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1966-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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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要一起去死吗？”
瑞平将妈妈扶到了床上，转身寻找妈妈的劳保卡。而妈妈却还在说，仿佛不说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说了。“记得你曾经想过，你要去航空滑翔学校。后来呢又想到你要去上海少体校打球。你是多么糊涂啊，其实你一个地方都不能去。当然，正因为你有这样多的幻想，所以你人没有萎了下来，但是你也变得软弱了。小将陈瑞平，你是永远逃不掉的。你的一辈子都要背上出身的黑字。过去是资产阶级，后来是反革命分子，现在是地主阶级。”
她看瑞平从抽斗中拿到了劳保卡，伸出无力的手摇了一摇；“我已经活不长久了。每次踏黄鱼车走出厂门的时候，我总是想，什么时候出一场交通事故就好了。但是，我不能对着汽车撞上去，那样就冤枉了一个司机，我们家也将出现第二个自杀的人，这对你很不好。很不好。”
瑞平忽然觉得，如果他再也不说的话，妈妈就要说出更多叫人更害怕的话：“你这是诬蔑文化大革命。这是要进行斗争的！”
瑞平很轻的提醒，他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大声的进行批判。妈妈忽然停住了自己的嘴，很恐惧的看着瑞平：“你会不会去报告工厂？”她惊惧的表情瞬间就松弛了下来，或许这一点就给了她一种释然，是她从瑞平很轻地说话中听出了瑞平并没有在弄堂中需要表现的高八度。“你会的，你一定会的。”
瑞平没有作声，他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妈妈就说：“能活下来，我当然希望能活下去。所以我一点也不反抗。革委会要我做的事情，我总是做好的。我其实是做不动的，车间中的铁皮总是要我来搬的。如果谁帮了我，那么他就一定会因为同情阶级敌人被批评的。我的身上有很多的乌青块，还被铁皮弄出血来，我当然忍住。我改造得好，我的儿子就是有功劳。”
生逢1966 13（9）
妈妈的泪水就滚落下来了。“好了，我就不说了，以后也不说了，进了医院，我就不能再说什么了。”
“以后，我死掉之后，你不需要为我安葬，只消将骨灰扔进海里去好了。”
这个时候，她突然倒下来了。不是昏倒，而是一种交代完了清醒的倒下，然后安然的睡去。
陈瑞平手忙脚乱地打开后间的灯。他一点没有经验，在抽斗中翻着什么，后来才想起，原来他要找的劳保卡已经在他的手中。他正要关灯的时候，对面的灯亮了，蓓蓓就站在窗前。
“有事？”
“唔。”
对门灯也熄了。蓓蓓换了一双鞋，爬出窗口，蹑手蹑脚从脚手架的竹片上走了过来。这和小时候的梦不一样，第一次走过天桥的不是瑞平，而是蓓蓓。
瑞平背起妈妈。蓓蓓用电筒照着，他们上医院了。
生逢1966 14（1）
“你真是一个傻子。”女孩说。她是说瑞平直到这样的时候才将妈妈送到医院。
瑞平没有言语。穿过了淮海路的时候才问了一句：“这样晚了，你还没有睡？”
“睡了，我是被人家蓬的一响砸什么东西的时候才醒来的。醒来才知道你们家中出了事情。”
这是一个恐怖的夜晚。文革中的夜晚，经常是喧闹着的，经常是灯火通明的，只有今天的夜晚马路上没有人，寂静就成了恐怖。他在淮海路上寻找车辆，他希望能找到一辆车。不过没有车，连黄鱼车也没有，连像夜游神一样的自行车也没有。这样的寂静确实能令人背后一阵阵抽搐。蓓蓓害怕，就牵着瑞平的衣襟。瑞平慢慢地背着妈妈走。他身上的汗水一会儿就将那件军装全部湿透了。
瑞平的的背上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千百次走过的淮海路上，虽然现在淮海路上依然全是标语，糨糊的酸味依然凝成一团，飘飘荡荡。刷糨糊已经使用刷地板的大刷子，容器也已经进化到了柏油桶。湿漉漉的气体于是大团大团地带着森然和肃杀飘飘忽忽地来寻人的鼻孔。寂静的夜晚给人一种幻觉。他总感到革命的气体如今过于潮湿，似乎会飘荡着很多肉眼难以看见的丝状霉菌。瑞平在瑞金路口一个岗亭旁边休息了一会。他没有把妈妈放下来，只是将自己的身体靠在岗亭上。汪蓓蓓用手帕给妈妈擦着汗，也将陈瑞平的额头抹了一把。
突然听到了一阵急骤的铃声，救护车在没有人的街道上飞也似地急驰。车一辆接着一辆，全是到那个医院去的。这是上海当时数一数二的医院，是一所解放前就有的医院，这一夜医院乱哄哄的，满是受伤的人，横七竖八地从车上往下抬。而医院的急诊室门口全有握着长矛的工总司战斗队员守卫着。今天晚上的紧张气氛有点特别。
急诊室里两个护士，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高个年纪稍大一点，矮个年轻一点。他们已经戴上了和医生一样的帽子。手臂上有红袖章。
当瑞平精疲力竭地将妈妈放在长椅上的时候，护士突然紧张起来：“什么成份？”
这一声提问是瑞平最怕回答的。
蓓蓓就说：“工人。”一面侧身悄悄将妈妈胸口上的小布片拿掉。
“急症两角。”那个长的年纪大的说。
那个年轻的说：“你的劳保卡？”
瑞平就将劳保卡送了上去。
年轻的看了一看，就说：“上面没有写成分。”
“有的单位是不写的。”
“都写的。”
“他是红卫兵。成分不好的人能当红卫兵吗？”蓓蓓就这样说。也幸亏瑞平臂上的红卫兵袖章一直挂在袖子上。
生逢1966 14（2）
“我们是要看到那种长方的图章的。这是立场问题。”护士不依不饶。
正在这个时候，一辆吉普车和一辆装满造反队员的卡车驰进医院。从车上下来了一帮人，眼尖的瑞平见到了小木克。小木克穿着一件深蓝的工装，戴着安全帽，手臂上挂着工总司的袖章，他的手中没有长矛，身上却背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他用手向瑞平打了一个招呼，不过他没有过来，而是两个护士向他们走过去了。因为她们在小木克的背后看见了一个文革中的传奇的英雄人物。那个三十多岁的司令拥有一百万造反人马，这在当时整个中国首屈一指，没有念完高中的他尽量表现出儒将的风范。他很文气，有一张白净的脸。和他手下那些剑拔弩张的头头不一样，他一直是慢语细言的。他很严肃地视察了那些伤员，一点没有在乎他们仇恨的眼神。然后就对小木克说：“小穆同志，这里就交给了你了。他们也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你要让他们感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宽阔胸怀。他们虽然受了联司的蒙蔽，但是把他们挽救过来，更能揭露联司坏头头的阴谋。”
他登上吉普车走了，留下了小木克和一车工人。小木克示意长矛队离开病房，他一个人留在那里。
瑞平明白了小木克的机警。他永远在这个世界中能够找到最合适自己的位置。长矛能够在受伤的人们的伤口之外再加添伤口。人的心灵不是长矛能征服的。一个曾经受伤的人一辈子记得伤口是怎样来的，他们至少不会仇恨那些给伤口上药的人。
小木克看了瑞平他们一眼，只要一眼就知道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对护士说：“治病。”然后拿过劳保卡，在上面写上“工人”，扔给了两个护士。两个护士急急忙忙就给妈妈量寒热。立马让让妈妈躺到一只她们备用的床位上。
小木克然后就走向那些带有仇恨的眼睛。瑞平几乎相信，在一个小时之后，这些眼睛全部会带着感激看着小木克，尽管小木克要比他们中最年轻的人都要小好几岁。
妈妈在这个时候醒来了。正好那个小张医生从伤员中腾出了手。他很仔细地看了妈妈的眼睛，然后开出了三张化验单，最后招呼护士吊盐水。
他坐下休息片刻，用一个搪瓷杯子喝着水，一面看着又昏睡过去的妈妈。
蓓蓓就问：“她重不重？”
“很严重。需要住院。”他几乎用耳语一样的轻声回答。“床位很紧张，不过是工人阶级又两样了。”
“肝炎？”
他摇了摇头。
“胆囊炎？”
“可能吧。还要看看化验的指标。天亮的时候，我会找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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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的时候，又是一车联司伤员被送过来了，他们忧郁的神色说明，“联司”的大楼已经岌岌可危，双方激战的胜负已经明白。这场上海唯一的大型武斗可能就要结束了。医院外面，瑞金路上飘起了红旗，全是欢呼的声浪。攻打联司的工人一车一车回厂了，他们唱着歌，喊着口号。几乎所有躺在急诊室里的联司队员全部流出了痛苦的眼泪。
有一个老太太不知道怎样知道了联司的伤员就在这里，她从城市的另一头赶到医院就冲过长矛的防线，直奔病房。然后就嚎啕大哭起来，她一面号哭一面就跌跌撞撞在伤员中寻找她的儿子。小木克就陪她穿行在一个个伤员之间，一面走一面拍着老太的背安抚着。看着小木克的神态，你会以为他是联司的司令而不是工总司的代表。
妈妈醒来了，她是被老太哭醒的。医生也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病床旁边。他看看妈妈的化验单，似乎有很多的事情还没有明白。他走到妈妈的床边，要瑞平将妈妈胸口的衣服展开，他触摸着妈妈的肋骨，手指迟疑了一会。立刻毫不犹豫地对准腹部的中间，突然一点。妈妈浑身一抖，医生的眼睛其实一直看着在妈妈的双眼，他找到了一丝颤动。这就是答案了。他抬头看了一看曙色，然后低头看了一看手表，慢条斯理地为手表紧了发条。然后就走开了。
他需要证实。
瑞平看着他穿过走廊，在尽头的一间大厕所中，他找到了一个佝偻着的熟悉的背影，这是一个在用盐酸洗刷散发着刺鼻臭味的尿碱的小老头。他将所有的怀疑告诉了胸口有黑色布片的前教授。小老头一点怀疑也没有，瑞平听到了他吐出的三个字：
“胰头癌。”
“她还能活多久？”
迟疑了一下，回答是：“三十天到三十五天。”
“要开刀吗？”
“要开。或许我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又是迟疑了一下，“我们能作判断的资料并不全面。”瑞平知道他为什么迟疑，因为说话人其实不能说“我们”，他只是看到了张医生的报告，他没有资格直接和病人接触。
“那么你能出来为我们开刀吗？”
“不能。但是他，会将手术做好。”他用眼睛向急诊室表示了一下，不容置疑地说，“十年之后，不五年之后，他将是上海最好的急腹症专家。”
这对话是在厕所的门口，浓烈的盐酸气味中进行的。这时，天已经大亮。瑞平和蓓蓓就走过去了。因为是男厕所，蓓蓓走到门口就不能走了。那个黑帮教授拿着一柄鬃毛刷，带着厚厚的口罩。这是一个瘦小的约六十岁的老人，穿着皱巴巴的白大褂，神态颓唐，眼睛因为硫酸的刺激而淌着泪。和他对话的经常是蓓蓓，而不是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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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抱有幻想是所有病人家属的通病。“那么说还有机会。如果判断错误，就还有救。是吧？”
那个老医生没有回答。他摘下口罩，这是为了让人见到他的表情。不要以为他木然的脸色已经不能演绎感情，只是眼角动了一动，他脸上的皱纹全部重新运动，现出了悲天悯人的痛苦，瑞平一看就知道妈妈生还的机率实在是很小很小。一个资深专家的判断，一百台机器也敌不上。
“你救救她啊！”瑞平忽然叫起来了。
老头默然。不久又有人进来了，专家就转身专心洗刷厕所里的小便槽里那些催人呕吐的黄色尿碱。
陈瑞平垂着头靠在门口。还是蓓蓓一把拉住了他，对他说，你还是回家去吧，要拿的东西多得很呢。住院不是一件小事。还要到厂里去一次，告诉他们今天妈妈不能上班了。
又是一批伤员进了医院，这回的伤员血流得更多些了。当瑞平从忙乱之中出门的时候，小木克喊住了他：“瑞平，你一定要告诉厂里，有人来这里不要说是地主分子。否则你妈就没有机会了。你就这说对厂里没有一点好处，他们立刻就会明白。”
瑞平从瑞金路转弯的时候，瑞平突然很想哭。本来，他这个年纪的男孩将流泪归入懦弱一类，这个时代，他这样的革命小将对哭的行为连带哭的人完全是鄙视的。但是他的喉管中有东西在往上面顶着。不准哭，他对自己说，不能哭，他又对自己说。
妈妈的重病让瑞平手足无措。家中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的身份现在是病人和没有生病的人。瑞平小时多病，从来没有充当过家庭中不是病人的那个角色。以前，他经历的全是自己在医院中住着的情况。五岁的时候，他曾经因为百日咳，咳成了一个哑子，最后不得不进医院了事。六岁的他他也曾经患过腥红热，危险到几乎死去。住了二十天的隔离医院才好。出院之后，妈妈说急死我了。瑞平学得很大人气地说：“皇帝不急，急煞太监。我也不急，你急什么。”爸爸也说，你看瑞平好好的，哭什么。瑞平才知道在他住院的过程中，妈妈曾经哭过不止一回。他不知道妈妈曾经悲伤到怎样的地步，只知道出院之后，全弄堂全部知道他进了医院，可见妈妈曾经慌得见人就讲。
现在他知道了死亡是不可战胜的了。在那样激烈的阶级斗争过后，他已经站到了妈妈的对面。但是妈妈的死亡预约，能够将自己最严历地掩盖着的潜流全部化作泪水流出来，他曾经以为今生今世不会再有这样的温情。他的花费了千辛万苦才完成的革命，竟然再一次被死亡战胜了。妈妈已经不是阶级敌人，妈妈又一次成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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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医院，也是很混乱的一片。一样有标语，一样有革命，在嘈杂的病房里，瑞平却开始了一段始料不及的平静生活。当然前提是他每天来到医院，走进弥漫着药水气味的走廊，都看到妈妈在一张白色的床单之下的身躯，在微微起伏，这就是呼吸还在进行。在教授预言的日子到来之前，生活变得单纯了很多。平静其实是人和痛苦之间一直是等距离，没有位移。就像地震刚刚经过，地面上七翘八裂，冒着硫磺气味的深沟还横在那里。但是很静很静，你能说这不是一种平静？
妈妈很快就有了外科的病床，一周之内就开了刀。开刀之后切片的结果很快就告诉等在手术室门口的瑞平和蓓蓓小妹，还有从工厂赶来的爷叔兼造反派头头董品章。教授可怕的预测的一点没有错。确实是胰头癌，而且是晚期。张医生曾经问过瑞平，你妈妈什么时候喊过上腹部疼痛？瑞平说是在最近。医生很不明白地说，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她应该在三两年前就疼了。瑞平自己也感到很奇怪。张医生又说，妈妈的整个胰腺已经纤维化，就是木质化了。一点没有弹性，功能正在完全丧失之中，胰腺在往外面渗出液体。他没有办法将病灶切除，人总是不能完全没有胰腺的。他只能将被肿大的胰头压迫的那些输送胆汁的管道移开一点，让胆汁流得畅一点。妈妈眼白上的黄疸就会褪去。她心口上会感到好过一点。
医生似乎忘记期许妈妈的寿命会延长，事实上他不会疏忽，只是故意回避了。瑞平感到这样的日子还是不要去计算才好。他宁愿自己永远有这样灰暗的，生与死僵持的平静。他不能想象以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