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了战争-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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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天是吓得魂飞魄散了，那年我20岁，从来没上过战场，说老实话那是头一次这么近听着敌人的枪声，只觉得子弹仿佛都飕飕的在朝着我的后脑飞来，心里一个劲念叨“我完了我完了”。还好脚底下没有拌蒜，虽然屁滚尿流总算摸到了自己车旁，开了车门就钻进去，心里觉得这里该算是安全了，这才敢长出一口大气。才刚吐完呢，就有一颗子弹打中我前面车的后厢，“当”的一声大响，把我惊得浑身一激灵，这才发现那少校已经不在车里了。可是车门还开着。我忙把车门关好，这时本来亮着的大灯已经灭了，我才看见那少校把枪架在引擎盖上，靠在我车头上正瞄准呢。我伏下了身子大气也不敢喘，就听着左边传来的枪声，子弹打中了几辆车，噼里啪啦的乱响。
这时我听着“啪”的一声，我的车身都抖了一下，我知道是那少校开火了，不过这枪也忒厉害点儿，我这么重一台车都随着抖？我也不敢伸头去看。那少校又开了两枪，这时我听着车队里好几个地方都响起了同样的“啪啪”的枪声，知道那肯定是少校的几个同伴。奇就奇在随着这几声枪响，敌人本来密如炒豆的枪声顿时稀疏起来。少校又在那里靠了好久，又开了一枪，这才站起身，开车门上了车。
“侯少校，敌人逃走了？”我的胆子忽然大起来，居然敢去问他。
“没有逃走，”本来已经松了一口气的我听了这话心又提到喉咙口，“他们都倒在那里呢。”少校笑了笑，把枪里的子弹退了出来，然后拿起我放在一边已经快要冷掉的口粮开始吃。
“啊？”我还傻傻的，这才发现刚才都已经熄灭的车大灯都已经亮了起来，人声喧嚷着，几个亮晃晃的手电筒光柱划破已经彻底黑了的夜空，那是押车的兵在搜索敌人。我知道敌人暂时应该不是威胁了，这才敢战战兢兢坐起来吃东西，但还是心里吊吊的，什么也吃不下。
喧嚷了总有半个钟头，车队重新出发。老刘经过我车的时候跟我说咱们死了一个，伤了两个，又说埋伏的是巴比伦狗子，一共是二十四个，全被打死了。我长出了一口气，只觉得浑身都湿透了，这才知道自己出了一身的冷汗。
后面的路很太平，第三天早上我们到了圣雷吉斯。三天里我只知道了这少校姓侯，别的什么也不知道。车一到圣雷吉斯，他就和他的五个同伴下了车，上了一辆司令部来接的车走了。这时老刘贼贼的溜来跟我说，他才打听到，原来这几个军官都是特种兵狙击教官，坐在我车里的那个少校叫侯承文，是他们的头。我们沙漠遇袭，他们出手一气儿打死二十二个巴比伦人，全是一枪毙命！
我听了直发愣，这么厉害的人就坐在我身边？侯承文这个名字听的多了，如雷贯耳。都知道是东丹岛第一狙击手，他在比萨时一个礼拜打死了九十七人，还打死了罗马人一个少将呢！当时立的是特等功，全军都通报表扬的，没想到居然在我身边坐了三天……想想他的脸，他的照片登过一回报，可惜时间久了都不记得了。这么有名的人在我车里呆过！我觉得自己挺牛的，又觉得很有面子。
第二次见到侯承文，是1875年4月，远征军在乌尔吃了大败仗，全军溃退。我那时被划到救护总队去，任务就是去前线接伤员，忙了足足一个多月，人人都累趴了。那天我刚到圣雷吉斯，担架队把我车上的伤员一个个往下抬，我靠在驾驶室边上端着一个饭盒吃晚饭——饭是冷的，我们一路上遇到轰炸和阻截，晚了七个钟头到，总队给我们准备的饭早凉透了。我用筷子划拉着冷饭，只觉得眼皮打架，想睁都睁不开。
忽然有人一拍我肩膀，叫了一声：“小叶！”我抬眼一看，正是这位侯承文！我记得当时猛得跳了起来。他说他是来接他的学生的，他学生在前线作战时受了伤，就在这批车上运下来，他特地来接。但是好多车，他也不知道在在哪一辆车上，正好看到我在边上，总算是个熟人吧？就来问我。我问他他学生的名字，他说叫黄有达。于是我陪他去找，很快就找到了。这个黄有达腹部中弹，伤得不轻。于是侯承文陪着他上了到医院救护车，又跟我挥手道别。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侯承文。他后来在军队里名声很响，但是因为军队不太受欢迎，因此外面的媒体对他反而没有多少宣传。他在第二次东大陆战役时前后击毙敌人697名，击毁车辆也有22辆，打伤的更不知道有多少，是东大陆远征军第一狙击手。据说他打枪不用第二发，永远是一枪中的。还据说他在凯尔特山的防线作战时，敌人轰炸机来轰炸，他在山头埋伏，一枪击毙了敌人护航战斗机上坐舱里的飞行员。开始说是打死了一架飞机里的飞行员，后来越吹越玄，我最后听说的是他一个人在山顶上用一把反器材狙击步枪连开十五枪，击落敌机十五架，敌人的轰炸就此失败。不过我想这一定是吹牛，无论如何也没这么厉害的，否则还要什么高射炮、防空导弹？都拿把狙击步枪去瞄飞行员不得了？
黄有达我后来倒时常遇见，他是中部集群“霹雳”特种大队狙击组的组长，而我们是给中部集群配属的运输大队，前线常来常往，遇到机会也比较多。因为圣雷吉斯的一面之交，又常常要搭我的车，他就跟我很熟悉。他也跟我提起过他这个老师，据说当初在东丹岛特种兵学校，侯承文是最严厉的教官之一，但也是最厉害的教官之一。他不光是射击的本事出神入化，近身搏击也极其擅长。当初在特种兵学校里，有次教师和学生都参加的全项目比赛，他是搏击组的亚军！又据说有次在凯尔特山上，他打光了子弹正要撤离阵地，忽然有五个敌人从后山摸了上来，想把他活捉，结果被他拳打脚踢，竟然全部都被打下了悬崖！他的助手也是黄有达的同学，在旁边都看傻了。不过不知道这五个敌人有没有算进他697人的杀敌总数里面，我想应该是没有算进去。毕竟这是用手打的，可不是用枪啊。
侯承文后来一直升到上校，虽然我常常有他的消息，但始终没有再遇到过他。他带了一个100多人的狙击队，在第二次东大陆战争开始时在凯尔特山布防，后来配属中央集团军，在希腊作战。1883年9月他被部署在墨比河一带，肃清当地被打散的希腊游兵散勇。一天他坐车行进途中汽车压到一个反坦克地雷，汽车被炸成废铁，他也受了重伤，虽然很快被送到医院，但由于伤势很重，流血过多，当晚就宣告不治，当时是三十八岁。
黄有达一直在中部集群，萨马拉战役之后中部集群奉调回国，准备西丹岛作战，他也一同前往。但是我所在的运输大队被留在萨马拉，一直到1885年被全部调往东丹岛。我和他后来没有很多联系，但是知道他一直在西丹岛。退伍以后我去西丹岛度假，一直找到“霹雳”特种大队驻地，才和他又见了一面，叙了叙旧，后来也有些联系。他那时已经是上校了，是“霹雳”特种大队的副大队长，一直到现在，他还是在西丹岛做他的副大队长。
听黄有达说，侯承文是宁波人，1865年入伍开始就是狙击手，他妻子也是宁波人，有一个儿子，但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宁波。黄有达自己在1887年结婚，娶的是基地的一个护士，后来生了个女儿，现在全家都在西丹岛新罗马基地。
侯承文在第二次东大陆战役中创下了全军狙击记录，697人；第二名是南部集群的周宝辉，他在希腊克诺索斯阵亡以前已经击毙了604人；第三名是中部集群的王瀛，582人。听黄有达说，王瀛并不是特种兵，但是枪法实在了得，如果不是他在西丹岛登陆时阵亡，很有可能赶上侯承文。
黄有达自己击毙了412人，据说排到第十八，他自己说在活人里他排行第七，不过我不是很相信他。
外传我认识的远征军之三战地医生
作者：ayooyoo
就军医而言，我认识的比较多，因为我曾经在救护总队呆过，自然会和医生有很多接触，还有几个和我成了好朋友。比如我的换帖兄弟叶德，那时他在救护总队当随车医生。虽然都姓叶，不过他是上海人，亲戚关系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不过今天不谈叶德的事情，我要讲的是谈澜，他留给我的印象最深，是我所知最好的战地医生之一。
谈澜是长春人，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二十四岁，刚从军医学院毕业不久。他常说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不好，弄得生来就有个绰号叫“贪婪”，但是他始终也没有换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为什么。谈澜身高1米74，白白胖胖，圆脸上一双大眼睛，挺鼻梁薄嘴唇，面团团笑眯眯的样子，穿上一件白大褂，配上软软的长春口音，让谁看到都觉得最是和蔼可亲的一个人。
1875年我进了救护总队，天天就是从前线往后运伤员。谈澜是前线的战地医生，每个重伤号都需要他的签字许可才能优先后运。不过重伤员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还得在众多的伤员里选出最重的来。这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那些伤号都觉得自己受的伤最重，都要求首先后撤。
不过谈澜说这样向他提要求的人他都不会让他后撤的，因为“他还有力气说话，说明伤势并不很重”。听起来似乎是很没心肝的一句话，不过事实也的确如此。那可是中国军队最大的一次溃败，重伤员多得不成话，伤得说不出话的大有人在，如果先送那些还能说话的人下去，那些说不出话的就铁定要死在前线了。
每次后送我和担架队的人就跟在谈澜身后在战地医院的病房里转——说是病房，就是几个个一号大帐篷，躺满了重伤的轻伤的垂死的人，里面乌烟瘴气什么难闻味道都有，地上到处是血迹和一些你认不出来的粘乎乎的东西，充满了呻吟和尖叫的声音，只要你进去过一次就不再想去第二次。但是我们那时没有办法，也只得硬硬头皮进去。每到这个时候，谈澜就走在前面，他的手里有一叠黄色的纸条，上面有他的签名。他把黄纸条放在谁的身上，担架队的人就把谁抬上车后送。
那时巴比伦人正在步步迫近，前线的仗已经完全打烂了，在这种一夕数惊，风声鹤唳的当口，人人都想先走一步。因此很多人每当看到谈澜捏着黄纸条过来，就挣扎着爬起来往他的手里、口袋里、怀里塞各种各样的东西，最多的是香烟，那是战场上的硬通货，还有很多是直接塞钱的，都希望自己能得到一张黄纸条——在那时就是后方安全的代名词。因此每次谈澜总是高举着双手进去——免得被人抓住不放，他的白大褂上没有口袋——免得有人往里面塞东西，而且很短只到腰间——免得有人总是拽着他的后摆。他竭力把真正的重伤员优先后送，我从来没见过他收过哪怕一根烟，老实说在那种地方这可需要过人的定力。也因此我对他的印象很深，一个叫“贪婪”但事实上一点也不贪婪的家伙。
从1875年1月到6月，我一直在救护总队。我们这个救护队从东线向后运送的伤员有三万三千多人，其中重伤员一万九千多，几乎全部都是谈澜经手的，但是最后一次我们去接全体后退的前线战地医院人员的时候，谈澜上了我的车，他的行李只打了两个包，除了一条破军毯和一些日用杂物以外，都是他的笔记和医疗档案，我记得当时我还感慨了很久。
不过说奇怪也奇怪，谈澜在那种糟糕的环境下呆了半年，他还是白白胖胖的，除了头发长长了不少以外，外形上竟基本没什么变化，也算一种特别的本事吧？叶德在那半年里轻了四十斤，瘦得跟骷髅似的，后来回国时他老妈开始都不敢认他，后来认出来了又跟他抱头痛哭。在那段时间里我也轻了近二十斤，不过我原来挺胖的，那以后身材好得多了，而且居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要反弹的迹象，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1875年6月，谈澜和他的战地医院被撤退到圣雷吉斯，然后就成了圣雷吉斯陆军医院的大夫，我后来还找他看过两次病。再后来停战了，我们还一起跟救护总队的人到东丹岛度假，过了很快活的半个月。之后开始裁军，救护队的人也裁了不少，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被调回运输队的。不过人虽然调走了，还是跟救护队的人有些联系。当时叶德被分在第三医疗队，谈澜被分在第七医疗队。叶德的第三医疗队驻在圣雷吉斯，我常常见得到他。第七医疗队却驻在南方集群的萨里昆，因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再见到过谈澜。
第二次东大陆战争在1880年9月爆发，我们的运送任务一下就繁忙得不得了，整天在车上颠。有时还遇到敌人的轰炸或者骚扰，死人和受伤都是常有的事情。12月里有一天我们从维鲁拉纽运物资去东线途中遭到美国敌机的轰炸，车队死了三个人，15人不同程度受伤。也就是那一次，我受了唯一的一次战伤：一块弹片划过我的右臂，开了很深的一条血槽，血哗哗的流，整条衣袖都被血浸透了。当时我疼得龇牙咧嘴，手臂发僵，抬不起来，自然也不能开车。正好车队的卫生兵（邹晨，上海人，绰号“满天飞”。那天他在抢救受伤的队员的时候，有一个炸弹就在他身边爆炸，结果就变成了真正的“满天飞”。他死的时候只有25岁，他的墓在圣雷吉斯的远征军烈士墓里，因为没有什么成形的尸体，其实不过是他的衣冠冢）也被炸死了，只由老刘给我简单的包扎了一下，然后就拼命往前线赶。
到了前线我们队长直接把我们往战地医院就送——我们有四个重伤员，不及时抢救非光荣不可。我拖着臂膀跟在队长身后，老刘在后边和他的一个铁哥们王毅超一起抬着一个伤员，还有一大帮人冲进野战医院的帐篷堆里，但是一时间找不到医生，眼看几个重伤号快不行了，队长正在发急，我一眼看到一个胖胖的熟悉的背影，脱口就叫出来：“谈澜！”那人转过身来，果然正是谈澜。原来开战之前他被借调到部署在这里的第四医疗队做战地医生，本来说好是五个月，没想到一下子打起仗来，结果自然就是走不了了，第四医疗队的队长干脆把他的关系调了过来，他就算是副队长了。
见了熟人好说话，谈澜很快给我们安排了治疗，他还亲自操刀，给一个重伤号从肚子里取出了十二块弹片。由于施救及时，那一次受伤的人里没有一个死的。我们队长是千恩万谢，一定要送谈澜两条香烟——在战场上，这可值一大笔钱啊！不过谈澜还是以“不抽烟”为名推辞了。不过他要我们帮忙把一些截肢的伤员运回维鲁拉纽，队长自然是一口答应了。我也跟谈澜谈了不少，那时候他已经29了，还没有结婚——原来在西大陆有个谈了四年的对象，就在去年和他分了手，据说原因是谈澜总在外面跑，顾不到家什么的。于是我就很替他惋惜，他自己倒是笑笑不说什么。
在从前线回维鲁拉纽的路上，队长问了我不少关于谈澜的事，我也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他。据说队长有个妹妹，可能是动心要帮妹妹物色妹夫。我知道队长有个24岁的妹妹在东丹岛开店，不过老刘说什么队长有意找谈澜做自己的妹夫的，就完全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后来我们在前线常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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