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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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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肖,也就没有人敢不殚精竭虑地服从君主了。如此而来,君主独断制控天下而不受任何限制,穷尽享乐的境地至于无极。贤明的君主,对此不可不体察洞明。 
    申子说:“拥有天下而不能放纵恣肆,可以说是以天下为桎梏。”之所以这样说,没有别的理由,由于不能行督责之术驱使臣下,只能以身替代,不得不为天下之民受苦受累,宛若尧和禹一样,自入于桎梏当中。如果不能修炼申子和韩非的权术,不能施行督责的道法,不能制控天下以适应自己,反而去劳累身体,苦痛精神,徇身百姓的话,只能说是黔首的仆役,而不是奴役天下的主人,毫无可贵之处可言。 
    使他人适从自己,自己尊贵而他人低贱;使自己适从他人,自己低贱而他人尊贵。所以说,适从他人者,低贱也;被他人所适从者,高贵也。古往今来,没有不是这样的。古来凡是被尊贤的人,是因为他高贵;古来凡是被鄙愚的人,是因为他低贱。尧和禹,是以自身适从天下,为天下所奴役的人,竟然被流俗尊贤为圣人,真是失去了尊贤之所以尊贤的根本真义,可以说是大谬大误。尧和禹的为人行事,是宛若桎梏般的为人行事,以自戴脚镣手铐比说,当是再贴切不过了。尧禹的自贱愚行,归结为一句话,都是不能施行督责之术的过错。 
    韩非子说,“慈母膝下有败家之子,严父之家无逆子悍奴”。之所以如此,是严惩必罚的结果。所以商君之法规定,扬弃土灰于道路者,处以黥鼻之刑。扬弃土灰是轻罪,黥鼻之刑是重罚,商君仰赖明主在上,所以能深行督责重罚轻罪。犯轻罪而有重罚,何况犯重罪?威慑之下,庶民哪里敢稍许有所触犯? 
    韩非子又说,丈余布帛,庸人不愿放手;千两黄金,盗跖不去攫取。之所以如此,不是庸人贪心重,盗跖欲望浅,也不是布帛利益大,黄金被轻贱,而是攫取黄金必有斩手之刑,入手布帛未必有处罚相随。城壁高五丈,勇士楼季不敢轻易冒犯;泰山高百仞,跛羊牧食践踏其上。之所以如此,难道是因为楼季困于五丈城壁而犯难,跛羊反而以百仞泰山为平易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五丈城壁峭峻难以攀登,百仞泰山和缓可以援行,取决于艰险之势的不同。同样的道理,明主圣王之所以能够久处尊位,长执大权,一人独擅天下之利,没有别的道理,只是因为能够独断专行,精审于督责之术而使用重罚之刑,使天下不敢有所冒犯。如果不致力于防止冒犯的要事,而是纠缠于慈母之所以导致败家子的琐事,则是没有体察到圣人所论的精髓。若不能专断行圣人之术,反而舍身服事于天下,当是何等悲哀。 
    俭节仁义的人立于朝廷,荒唐放肆的欢乐止息;谏说辩理的诤臣近在身旁,散谩疏懒的心志收敛;烈士死节的行为彰显于世,淫逸康乐的期待废失。唯有明主能够离弃这三种人,独操主上之术以御控顺从之臣,明法严察,所以能身位尊而权势重。大凡被称为贤主的人,必定是能够迕世变俗、废其所恶、立其所欲的人,在世有尊重的权势,死后有贤明的谥号。由是之故,明君独断,权不下臣,然后才能灭绝仁义之道,堵塞谏说之口,困阻烈士之行,绝听无视外界,专听独视内心,既不受仁义烈士之行的影响,也不被谏说争辩之辞所左右。如此才能茕然独立,畅行恣肆享乐之心而无人敢于违忤,如此才可以说是修明了申子、韩非的权术,商君的法令。法令修、权术明而天下乱的事情,古往今来没有听说过。 
    所以说,王道简约而易于操作,唯有明主能够实行。督责专精则臣无邪心,臣无邪心则天下安定,天下安定则主上尊严,主上尊严则督责必成,督责必成则所求必得,所求必得则国家富强,国家富强则君主丰乐。所以说,督责之权术设定,则欲求无不可以求得。督责设定之下,群臣百姓救过不及,哪里还谈得上图谋不轨?帝王之道如此齐备,则可以说是君臣之术明了,纵然申子、韩非复生,也不能超过于此。 
    二世皇帝读了李斯的这篇文章以后,大为高兴。老师赵高的理解,特别是丞相李斯引经据典、有理有据的肯定,消除了他对于自己追求恣肆享乐的疑虑和不安。二世是胆大妄为、行动鲁莽至于蛮干的人,他于是比照丞相提供的方案,肆无忌惮,有理论有纲领地实行督责之术,穷尽耳目之所欲。离宫别馆、阿房宫工程,益发抓紧进行;赋税不减,徭役加剧,兴作不已。对于臣下,厉行督责,对于官吏,严加训示,对于反抗叛乱,则一律诛杀无所宽免。如此施政的结果,转化政策以消除秦帝国过于紧张的内外关系之最后机会消失。天数未尽,事在人为。满身疮痍、战事四起的秦帝国,如果中止高速奔驰,在缓行中作彻底的检修调整,并非没有复兴的机会。然而,在肆情纵欲的皇帝胡亥、保身阿谀的丞相李斯、残忍嗜权的郎中令赵高三驾马车的牵引下,巨大的秦帝国继续狂奔疾走,因为失去了刹车制御,其车毁人亡已经难以避免。 
                  
赵高的胜利
    二世皇帝自即位以来,兄弟姐妹尽被诛杀,亲情已经断绝了个干净,满朝都是先帝老臣,人人功高位重,威压如芒在背。举目人世间,亲切又爱护自己、唯一可以信任和依赖的人,就是老师赵高了。 
    上《奏请二世行督责书》以后,李斯与二世的关系,得到缓解;对于李由和李斯的追究,一时也平静下来;李斯家族的禄位,无害而得以保全。事态的发展,似乎在李斯的算计掌握当中。不过,机关难以算尽,螳螂捕蝉,焉知黄雀在后。二世行督责之术享乐人生,从此深居宫中,再不出来会见群臣。从丞相李斯而下,大臣们见不到皇帝,一切大小政务通通由郎中令赵高居中内外转达。事态的如此发展,则是出于李斯的算计之外。郎中令赵高,成为沟通皇帝和政府、左右帝国政务运行的枢纽。二世政权的权力一步步向赵高偏移。伴随于此,公卿大臣们对于二世皇帝和当前政治的不满,开始集中到赵高身上。 
    赵高是对政治动向极为敏感的人,大臣们的举动都在他的眼中。赵高专程来见李斯说:“形势严峻,关东地区盗贼不止,眼下皇帝加紧征发徭役修建阿房宫,收敛聚集狗马珍玩等无用之物。臣下忧虑,希望有所劝谏,因为职卑言轻,皇上听不进去。丞相位高权重,当下国政错乱不安,正是奋身极谏的时候。丞相为何不面见皇帝,劝谏直言?”李斯说:“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劝谏皇上的愿望,一直挂在我的心上。眼下皇上深居宫中,不上朝,不见大臣,我是有话无处说,欲谏无门。”赵高说:“如果丞相能够劝谏皇上,入宫面见的机会,由我来安排。”李斯同意了。 
    赵高有赵高的算计。赵高的算计,是李斯始料不及的。赵高回到宫中以后,他选择二世饮酒作乐、与妇人调情燕乐的时候,派人告知李斯:“皇帝无事休闲,可以前来奏事。”李斯匆匆赶到宫门,上谒求见二世,弄得二世尴尬扫兴。同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二世大为恼火。他对李斯的败兴行动,愤然不满,抱怨说:“我闲暇有空的时候多的是,丞相不来,我刚刚入情享乐,丞相就来奏事。丞相究竟是欺我年幼无知,还是有意想败我的兴,现我的丑?”赵高见时机成熟,趁势说道:“臣下也有危险不祥的预感。沙丘之谋,丞相参与其事有功,陛下即位后,丞相没有升迁益封,如今怏怏不乐,意图或许在于裂地封王。陛下不问,臣下也不敢说。丞相是楚国人,长子李由是三川郡守,楚国盗贼陈胜等人都是丞相乡里邻近各县的人,他们在楚国故地公然横行,经过三川地境时,郡守放行而不出击,导致盗贼周文入函谷关逼近咸阳。臣下听说李由与楚国盗贼间有文书往来,因为尚未查明其详细,所以没有上闻于陛下。丞相在宫廷外主持政府,大权在握,威重于陛下,望陛下有所警觉。”二世皇帝将信将疑,同意由赵高追查李由与盗贼往来的事情。 
    李斯是各处有眼线的人,他知道了这件事。这时候,李斯才知道上了赵高的圈套,大为震怒,顾不得多虑,他通过内廷的关系,绕过赵高,直接上书二世,陈述赵高专权的危险,比之于宋国丞相子罕擅权弑君、齐国权臣田常专权篡国,请求二世及早清除赵高。当时,二世皇帝正在咸阳郊外的甘泉宫游乐,观赏摔跤游戏。他读过李斯的上书后,非常不安,他不相信赵高有篡夺之意,也不愿看见内外支撑自己的两位大臣决裂。他希望李斯和赵高和解,回信极力为赵高辩护说:“擅权生变的危险从何谈起!赵高是仕宦于宫中多年的旧臣,心志不以安稳而松懈,不以危难而变易,行为廉洁,处事干练,凭借自身的努力,以忠诚上进升迁,以信义称职守位。朕甚为看重他,而丞相甚为怀疑他,究竟为何如此?朕年少痛失先父,人事上识知甚少,行事上不习治理,丞相年老,来日不多,不知何日撒手天下,朕不属依赵君,还有谁人可以托靠?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世事人情,上能尊君适朕,丞相不要多疑。” 
    李斯收到二世的回信后,对赵高蒙蔽皇帝的疑虑加深。他再次上书二世皇帝,明确指出赵高出自低贱,不识义理而贪权求利,营筑权势而威胁国主,危殆之极而不得不除。同时,他开始行动,联合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政府大臣,策划对赵高采取非常手段。 
    二世皇帝自即位以来,兄弟姐妹尽被诛杀,亲情已经断绝了个干净,满朝都是先帝老臣,人人功高位重,威压如芒在背。举目人世间,亲切又爱护自己、唯一可以信任和依赖的人,就是老师赵高了。对于二世来说,赵高不仅是九卿阁僚,是负责宫廷内卫的郎中令,二人间有公的君臣关系;同时,赵高也是老师和亲友,既指导自己的人生又可以倾诉内心的烦恼,二人间有私的师友关系。正如他在回李斯的信中所说,自己年幼失父,人事上没有基础,能力上又不习政事,登帝位不是本心,即位后更感到与天性不相容。经历了周文军兵临城下的危机后,他对于执政完全丧失了自信和兴趣,他由自卑到自暴自弃,他不愿上朝,他怕见群臣,他只想躲在深宫自在,他年纪轻轻却充满了对于岁月流逝、生命苦短的恐惧,他怕死,感到在死的面前人生毫无意义,他只求在眼前的享乐中忘怀。二世的心境,只有老师赵高能够入微体察和妥善安排。赵老师建议说:“陛下富于春秋,对于政务未必精通,身坐朝廷,举措若有不当,难免被大臣们看轻,不是昭示圣明于天下的恰当行事。如果陛下深居禁中,让臣下以及侍中等熟悉法令者接受奏章、据文处理政务的话,大臣们就不敢以疑事上奏,天下都会称陛下为圣主了。”真真是与二世皇帝的心境丝丝入扣,投合到心坎儿尖上。 
    李斯请求罢免赵高,二世皇帝不能接受。他在给李斯的信中,一方面是极力为老师申辩,一方面已经是近于哀求了。当李斯联络诸位大臣联名请求清除赵高时,二世皇帝害怕了。他害怕大臣们杀掉赵高,便将李斯和大臣们的动向通知了赵高。赵高千恩万谢皇帝的恩情。赵高是为人积极行动的类型,遇事往往先发制人,他反守为攻,以李斯攻击自己的罪名反套李斯。赵高对二世皇帝说:“丞相权倾天下,已成田氏篡齐之势。之所以未发,是因为顾虑臣下尚在;一旦臣下死,丞相将为所欲为。”于是二世做了决定性的选择,他下书谴责李斯及诸位大臣,下令逮捕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主张清除赵高的大臣们,通通交付郎中令赵高处置,追究谋反的罪名。 
    二世二年七月,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在狱中自杀,左丞相李斯等一大批大臣被诛杀,始皇帝以来的功勋老臣几乎完全被剪除干净。二世任命赵高为丞相,全面托付军国大事,重新组建帝国政府。赵高出任丞相以后,首先对新政府的人事作全面的变动和安排。新政府人事调整的基本原则就是打破论资排辈、看重功劳业绩的传统,越级提拔新人,使贫贱者富贵,拔下位者高官,全面清除始皇帝以来秦政府的大臣阁僚,尽可能选用自己的亲信侧近。对于最关枢要的大臣职位,二世即位以来一直由自己担当的郎中令一职,他任命弟弟赵成接任,便于继续控制宫廷和皇帝,其他大臣阁僚,也都一一做了相应的安排。由内而外,由近而远,咸阳朝廷的政治变动,不可避免地开始影响到各地和前线。 
    章邯是先帝老臣,李斯的亲信,旧政府的阁僚。李斯被杀,以李斯为首的老臣政府被赵高新人政府取代,章邯在朝廷内部失去了依靠和后援。赵高新政府建立之初,忙于中央政府的改组和政权的巩固,无暇顾及将兵在外的异己。叛乱尚未平息,只要军事进展顺利,新政府当一如既往地使用和支援章邯;然而,一旦前方军情不利,咸阳政变的后果,就在新相和老将之间显露出来。巨鹿之战,王离军被歼灭,身为平叛军总帅、统领中部军掩护王离围攻巨鹿的章邯,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受到朝廷方面的指责。巨鹿之战以后,在项羽所统领的诸侯联军的攻击下,章邯军又连连失利,步步后撤,朝廷方面的督促和责难,与日俱增。 
    不过,章邯毕竟是坚忍的宿将,他在内外不利的形势下完成撤退收缩,稳住阵脚,从二世三年一月到六月,一直坚守河内一带,迫使项羽所统领的诸侯联军滞留漳河地区达半年之久,与章邯军对峙而不能前进。就在这个期间,楚军别部的刘邦部队,开始西向关中方面进军,开辟了攻秦的第二战场。 
                  
刘邦的第一个大挫折
    刘邦大难不死,病体不久得到康复,事业也重振旗鼓。经历此事以后,他不仅经受了挫折的磨练,增添了韧性顽强,他更体验到世上人事的反复多变,学会了忍耐和容忍。 
    史书称刘邦大度能容人,是他能够成功取得天下的要素之一。刘邦的大度,并非是天性宽厚仁慈,而是为了最终的目标,能够自我克制,容忍待人。他的这种克制容忍的肚量,既有天生的素质,也是苦难磨练的结果。他起兵不久,就遭遇了部将雍齿和生地丰邑的反叛,大病几乎不起,堪称人生和事业上第一道苦痛失败的磨练。 
    二世元年九月,刘邦由芒砀山回到沛县,起兵夺取沛县政权出任沛公以后,马上部署军事,对沛县周边地区展开攻势。 
    二世二年十月,刘邦领军北上,进攻薛郡的胡陵县和方舆县(今山东鱼台西)。就在这个时候,秦泗水郡的监察长官平带领一支军队往丰邑方面移动。刘邦军迅速南撤,退守丰邑,击退了包围丰邑的秦军。故乡丰邑的威胁解除以后,刘邦加强了丰邑的守备,命令部下雍齿留守,自己带领主力部队向薛郡薛县方向进发。十一月,刘邦军抵达薛县,与秦泗水郡郡守壮统领的秦军交战,秦军被击败,退向薛县和沛县之间的戚县(今山东枣庄市薛城东),被刘邦军追及,郡守壮被刘邦部将左司马曹无伤生擒斩杀。 
    戚县之战后,刘邦军声威大振,军锋折向西北,攻击薛郡亢父县(今山东济宁南)。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反秦军的西北部战线不断有不利消息传来,关中方面,章邯军大举出关,击杀周文于曹阳,周文军被歼灭。章邯军进而东进解除荥阳之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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