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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菟登狗ㄗ詈茫庵直玖煸谀歉鍪贝哪泻⒆又惺亲钊菀滓鹱鹁吹摹Ｎ夷鞘笔苤泄秸捌兔栊凑秸男∷档挠跋欤源嫒宋锍３Ｊ褂玫牟悼乔沟脑煨陀刑厥獾钠Ｓ谑牵揖投钟媚就分谱鳌５庵智乖�1960年代的中国军队中已经见不到了。为了搞清楚这种枪的复杂造型，我到军事博物馆去看过两次，并画下图来。看我做枪，张连奎告诉我，他在入伍前给县领导当警卫员时就是用驳壳枪。这使我非常高兴。在制作过程中，经常问他做得像不像、哪个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一类的问题。这样，我完成了一把木制驳壳枪的制作。因为木头厚度不够，我觉得不太满意。后来找了一块厚薄合适的木条，做成很逼真的驳壳枪上半部，而下半部因为找不到大小合适的木料，没有继续做下去。前两次在颐和园避暑时，我单独从家里过去，是坐公交车。我记得是坐11路无轨电车到终点站，再换32路汽车到颐和园。1964年暑期去的时候，又多了两种手段。一种是骑自行车。哥哥上中学以后，开始骑车上学，我也学会了骑车。那时西直门西北都是郊区，人们把北京动物园习惯称为“西郊动物园”，紫竹院向北是林荫道，道路两侧都是田野，骑车很是惬意。还有一次，我坐车到西直门以后，突然想走着去一次，以练习腿力。于是，顺着32路公共汽车路线一路走到颐和园。从史家胡同到颐和园大约30多里，从西直门到颐和园大约20里，距离虽然不是很远，但是对小学生和初中生骑车、步行来说，也不算近。对于我们骑车去、走着去颐和园这样的举动，祖父、祖母都是表示赞同的。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听他们对我们说过“不要太累了”这样的话。
第二十三章“共产党最了不起的地方”
祖父到北京后做的一件事是写回忆文章。他的回忆后来以“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为题最初发表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1979年，三联书店又以同样的名称出了他的一部文集，文集中的第一篇，就是他的这篇回忆。这件事情，使祖父得以对自己的经历再做一番思考。据父亲回忆，祖父曾向他讲，共产党最了不起的地方，是能够把一个想法一竿子插到底。而要能够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有一套有凝聚力、动员力的理念和纲领；其二是有一套强有力的组织系统。祖父之所以有此体会，和这两点也正是他在从政过程中试图着力也多有困惑之处有密切关系。父亲曾向我说，从1920年代后期祖父进入政坛直到1949年起义以前，为了凝聚政治和军事力量，祖父非常重视干部训练，为此办了各种训练班。热衷于训练干部在他那一代人中甚至构成他的一种个人特色。父亲回忆说，解放后在重庆，他曾见到贺龙和祖父打趣地讲，你训练部队还真是很有成效，我们改造起来很费了些劲。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祖父在这个方面的着力。因父亲有此一说，我后来在阅读祖父的讲话和著作时，也就对这些方面有所关注。比如，读祖父在西康培训干部的讲话时，就可以看到他的确做了一些思考，并迫切感到当时“政纲”的缺乏和必要。他说：“我感觉目前中国政治问题，在先求‘有’轨道，次求‘上’轨道过去，外国政治家常批评‘中国政治没有上轨道’。这句话从表面看来，可以说把中国政治骂得非常利害，可是，回头自己仔细检讨一下，中国政治是否已‘有’轨道呢？如果自己还‘没有’轨道，别人说我‘未上’轨道，这简直是过分恭维了。因为政治要‘上’轨道，一定要先‘有’轨道可‘上’‘政纲’是什么？在我的解释：政纲即是政轨。目前中国的政治问题，如何使‘有轨’，比如何使‘上’轨，更为严重。所以，我觉得政纲的研讨，这是非常需要的！”他试图以一套纲领和理念来统领其行动。在搞西康建设时，祖父提出的纲领被称为“四力政纲”。所谓“四力”者，指的是“人民的组织力，人民的知识力，人民的生产力，人民的生存力。”他说，这“四力政纲”虽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新发明，但却可以说是他“最近研究政治的一个新心得”。祖父虽然有不断研究并总结心得的习惯，但至少在一段时间中，如父亲所说，他自己内心深处总是感觉缺乏一个透彻的、能指出光明前途的理论，一个理念。这种迷茫状态以1930年祖父参与“二次反蒋”失败，1932－1933年在“二刘之战”中败退西康时为最甚。此后，为求政治生存，祖父开始走亲共道路，并加强和民主人士的联系，在和新的政治力量的日益增强的联系中，其政治理念逐渐变化，找到新的方向。事实上，“四力政纲”也正是在受新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从前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到，在祖父提出的“四力政纲”中，“组织力”被放到首位，可见他对这一点的重视。而这样一种排序，则和祖父深感当时中国因“散”而面临的亡国危机有密切关系。他说：“一般都知道政治上有四大病根：第一个病根是‘散’。‘组织力’就是解除这个病根的所谓‘散’，就是‘散漫’的‘散’，一盘‘散沙’的‘散’，都是代表无组织的意思。外国人常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是没法辩白的事实。并且，如果我们自己再虚心一点，恐怕‘一盘散沙’的资格，都还不敢大胆的承担。因为‘散沙’虽然不好，毕竟还是‘一盘’，如果变成‘若干盘’散沙，那就更不成事体了。所以组织力的建设，在中国非常重要。蒋百里先生曾言：‘中国之生死存亡关键，全在此“组织”一事。’”在提高组织力方面，祖父曾采取了一些措施。措施之一是训练人才。祖父进入政坛以后，在关于国家和人才的关系方面，曾有过一个生动的说法：“现在和以前的中国有一种最可悲叹的现象，就是国家天天在毁弃人才，人才天天在毁弃国家。”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既需要有“政治的前提要素”，还要有人才的训练。在人才训练问题上，他是结合“法治与人治问题”来谈的。他注意到当时中国政坛中的一个现象：“因为人才缺乏，不管是君主制也好，民主制也好，专制也好，共和也好，党治也好，都是那一些人在办。制度尽管新，头脑尽管旧，汤可换而药不可换，这样，怎么可能把事情办好呢！所以训练人才是当今的急务。”在人才训练方面，祖父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办班、讲话、研究、著述，十分勤奋，他的努力不能说没有成效。但在培训的同时，他也发现通过自上而下的培训方式来塑造人才的局限，或者说存在一种悖论现象。他说道：“有一点也要注意，就是现在不免还是有极少数的人，假设不受训，倒还要好些，他们一受了训，便自以为本人有了护身符，业已走上了升官发财的大路，于是逢上必谄，每常挟同学以自重；遇下必骄，总自称系某某门生而自豪，甚至结党营私，逢迎上意，招摇撞骗，蒙蔽主官，排斥异己，鱼肉小民。
竟使社会人士，既不敢言，又不敢怒。强者被迫，即铤而走险，弱者受欺，即含冤莫白。一旦天灾人祸，不幸纷至沓来，乾纲解纽，祸乱遂发，虽欲加以收拾，也不可能。这乃是一件最危险而又是最可痛心的事！历史上的许多变乱，都是这样造成的。”这种越培训人格越差、越培训社会矛盾越多的现象的确令热衷培训者尴尬，其间的道理不无令人值得思考之处。祖父在提高组织力方面采取的措施之二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康建设中，祖父特别强调要加强县以下的乡（镇）建设。他认为，这一级行政组织，如同军队中的“连”。把这一级组织健全起来，“由乡而县而省而国”，组织力将大大加强。而在乡（镇）内部，则试图把保甲“办到如同军队连内的排与班，把乡镇造成整然一体”，倘若能做到这一点，则“要动员其他工作，那就毫无问题了。”在考虑基层组织建设的时候，祖父依据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和眼光，指出在政治中存在一种“头重脚轻”格局，即比较优秀的人才集于上层机关，而基层组织却优秀人才缺乏，这种格局导致了若干种“循环的矛盾现象”。读到他对这些现象的描述的时候，我忍不住将之抄录下来：“1、高级机关的位置少，但求事的人则很多，失望的人也很多，而且失望的人，尚为多才智之士。2、乡村自治事业的位置多，但营谋充任的则很少，其贤明而有才智的人，则更少。3、高级机关因为位置少，待遇高，于是政争剧烈，暗潮很多。据位的人便结党自固，政以贿成；失望的人便不择手段，策动革命。4、乡村自治工作因为待遇薄，生活苦，于是便往往为者不贤，而贤者不为。如有争夺价值的职务，在位者便籍公营私，鱼肉小民，如毫无一顾价值的职务，便永久无一贤者愿为。5、人民受土劣压迫太甚，如再加之饥馑之年，便会有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暴乱事件发生。6、有才能的人，集在都市的越多，失业的便会越多，政治上的黑暗和倾轧，也就会越多，结果便会形成政治上的腐化与纷乱。7、贤而有能的人，留在乡村的越少，地方上的土劣流痞，便会越多，因之他们的冲突和斗争，也就会越多，结果便会形成乡村的破产和骚动。”祖父希望能够通过指出这些“循环的矛盾现象”及其不良后果，引起人们对健全基层组织的重视，并希冀通过基层组织建设使“头重脚轻”格局及其不良后果有所改变。是否做到、能否做到，那是需要另做研究，已非此处所欲讨论的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说明，中国共产党不论在意识形态重构、组织人员训练还是在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均显示出超过当时中国的任何政治组织和个人的力量，从而结束了战乱、使中国摆脱了被分裂为“若干盘散沙”的危险，实现了国家的整合。祖父是通过他自己的政治实践，感到共产党“了不起”。当然，任何组织行为都是有代价的。在强有力地实现某一组织目标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某些其他目标的实现。在此处取得成就的组织方式，用于彼处却可能造成灾难。社会组织实在是一个复杂的事物。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当祖父感叹能“一竿子插到底”的组织力量的时候，充分施展组织、动员力量把乡村社会结成“整然一体”（且借用祖父当年“把乡镇造成整然一体”的用词）的人民公社组织（当然，这并不是整合乡村社会的惟一可选择的组织形式），已经在生产激励和消费安排等方面暴露出其严重弊端，不知祖父是否注意到这些方面？
第二十四章抄家
1966年8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在北京的中学和大专院校中迅速发展。在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作法提出严厉指责，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在此期间，北京开始出现红卫兵“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风潮，相伴随的则是对与“旧”相关家庭的抄家活动，打人事件时有发生。民主党派人物的家也开始被抄。大约8月初，祖父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的电话，嘱告如果有红卫兵到家里来，不要与他们对抗。于是，祖父、祖母和全家上下都做好了被抄家的思想准备，并着手必要的清理。大客厅里悬挂的字画取了下来，把一些老照片烧掉，这些事做起来都是很容易的。比较麻烦的经堂里为数不少的佛像。在“破四旧”中，砸毁佛像的事已有耳闻，祖父、祖母显然不愿意家中经堂里的佛像遭受这样的命运。考虑之下，祖父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挂了电话，商量是否可能将佛像送到某个安全的宗教场所，如寺院中，以免被毁坏。徐冰部长显然尊重祖父的意见，并安排将这批佛像送到雍和宫。由于事先有这样一个安排，因而在后来的数次抄家中，未曾出现在某些地方出现过的损毁佛像的事。现在想起来，徐冰部长当时能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很负责的。其实，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批判（此后很快便被打倒）后，徐冰部长本身的政治命运也是山雨欲来不久，他也被打倒了。一天，家门口出现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说，这个院子里住着刘文彩的弟弟，他这样的人，现在竟然还住着这样好的房子；这个院子里，还住着尼姑等等。第二天，母亲刚下班回家，就有红卫兵上门（1965年以后，中央缩小了武装警卫的范围，对祖父不再配有武装警卫人员）。他们问母亲，这座房子是谁的？母亲告诉他们，房子是国务院的。红卫兵们没有做什么，就走了。这件事，使家里人意识到，抄家随时可能发生。一天晚上，我刚刚入睡，就被父母喊醒，说红卫兵来了。父亲随即离开寝室。哥哥、我和两个弟弟穿好衣服，和母亲一起待在寝室里。一会儿，来了几个红卫兵，让我们到大客厅里去，并让两个弟弟留在寝室里继续睡觉。其中有一个女孩子问：“刘世旭在哪里？”母亲回答说：“她不住家里，在先农坛北京体工队。”那时，姐姐的乒乓球在北京的女子少年中打得很出色，颇有些名气，已经被选拔到专业队去了。因为有这一问，后来母亲通过电话叮嘱姐姐，暂时不要回家，怕招致麻烦。大客厅里灯火通明，祖父、祖母、父亲已经坐在沙发上，周围有一些红卫兵，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我们到了以后，也都坐在那里。一个领头的高个红卫兵对着祖父说，我们是25中和女12中的红卫兵，今天是来采取革命行动。另一个红卫兵对祖父说，你的历史我们都是清楚的。我们知道，1949年，你采取了起义行动，今天，我们希望你再采取一次起义行动，把你们的财产都主动交还给人民。祖父示意祖母带红卫兵去取。对祖父、祖母交出的财产，红卫兵们一一登记。然后，他们又到各个寝室打开柜子搜查。“你们哪里来的军帽？！”一个红卫兵拿出一顶有“八一”五角星的军帽质问我和哥哥，似有要没收的架势。“那是祖父起义时留下的，作纪念的，不要拿走。”我们回答。帽子被放回去了。搜查结果，没有再发现什么，拿走什么。红卫兵撤了。红卫兵走后，祖父向我们简单讲述了我们到客厅去以前的情况：祖父听到外面有动静，就出来到院子里查看。这时，正好碰到几个红卫兵迎面过来。“这里有个老头！”有一个人喊起来。顿时，祖父被围住。“你是不是刘文辉？”有人问。“我就是。”祖父回答。随后，就进到屋里在这批中学红卫兵抄家后的几天，又来了一批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的红卫兵。这批红卫兵来了之后，在挨房间搜查的同时，首先把祖父的文件柜贴了封条，继而把所有书柜贴了封条（有了这些封条，家里的书在抄家风潮中没有受到损失。据我所知，在其他许多抄家活动中，除了马列毛的著作之外，其他的书，特别是古书、外国书，都被毁了。），最后把父母和我们寝室中的衣柜（除了装必要的备换洗的衣服的衣橱）贴了封条。一个红卫兵向母亲解释说，祖父“是统战对象，他们的衣柜不封。子女不是统战对象，衣柜需要封上。”在这次抄家中，抄出了还没有来得及送到雍和宫的唐卡以及经堂中的其他器物。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