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实录-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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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6点15分，一阵清脆的哨音刚落，全副武装的侦查员们已精神抖擞地集合好了。
上午7时，李国祥按时到达。他下达了作战命令：经过侦查，美帝间谍分子企图国庆节炮轰天安门，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国际混乱。据此，公安部命令：“依法逮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间谍分子！”
曹纯之随后宣布了行动方案：“一组，逮捕李安东；二组，逮捕山口隆一；三组，逮捕甘纳斯；侦查科成副科长率领本科外勤组逮捕哲立。”随着“轰、轰、轰”的一阵引擎发动声，一辆辆吉普车、卡车、摩托车呼啸着奔向目标。
晨曦中的北京甘雨胡同一片宁静。甘纳斯仿佛具有预感一样，突然感到莫名的躁热和不安。他经过思索后决定，马上去天津，取道香港回德国。
甘纳斯匆匆穿上西装，拎起天蓝色皮箱跑到院子里大声地叫喊：“司机！司机！开车！”
司机早有准备地说：“到哪里去？汽车不好发动！”
“有什么问题？”甘纳斯不满地问。
“排气管不通，废气太多。”由于紧张，司机显得有些惊慌。
甘纳斯见司机态度有变，便掏出一支无声手枪对准了司机的胸膛。只听“嗖”的一声，埋伏在汽车旁的侦查员李五海，一脚踢飞了他的手枪，接着扑上去扭住了他的胳膊。
甘纳斯惊魂未定，一副冰凉的手铐已经戴了上去，“这就是你要去的天津，你被捕了！”
甘纳斯吱吱哇哇地大声嚷嚷着：“你们是什么人？敢闯入我们外国人的住宅？”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查员！”
“我没有罪！我是合法的侨民，凭什么逮捕我！”
“既然犯下滔天罪行，就别想逃跑，逃跑就是罪！”
“我没有罪，我是商人！”
“商人手持凶器，还说无罪吗？”
甘纳斯一时不知如何狡辩，即被押上车去。
几天来，山口隆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断地调节情绪，祈祷神灵保佑他平安地回到日本……
清晨，他正在闭目静坐，口念经文，突然屋外响起震耳的马达声，他清醒了。
这时，魏智惊慌地跑进来：“不好了，共产党来人了！”
山口隆一下意识地迅速起身欲伸手到办公桌上拿手枪，被冲进来的侦查员沈继宗一把按住。
“你被捕了！”沈继宗出示逮捕证。
山口隆一歪着头，大声吼叫：“我抗议！我犯了什么法？”
“你以商人的名义寄往东京的是什么信件，你自己明白！”
山口隆一十分惊恐，心想：中共的侦查员真厉害！
沈继宗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名义上购买高射程灭火器，实际上是向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处报告炮轰天安门的计划，还有精心绘制的天安门地形图，企图在‘十一’谋害毛主席和我国政府领导人，难道这不是犯罪吗？”
山口隆一低头不语，脸色发黄，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阴谋会完全败露。
9月28日，李安东超常规地起得很早。
按计划，他今天应把拆卸分散的迫击炮零件集中起来，做好射击的准备。
一大早，他就准备开车去隐藏迫击炮零件的迺兹府的“罗马教廷”。刚要走，他的姘妇加萨琳拉住他的手，说：“为防万一，还是让山口隆一和哲立去取，让他们做一次假行动，然后你再亲自去取。”
“你太过分小心了吧！”李安东推开姘妇的手。
这时，屋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李安东平时最信赖的“杂役”，即公安部门派去的侦查员辛立学、张宝英推门进来。
“李安东先生，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查员，现奉命逮捕你！”
李安东一愣之间，毛茸茸的手腕子被戴上了手铐。同时，哲立也在隐蔽的住处成了阶下囚。
最后的挣扎（1）
正当侦查员们为间谍的相继落网而欢欣鼓舞之时，辛立学却从李安东家打来电话，焦急地说：“科长，李安东家没有查出明显的犯罪证据！”
曹纯之厉声地问道：“什么？没有查出明显的犯罪证据？你再仔细地搜查，我率内勤警卫组立刻就到！”
李安东是这次破案的重点，如果搜不出犯罪证据，事关重大！
曹纯之心急火燎地戴好军帽，拔腿就要出发。
正当他一步门里一步门外的时候，保定市公安局的侦查科长韩复光来了。
“听说曹局长又在破大案，来看看！”韩复光还是那种风风火火、爽爽快快的样子，显得特别亲热。曹纯之一见韩复光，转忧为喜地说：“老兄来得正好，你还看什么？今天不谈别的事，你马上参战！主犯李安东家中没有搜出明显的罪证，你赶快到李安东家去，负责现场检查！”
韩复光被突如其来的任务一惊：“哟！在什么地方？”“有侦查员领你去，快上车，快走，快走！我这就打电话去，现场由你统一指挥！”小车箭一般地驶出公安部大门。
韩复光赶到现场时，侦查员们正在打开刚搜出的三个红木雕柜子，里面装着一叠叠外文资料。韩复光拿起一叠资料敏锐地看了看，对张宝英说：“赶快弄清楚材料的性质！”大量的意文材料需要马上检查。韩复光给曹纯之打电话：“伙计，我看是情报底稿，请再派一名意文翻译来，赶快来！”
经过抽查翻译，张宝英说：“这些材料大都是有关我国政治、军事的情报，其中有保密级很高的《华北空军基地资料》、《四平战役资料》、《晋东铁矿资源分析》底稿，还有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全国政协主席、委员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履历、住址、电话和汽车号码等。”
“这完全是间谍活动！”说完，韩复光又给曹纯之打电话：“果然不出所料，经过翻译检查鉴定，大都是我国的重要政治、军事机密！”曹纯之高兴地回话：“老兄，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真是一点不假呀……”韩复光走到李安东面前，竖着两道剑眉威严地说：“你是个商人，搜集这么多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干什么？”
“这是贵国的NEWS，我们外国人向国际社会舆论提供中国的情况，是完全合法的，这是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不明白先生所说的政治、军事情报意味着什么？”“我们说，你发的新闻，正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军事情报，没有公开发表的重要军事情报！”
“先生，我不知你是否知道情报和新闻是一样的概念和解释，在英文里是同一用语。”李安东认为韩复光不懂英文，故意狡辩为难他。
机灵的张宝英在一旁立刻用英语驳斥他：
“胡说，新闻的英语是‘NEWS’，情报一词是‘INTELLIGENCE’，译成中文是‘及时的秘密的报告’，与新闻的概念不一样！”
没想到，李安东以学者的口吻讥讽张宝英说：“小姐，你的解释未免太肤浅了。”可他自己又说不出什么根据。
韩复光见李安东仍然不服气的样子，便温和地说：“李安东先生，我们并不否认情报和机密都含有新闻价值的成分，或者被易于当做‘最新消息’报道出去。但是，你既然说是新闻，那么你发给哪个通讯社、哪个电台了？有新闻单位的证据没有？”
李安东依然狡辩道：“对外发布中国的新闻，这是我们的新闻自由，你们无权干涉！”
“怎么能说无权干涉呢？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布新闻的办法规定：属于国防、军事和公安机密者、属于外交、财经机密者一律不得作为新闻发表。我想每个国家对新闻的管理都会奉行这样的原则的！”
“在西方，新闻是自由的！”
侦查员们用机敏的眼光搜索着每一个被认为容易隐藏罪证的角落。
李安东目光流露出不屑一顾，似乎在说，你们的搜查是徒劳的。因为他知道不管怎样，还没有抓住他犯罪的证据。而中国政府一贯是笃信证据这一条的。再说，那些证据像变魔术般被巧妙地分散隐蔽起来。作为局外人，任凭你有天大本事，也难以发现这里面的秘密。
突然，前来援助破案的天津市公安局一位侦查员从李安东的接近天花板的书架上搜出一个油纸包装的小铁筒子。由于缺乏有关武器的常识，不在意地把它掷在了一边。
韩复光听见书房内“当啷”一声闷响，立刻警觉地走过去。
他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专门学习过中外军械知识，对武器有特别的研究。他捡起来一看，发现上面有Stokes字母，立刻认出这是一个伪装了的Stokes小型迫击炮炮筒。
他立刻打电话向曹纯之汇报情况。
曹纯之沉静而响亮地回答：“好！你再继续搜查，寻找证据！”
与此同时，侦查人员在迺兹府的天主教堂也展开了大规模搜查。奉命前来搜查的侦查员敲开笼罩着肃穆气氛的教堂北屋大厅。马力悦身披主教大衣，看见几个侦查员，便立刻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你们找谁？”
“你叫什么名字？”侦查员反问道。
“我叫马力悦，是这里的主教！”
“我们是公安部的，因公务需要现在要检查一下你的住宅。”侦查员敏捷地出示了搜查证。
最后的挣扎（2）
马力悦显得很不自然，又用生硬的中国话拒绝说：
“这里是教堂，不许你们侵犯教堂的尊严！”马力悦带着威胁的口吻，注视来者。
“对不起，你无权拒绝我们的检查。你在中国，应该遵守中国的法令！这也是对你负责！”
马力悦闭口无言，喘了喘气，斜视了对方一眼。
侦查人员在民警和两名教堂人员的陪同下，对马力悦居住的北房西客厅进行搜查。果然，在壁炉内左侧发现藏有迫击炮炮座、炮架和手榴弹等武器。
侦查员立刻向指挥所曹纯之报告：“马力悦教堂发现炮座、炮架等武器。”
“有没有发现炮筒？”
“没有！”
“立刻将炮座、炮架送到李安东家，当场鉴定！”
曹纯之刚放下电话，另一部电话铃声就响了。
派遣到李安东操纵的东单大街“远东消防器材公司”搜查的外勤组侦查员沈继宗在现场报告：
“在仓库的消防器材中，发现了Stokes小型迫击炮的炮座、炮架、炮弹等。”
曹纯之异常兴奋地说：“就等你这句话了！”又问：“有没有发现炮筒？”
“没有！该公司经理声称这是已经售出的货物，并在上面贴上了发货的标签，无理阻拦检查，还准备强行运走！”
“简直是胡闹！事情已经清楚了。你们马上将武器全部送李安东家的侦查现场，交韩复光同志！”
李安东盼望的武器运来了。
当侦查员们取出炮座、炮架，抬到院子里时，李安东惊悸地上前阻挡。
韩复光把手一挥：“站住！”
随即，韩复光上前拿起炮筒、炮架，熟练地用腿一夹，用手一扭、一合，只听见一阵“噼里啪啦”的金属撞击声，便迅速地拼成了一架Stokes型迫击炮。然后，把十几颗炮弹往旁边一字摆开，气愤地质问：
“李安东先生，这也是NEWS吗？这是间谍的罪证！”
李安东吓得腿一抖，喃喃地说：“这是……”
“这是什么？”韩复光大喝一声。
李安东的精神防线完全垮了。美帝间谍炮轰天安门的阴谋彻底破产。
195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判决，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甘纳斯和哲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
冒充总理签名诈骗案（1960）
两麻袋人民币被骗
1960年3月18日。黄昏。一个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瘦高个儿、瘦长脸、分头、肤色黄黑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坐落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秘书室。
“我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来人递上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然后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请签字。”秘书室办事员在来人指定的位置签了字，来人例行公事地说了声“好”，收起发文本，迈着从容的步履走出大门。秘书室的光线较暗，年轻的办事员也没能把送件人的相貌特征看得更清晰一些。
办事员见信封上写着“急件”二字，往收文本上登记以后，连忙叫来另一名办事员，让他立即送到行长办公室。行长不在，行长秘书接过“急件”，见信封上标有“速送，限5点40分送到”一行醒目的文字，当即拆开，里面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一件公函，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
左侧是周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在周恩来的签字下面还注有：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望着熟悉而又潇洒的签名，年轻的秘书虽然对这一违反常规的做法产生过疑虑，但这种顾虑瞬息即逝。她抬起手腕见手表的时针与分针已分别指向了6与12，心头不由一紧，啊，离限定的交款时间仅剩下1个小时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于是她急忙抄起电话：“喂，发行局吗？”在确认电话无误后，她通报了自己姓名，并且以不容置辩的口吻下达了命令：“半个小时以内，你们务必准备好20万元现金，对，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什么，手续？你们先准备现钞吧，注意，要旧票，到时候计划研究局会正式下达送款通知。”
挂断电话，秘书又急忙敲开了值班领导——计研局王副局长的办公室。她将信函和总理的批示递给了王副局长，王副局长认真看过以后，疑惑地问道：“20万，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
“时间来不及了，你看，还剩了不到一小时！”
行长秘书有些着急，王副局长末及答话，桌上的电话铃急剧地响起来，他抓起听筒：
“喂，我是总行计研局，是……我们正在准备！7点以前准时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
电话挂断，王副局长没有放下听筒，他一边拨着号盘，一边对行长秘书说：“总理办公室又来电话催了，我马上通知发行局，让他们火速送款！”
挂上电话，这位局长再一次催促发行局快办。发行局当班科长撂下电话，带上科里的老吴，叫来小轿车直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分行的同志也不敢怠慢，按照总理批来公函的要求，到金库里提取现钞，捡旧票，包装好，分装两个麻袋。这时发行局当班的朱科长也奉命赶来催办，真是急如星火。三人把麻袋抬进小轿车，直奔民族饭店。
此时已是掌灯时分，晚餐的和晚餐后外出的宾客在民族饭店一楼前厅进进出出，正是人稠的时候。朱科长三人抬着麻袋进了前厅转门，径直走向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这时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