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姓看中国-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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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有率稳居三甲”的新彩电，结果发现低频音失真，听不清。仔细观察，包装箱有显然因重复封口而造成的十多个旧眼孔，箱体也显得陈旧，不禁怀疑其中有假。当做好充分“战斗”准备同经销商交涉时，没想到经销商对我指出的质量问题既未开箱核实，也不正面回答旧包装箱问题，就一口答应无条件退货，之后又动员我们：“不满意这个品牌，我们还有别的品牌嘛。”可我们再也不敢买他店里的彩电了。
　　看完别人的足球，我的注意力又转向中国足球甲级职业联赛，但却欣赏不到多少真实精彩的比赛，看到的是假球黑哨的猖獗。联赛后期大部分比赛的结果，竟被媒体、球迷根据比赛双方的保级（组）利益关系一一猜中。最不可测的足球比赛结果居然最容易猜中，这比赛真是假（甲）极、黑透！而愤怒之极的媒体干脆在标题中直接冠以“假A假B丑剧”
　　近一年来，我就这样总是被“甲（假）”字困扰，这是我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
　　
　　教导学生做假
　　许晓铭（上海）
　　我原先在工厂上班，一年总要遇到几次检查，什么局里的，部里的。接到通知，厂里总要做番手脚，大扫除，转移不合格产品，补齐各类报表和合格单等等。藏丑扮靓，隐次显好，一切都遮掩得不露破绽，呈现在检查官员的面前的俨然是个管理有序讲究质量的工厂。莺歌燕舞之后便好酒相待，好礼相送，官员们留下好评带着满意的微笑走了。年复一年，这种看不到真实情况而又能给工厂带来太平和好处的“检查”就这样成了惯性延续下来
　　料想不到的是，这种“做假”已蔓延到小学孩子们的纯真世界。邻居上四年级的女孩告诉我，区教育局来检查工作，班主任事先就做了手脚，将班上学习好的孩子重新排座次，分散在每个小组，若抽查到组内的任何成员，站起来回答的都将是你。那些学习一般的孩子就成了失去自我的道具、摆设。那天，教育局的官员拿着点名册进了教室，点了一个名字，恰是女孩那个组的差生，邻居女孩子身负重托应声而起，冒名顶替面无惧色和愧色地回答了检官提出的问题。事后班主任表扬了她。邻居女孩说，其他班级也是这样的。我听得心都惊了。
　　为了争取学校的名誉或者是显示教师的水平，居然领着孩子做假，教导孩子撒谎，为人师表，干这样的勾当于心何安？于心何忍？误人子弟的最终结果将是误事、误国！我们吃够了造假的苦，“大跃进”年代造出来的卫星田丰收年，饿死了多少人，其间的教训太惨痛了，不要把责任全推到官僚主义和决策者身上，没有下面的造假，假资料，假数据、假报告、事态会是这样的么？几十年过去了，造假之事非但不减，还刮到了我们视为“净土”的学校！呜呼！看来二十一世纪杜绝做假是困难重重的了。诚实离孩子们远去，因为撒谎能得到老师表扬，因为老师精心设计做假。
　　
　　代脸受过的屁股
　　陈大超
　　美国一位名叫柏德烈的汉子，终于抓住了对她女儿进行过“性侵犯”的色狼。为此他作出过顽强不屈的努力。“要么用刀子将你的脸上刮花，要么朝着你的屁股开两枪，让你的屁股开花，你就选择吧、”柏德烈对那色狼说。
　　色狼眼珠一转，就选择了让屁股开花。柏德烈也就不客气，举枪就朝着他的屁股叭叭开了两枪。色狼的屁股也就立刻开了花。
　　我认为这真是便宜了色狼。他明明做的是丢脸的事，他却计屁股代脸受过。这本来是一种很狡猾的做法，是保住脸面今后做起坏事来依然方便的欺骗行为，但那位柏德烈光生，却是如此轻易地就答应了他。
　　如果这位色狼的屁股能喊冤，它是一定会大喊特喊的。
　　这确实是天大的冤枉。从来就没有机会抛头露面的屁股，好不容易上了报纸，却是如此一条叫屁股羞愧难当的爆炸性丑闻。色狼的屁股，真正是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啊！
　　但如果说全世界就只有这位色狼一个人，用这种态度对来待屁股，那么这位色狼，也一定会大喊冤枉的。
　　不能不承认，用这种态度对待屁股的人，古今中外，都大有人在。
　　中国古时候，就专门有一种打屁股的刑法，不论是朝廷命官，还是平头百姓，只要做了没脸做人或无脸见人的事，都有可能被拉去用板子打屁股。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血流如注，那脸面却依然光亮；是官的自然可以易地做官，不是官的，也可以换个地方做人。
　　当然也有在犯人的脸上刺字做记号的，但通行的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还是用板子打屁股，以致“打屁股”在中国已经成了批评和训斥的代名词。
　　好像人的屁股，就是专门为了保全人的脸面而存在的；存在的方式就是随时准备代脸受过，充当脸的替罪羊。
　　这其实就是人们对待屁股的逻辑。
　　如果进一步想，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逻辑已经被某些人运用得相当广泛和深奥了。例如一件事明明是高高在上的头面人物干砸了，但最后挨板子的，却往往是下面的虾兵蟹将，乃至平头百姓。也就是说，在某些人眼里，虾兵蟹将和平头百姓，就是专门代脸受过给脸充当替罪羊的“屁股”。
　　老实说，作为虾兵蟹将和平头百姓这种“屁股”的一分子，我是一再“享受”过被人错打代人受过的滋味的。当然不好受。但却无可奈何。你要是有什么不服，要据理力争，那么结果只能是你被打得更惨。
　　所以我才有感而发，要写这篇为“屁股”鸣冤叫屈的文章。我相信有我这种感受的人一定很多。我真希望我们能够作出共同的努力，共同为提高“屁股”的应有待遇，维护“屁股”的应有尊严而努力。
　　
　　“数字真实”年
　　李云青
　　每到年终，上上下下，各行各业，表白业绩的“数字”，在媒体上大力张扬。这些数字是否真实？宏观的大数字，小百姓无从考订，真实否，只好存疑，基层的小数字，怎么汇报上去的，知情人能讲出很多哭笑不得的故事。举一例：夏收时节，一个村主任向乡里报了10000公斤的产量，乡长抄起电话火了：“不知道年初给你们下达的‘计划指标’吗？”村主任说：“没收那么多麦子，怎么办？”乡长气急败坏：“那你就别干了！”后来，讨价还价，村主任以翻一番的数字，保住了自己的小乌纱。
　　时下，像这样编造的类似数字有多少种？一位会计脱口而出：脑门数字，仰脸数字，口袋数字，欺上数字，乞贷数字，借贷数字，嫁接数字，饼干数字，浮肿数字，要不是一口气上不来，他还能说下去，有人愁苦地说：“这么多‘各取所需’的数字，充斥上上下下各行各业的统计报表，成了决策的依据，浮夸的后果早已显现，再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怎么收场呢？谁来收场呢？”为此，有人呼吁：该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牺牲”二字有想头），排除万难，把数字完全彻底搞“实”的时候了。否则，各项事业的假冒伪劣姑且不说，各色人等的经济亏空也姑且不论，只说农民，数字上是“小康”了，而实际生活呢？四川金堂“小康村”实际是“卖血村”，即是一例。
　　年终到了，能否下个“通令”：今年各行各业有关“数字”的总结，不考虑年初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不考虑地方的“长官们想要的数字”，誓死捍卫“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反过去“假数字驴打滚填报法”，把数字搞实，以使我们的各项事业，扎扎实实地踏在地上，让百姓过上安心的日子。当然，这样做，一些官员处心积虑炮制的假数字就彻底露馅了，同时这些官员的政治品质也就暴露了。不如此，哪年哪月，数字，特别是“经济数字”，才能真实地反映公仆们的实绩？才能真实地反映老百姓的生活？要知道，“政治上采取诚实的态度是有力的表现”，瞒和骗总有一天要真相大白的。难道非要等到日子混不下去了，才被迫来一次统计数字的“打假归真”吗？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路线，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线。我们要像捍卫自己的眼珠一样捍卫实事求是。眼睛是揉不进沙子的，反映民情、国情的数字也决不允许掺进水分。
　　1999年，是个什么“年”？我希望是个“数字真实年”。倘能如此，全国人民一定敲锣打鼓，高呼万岁。
　　
　　“奴才”的嘴脸
　　刘绍楹
　　说到奴才，人们很自然地要联想到《水浒传》里恶少高衙内身边的富安，《白毛女》里充当黄世仁打手的穆仁智，《沙家浜》里胡传魁身边的刁小三等等。这些奴才的典型代表，如同主人肚子里的蛔虫，主人心里盘算什么他们揣摩得最清楚，掌握得最准确，能及时地恰到好处地曲意逢迎；这些人十分善解人意，主人想要干什么事，他们马上就能出谋划策，出一个又一个的点子，肉麻地向主人献媚效力，为虎作伥、帮狗吃食，是奴才的典型特征。
　　社会主义的今大，共产党的队伍里，照理说不应该有奴才存在的余地了。可是非常令人遗憾，今天有些人的所作所为，那手法，那心境，那嘴脸，与富安、穆仁智、刁小二比较，套用一句老话，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举个例子说吧。不久前媒体披露的那位浙江省平阳县县委组织部长董顺根，上任四年敛财170万，演绎了现代版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知诸位注意没有，董氏贪污受贿，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还多亏了几个“奴才”费尽心机地协助、支持。
　　对聚敛的巨额资产，董顺根解释说：“是朋友们送的”，“平时比较熟悉的人送的”。怎么送来的呢？有的是为了买官直接上门行贿，有的是以“人情礼”的形式送的，而靠“人情礼”敛财的实施，那几个得力的“手下人”“功”不可没。调查发现，董顺根收受他人钱物，高峰期是在1996年8月至1997年2月，也就是他搬家和子女上学的所谓“该送人情礼”的时期。可是，有的人并不了解他家里的事，有的人虽了解但不想送礼。于是，董顺根的几个得力的“手下人”便四处出击，打电话、捎口信，遍告董部长有什么什么“家事”，你应该过去看看、坐坐。说去看看、坐坐，可组织部长的家是那么好进的么？知情者称这实际上是在发“送礼通知”。于是，接到“通知”的7多多名领导干部，都或自愿或无奈地携带钱或物登门了。请看，这些“手下人”的作为，不是地地道道的奴才行径吗？
　　当然，细分析，便可以知道新老奴才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董顺根的“手下人”有共产党员的头衔，披“公仆”的外衣；而旧时的奴才没有公开的身分，只是主人的“狗腿子”。这是不同。相同之处，他们搞的都是人身依附那一套，向上司献媚取宠，摇尾乞怜，充当作恶的帮手。董顺根那170万，不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手下的“奴才”摇旗呐喊、协助敛取的吗？
　　照理说，在革命队伍里，上级与下级只是分工的不同，在人格上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都是平等的同志，可实际上呢？处心积虑拍上级“马屁”者从未绝迹，于今尤烈。在有些领导身边，那善于察言观色的“有心人”，不但对领导平时工作和生活上的习惯、特点一清二楚，就连吃喝玩乐上的癖好、家事私情上的心思，乃至收礼受贿时内心打什么样的小算盘也了如指掌，随时都在准备着出卖自己的人格以投领导之所好。平心而论，像董顺根那样的领导毕竟极少极少，更多的领导对吹拍之类也是看不惯的，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架不住马拉松式的“攻势”，久而久之便麻木起来，也慢慢地入乡随俗了。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一旦建立，“奴才”们的感情投资就初步达到了目的，收获利润的季节也跟着到来了。
　　董顺根已经被迫进了看守所，接着将是法律对他的惩罚。可是那些为虎作伥的“奴才”们呢？
　　
　　会的肥与瘦
　　刘锦智
　　言及开会的问题，人们多着眼的是会的多与少，其实还有会的肥与瘦，即开会人借开会获得的好处的差别。
　　正如会的多少一样，会的肥瘦也只有比较后才能鉴别。这至少有三种比较鉴别法：一，看召开会议的部门单位。概言之，召开会议的部门单位经济状况好，比较有钱，如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效益好的企业集团、私营个体企业等，其召开的会就“肥”些；而经济条件差，钱较少的部门单位，如党团及社团组织等，其召开的会议就“瘦”些。二，行召开的会议名称。大抵说，各种庆典会、聚餐会、产品发布会等很“肥”，而各类工作会、报告会、学习培训会等则很“瘦”。三，看会议召开的地点，一般而言，到外地尤其是到著名旅游胜地乃至国外去开的会肯定较“肥”，反上，在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内开的会必然较“瘦”。这当然也没有绝对化，特殊情况在所难免。
　　会既然有肥瘦之别，那就难免有人挑肥弃瘦，据说有些政府官员出席某些基层会议就很计较“出场费”，这会好处多，油水大，就争相参加，否则就不屑一顾了。一位在企业工作的朋友近日说到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受领导委派去请上级主管部门某领导出席本企业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请柬里夹有几张百元大钞，这位领导当面抽出钞票数了一下，问会议怎么开，还有些什么活动？听罢大概嫌会议“瘦”了，就说自己可能去不了了。正好这时又有家企业请这位领导参加他们的会议，我的这位朋友但见那家企业送上请柬时，附上一个大信封，这位领导并不忌讳什么，抽出信封里的一沓厚厚的大钞数了数，对来人说你们企业的会我肯定要参加。后来，当地报纸果然报道了这位领导出席那家企业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讲话的消息；而朋友这家企业望眼欲穿，也未见到这位领导参加会议。由此可见，会“肥”才受某些官员青睐。
　　大约是这类事情耳闻多了。我不出得对一些地方某些会议报道格外留心起来，对那些热衷于开会的领导，尤其是那些隔三差五涉足旅游名胜地，出入大酒店宾馆，参加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富裕乡镇的会的领导，那些逢年过节一天要赶三五个会的人，产生了如此疑问；他们到底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个人获取一些好处而这般奔忙于开会呢？
　　社会上早有传闻，说是某些官员靠赶会，尤其是逢年过节的赶会就能广收钱物，因此发家致富的也不在少。当然，这类传闻过去好像未见真凭实据。但近日读到一则社会新闻，似乎又能印证这些传闻。据2月27日《文汇报》报道，京城抓住了一“会虫儿”，这个名叫王小京的中年人，在某四星级饭店的一个餐厅干会计时发现，一些单位经常在酒店里办发布会，有的会还挺“肥”，参加会议的人不但有吃喝，还能领到可观的礼品。于是自1993年起，他频频出入一些高档宾馆饭店“听会”，粗略一算，也有200次，吃喝不算，还获取总价值达十几万元的财物。据王小京交待，像他这样“听会”的“会虫儿”不止一个，大家“资源共享”。连王小京这类无职无权的社会闲杂人员靠混“肥”会，也能有如此大的进项，更何况那些有职有权的官员？他们入“肥”会不用混，还有帖子请，领的“信封”也往往比一般“会员”更重。那些抵挡不住诱惑的官人频繁出现在这样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