点前回家的。
我说：“张局长今晚有空，真是难得。”“哪里哪里，风声紧啊——”张局长满脸的怅然若失，“不过，明天的‘保留节目’还是要演的，再苦不能苦教育苦老师嘛！”
“不行，不行，可不能因为我们连累了张局长。”
“严老师别再推辞了，明天缺了你们老师还真不行。”恳切之情不忍让我再拒绝。
教师节晚上，我们几位老师一到孔明宾馆，就感到气氛与往年不同。“热烈庆祝第十五个教师节！”“祝教师们节日快乐！”的巨大横幅简直让我有些受宠若惊。
酒席摆在一个小厅里，我们进去时，里面的人忙起立欢迎。张局长介绍说：“这是我们局里的兄弟！”随后，张局长陪我们坐在首席，其他的“兄弟”分两桌坐下。
吃到一半，一群挂着“党风廉政建设督查”胸牌的人闯了进来，又是摄像，又是拍照。张局长赶忙站起来圆场：“今天是教师节，我在这里宴请儿子的老师，这些是五十五中的老师。”我们也随声附和：“是，是，我们是老师。”
督查走了。临桌的一位“兄弟”过来敬酒；“这第一杯酒欢迎各位老师的光临，第二杯感谢各位老师在督查到来的紧要关头帮我们度了难关。”我们正要推辞，张局长起来发话了：“各位老师，这两杯酒一定要喝。老师们清苦，这我是知道的，兄弟们也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喝酒了，值此良机，岂有不醉之理！”
回家的路上，大家都在谈论今晚酒、菜的档次比往年高，我却有一种“被吃”的感觉。
可爱的人
贾广建（郑州）
我失业那会儿，和一群摆地摊的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不曾在国营单位里上过班喝过茶，不懂什么劳保待遇、国家福利、公费医疗、实报实销，不识长城卡、大众通，无缘桑拿屋、洗脚城。他们以几十元的本钱，几毛钱的利润，上万元的热情，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里，做着卑微的营生。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他们不是主角，更不是配角，他们只是一类没有称谓的群众演员。
深秋的早晨，天刚蒙蒙亮，他们就三三两两地哈着白气来到了简陋的市场上。裤头、乳罩、刮胡刀、洗发剂、明星画、工艺品、包子、煎饼、浆面条、麻花、烧饼、豆腐串，都成了他们手中的道具。“过道路过，不要错过！”他们响亮地叫卖。“走一走，转一转，心里打着肉算盘，全棉秋衣十块钱，你看划算不划算！”他们故意换着腔调，吸引行人驻足观望。“七块八块不算贵，用不着再开研讨会！”他们诗意地吟唱着。遇到和他们穿著一样的民工，他们不乏诙谐与幽默：“给嫂子买个包吧，老板！少进歌舞厅，少进洗头城，花小钱给嫂子捎个惊喜，夫妻之间还增加感情！”在与顾客的买卖交易中，他们淋漓尽致地挥洒着和气与可亲、狡黠与自嘲，有时还能就嘴讽刺一把社会不良：“风吹日头晒，咱不像官倒来钱块，不能再便宜了！”他们能把自己卖的烤红薯说得煞有介事，令人忍俊不禁：“冷天热红薯，时令大补！当年亚运会的指定红薯！”他们自乐自娱惟独没有自卑自怜自叹过。
因为市场不太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