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冕唐皇-第64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钟朐俗魅杂屑叩闹傅技壑怠�
后世不乏好为人师者，以三省六部是为封建帝制服务、非为民主服务，从而否定故人在制度探索上所取得的成果，宣扬某一制度优越性，这也是狗粮吃多昧了良心。
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组成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其组织管理以制度体现出来。
小而言之，制度是权力与势力的对抗，权力是制度赋予的能力，势力则是不能进行制度化的能量，比如个体的武力、人脉以及对各种社会资源非常规的占有。
广而言之，制度是公心与私欲的博弈，对秩序的守护和利己主义的抗衡与妥协。
三省六部之所伟大，在于这一套制度有着极为完善的权力分配系统，同时又保证了制衡与博弈的程序空间，组织内部环环相扣，各自发挥又互相钳制，并不存在某一环节的独大与霸权。
从这一点而言，华夏先民在制度的探索中真的是有一种早熟的智慧。
但制度也有一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是由人创造出来，约束人的行为且由人所执行的准则。且不同的制度一旦执行起来，便会无可避免的产生制度成本。
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且周详，这是它的优点，同样也是它的缺点。
其内部环环相扣的结构想要完全发挥作用，就要确保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能充分发挥其效能，而彼此间的制衡过于细致，由此产生出来的摩擦与掣肘将会是一个惊人的数量。
这些制度成本所产生的内耗，有时候甚至远远超过制度运行所带来的收益与回报。
像后世某一政权制度颇多拥趸信徒，方方面面论证其优越性，唯独不言这套制度所产生的成本消耗是需要全球供血。若没有足够的补血能力，自己都要玩崩，更不要说圈养爪牙喉舌。
所以大唐的三省六部制度虽然完善，但真正的执行时期却并不长久。
尤其是在中古时代的背景下，过于完善的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种自我限制，并不能适应国力增长与扩张所带来的新的变量，对于志向雄大又有足够执行力的帝王而言，是很难忍受繁琐的程序过程。
因此早在贞观时期开始，作为最高决策层面的三省便发生了改变。
到了开元年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不是将简单的中书、门下两省合兵，而是中书门下这个机构直接凌驾三省之上，三省职权合归于一。
李潼并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太平君王，而是临危受命的大唐皇帝，他对三省职权的凌越程度就更高，甚至就连政事堂都沦为附庸，不再是朝廷行政最高的决策机构，宰相们少有相坐论道，更多的是拜受制令、加以执行，对于圣人的制约几乎没有。
这样的政治生态也不是他要刻意营造，而是他本来就是从行台霸府基础之上组建中枢朝廷。
在当时风雨飘摇、诸多动荡的大唐国情之下，再去追求程序上的正当性无疑舍本逐末，托制兴霸、一言独裁才是让家国快速走出泥沼的最有效方式。
当然，前提是他能成功带领大唐中兴，如果玩脱了，未来的他也将会是一个宗室藩王弄权用威、祸乱家国的典型。
李潼虽然是一个霸权皇帝，但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制度维持。
一则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就算他勤政不怠、事必躬亲，每天又能处理多少政务？二则他的模式具有一个不可复制的特殊性，大唐政权总需要一个平稳的维持与过度，便需要制度的约束与管理。
但是作为一个强势的帝王，本身又充满了各种治国的想法与尝试，一个职权分明、相互制约的完整三省六部对他而言就是一个灾难。
他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灵活的执行系统，而不是一个思路各异、理念冲突的决策团体。但他又深知人有兴衰祸福，政权总有更迭之日，也不能将整个国家机器都化作一个人的应声虫。
这当中个人权欲的伸张与退让的矛盾权衡，便是接下来朝局改革的一个重点。而朝廷诸司的官长们，包括领率百官的宰相们各自屈伸抱负，也都不可忽略。
如何在确保朝情事务有序进行的前提下，磨合出一个身处其中者能够多数认同的方案，这需要方方面面都做出妥协忍让，李潼这个圣人也不例外。
但即便如此，李潼也不想放弃他在当中的主导权，所以如何定下一个基调，便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而刚刚结束的世博会，所涉诸司财计都账与勾检便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初唐时期，朝廷财政收入呈现多样性的特征，所以诸事项也分属各司。户部四曹不必多说，太府、少府、司农等也有相关任事，且事权分割琐细，常有一事通于诸衙的现象发生。
普通人或许感受不到这种职事杂细分配所带来的繁琐，但后世多数人都有为了一件事情辗转各个民政部门、报告证明攒了一摞的经历。普通人尚且因此叫苦不迭，朝廷相关职事的繁琐流程可想而知。
世博会所涉诸司是眼下时局中关注的重点，人事才力用足，但相关的核计进程仍是缓慢。
虽然诸司流传出来的计报颇为喜人，但真正的计量流程却却还在各司流转，足足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各种财利收入仍只存在于账簿上、分散于诸司仓储，大部分钱财仍然没有归入可作度支的仓邸。
若在往常时节，其他无涉财司的官员们也只是看个热闹，顺便庆幸一下自己所司职事清闲。可是随着时间进入寒冬腊月，朝中气氛就渐渐发生了变化。
每逢年节，诸司罢市休沐，共贺佳节。而朝廷也要赐飨赐物，以示恩典。年尾的各种赏赐，也是官员们禄料之外的重要收入，直接关系到年节的质量如何。
今年因为世博会炒热的缘故，长安城各类物价本就有不同程度的上浮，所以官员们也都迫切希望能够早日领取到赐物、过上一个肥年。
可现在诸司审计都还没有完成，钱利尚未入库，各项年终福利便也未成定式。这自然让百官们抱怨不已，事关各自的钱袋子，便也都纷纷评议财司做事拖沓、全无效率。
借着百官舆情，腊月朔日朝会时，朝廷便以户部尚书格辅元罢知政事、转迁尚书右仆射、加勾计大使，御史中丞朱敬则为勾计副使，会同诸司主簿勾官，专辟官衙闲邸为勾院，封锁财司衙堂案事文书并仓储，俱移勾院通案勾检，务必要在望日之前结束勾检，不误佳节岁赐。
同时，内卫中郎将郭达为勾院捉察使，集内卫、京营八百精兵为勾院捉察军，凡所财计失职、贪墨等诸事员，案察勾名即拿，人事验对之后，移案大理寺，审定量刑。
第0978章 封衙锁库，勾检察奸
腊月朔日朝会所公布的人事政令，真有几分平地惊雷的味道。不独诸财司官员们大感震惊，就连那些原本抨议财司官员行政效率低下的朝士们也多生出一股风雨欲来的感觉。
大唐朝廷自有一整套完善的文书勾检制度，大体上分为自勾与他勾。诸司掌印主簿便是当司勾检官，负责本司行政产生的文书勾检，每季一报，上合都省，每年再由尚书都省进行隐漏审察。
至于他勾，便是由专司勾检的部门进行系统性的勾检，财政勾检最重要的部门便是刑部下属的比部。比部因此号称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是整个朝廷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财政审核机构。
这样的安排也体现出三省六部之中的分权制衡思想，比部专司财政勾检，但本身却并不具有财政度支的权力。
尽管勾权独重，但却仅仅只是刑部下属一曹，既没有执法权，也没有行政权。想要完善行使其勾检权力，仍需户部中的金部与仓部执行配合，每有察发隐漏，则需御史台、大理寺等执行追审。
理论上而言，内外官府勾官都可以算作比部的下属同僚，但实际上诸司勾官各有上司，与比部并没有上下隶属关系。所以在诸京司当中，比部也算是颇为特殊一个，号为独司，另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别号，那就是纸坟。
诸如大唐这样庞大的政权，每季每年所产生的财政收支情况可谓浩如烟海，而这些行政程序结果都以文书呈现，比部所需要勾检的文书总量之大可想而知。
财政审计又需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比部在司官吏们只有这么多，那真是只要坐下去就有文山文海将人淹没，跟提前进了坟堆也没有区别。由此可见官员们给诸司取别号的时候，也是充满了恶趣的幽默。
此前朝臣们忧虑财司效率缓慢，就是因为诸司自勾、汇入都省之后，按照流程还需要由比部进行勾检，世博会各项财利收益才可纳入库藏并作度支。
世博会所涉钱款事项极多，诸司勾计都用了一个多月还没了结，相关文书若再转入比部这个纸坟，只怕明年三月都未有定论。眼看着一座座金山摆在眼前却因流程所限，不能分润些许，朝臣们焦虑有加也是理所当然。
现在朝廷专置勾院，以两员大臣为使、汇聚诸司勾官勾检事项，效率自然提了上来，也算是切实应急的需要。
而且往腹黑里说，原本诸司自勾的程序进行的这么慢，所涉钱款事项又如此惊人，究竟是为了勾检得失还是抹平账目，也实在是让人心生疑窦。
早在朝廷公布政令之前，其实御史台诸御史们已经闻腥而动，出没于诸司衙堂与财司官员们府邸之间，所存的正是类似的心思，想要从当中勾出几条肥羊出来。
若朝廷政令仅止于此，群臣们多数也都觉得理所当然。可是这勾院除了具有勾检职能之外，居然还配给了甲兵，等于是掌握了一定的执法权，这就不得不让人心生凛然了。
京中台省曹司虽多，但能直接掌握兵权的却几乎没有，哪怕是政事堂以及新设总掌兵事的枢密院，也要通过别的书令程序才能调度人马。而这新设的勾院，却能直接在衙下养兵，危险性便陡增起来。
眼见到群臣凛然模样，李潼不免微微一笑。财赋历来都是立国之根本，特别因世博会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收入，都是在原本政府收入之外的新财源，无论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商贸的收入不同于以往的赋税收入，天下籍户田亩在一定时期内自有定数，对此进行的勾检可以按照流程进行。
可是商贸的一大特点就是高流通性，若再用旧法子实施监察，就算查出来什么问题，相关人事及罪证只怕也早已经消失一空。
所以针对这方面财政的管理与审计，必须要灵活高效，为此不惜诸权汇于一司。
勾院文武二使配合行事，格辅元与朱敬则都是官德极高的人选，而郭达则是他绝对的心腹爪牙。为了避免宰相当司典兵的情况，他还特意罢免了格辅元的相位。
从高宗时期开始，尚书左右仆射便加同中书门下号参政，到了开元年间不加参政号者便不属于宰相，唯当省直事。
若是寻常时节，朝廷做出这样的新人事决定，少不了会生出一通争执。
诸如枢密院的设置，就是用了很长的时间，从行台时期开始便分设小司，一直到了去年张仁愿入朝才正式设立枢密院，诸司公务纳入一院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至于设立更早的集英馆，眼下仍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还是遭到旧有机构的排斥。
像在不久前开始的冬集铨选中，李潼提议集英馆诸学士的观历注入官资中，却遭到了选司与宰相们的反对。至于理由，则就是集英诸员虽伴驾近侍，但却功不彰于朝轨、事不明于典章，凭幸注资，恐乱选法！
朝臣们反对理由也很正当，集英馆眼下只是近侍备问，甚至连真正的侍臣都算不上，两名学士李峤与马怀素都是以别职在馆，下属的馆生有的干脆连正经官身都无，也实在是无从注历考核。
若连这样的存在都纳入官资之中进行铨授，那选法的标准就遭到破坏了。如此官资的含金量完全无从体现，难免会遭到鱼目混珠的讥讽，甚至还不如摆明了走后门的斜封官。
哪怕身为帝王，也有绕不开的规矩，制度之所存在，意义不只在于能否切实执行，更在于提供了一个行事的是非标准。
这里面也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那就是早年的宰相刘祎之。
刘祎之北门学士出身，原本也算是女皇心腹，却在武周革命前夕因为反对武则天称制而遭到杀害，临死之前还要说上一句“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人的身份立场不同，所秉承的坚持便不同。刘祎之北门得幸，高居宰执后便要维护中书、门下的制度。虽然最终难免一死，但由此一言可以宣告他是遭到了冤杀，而非确有其罪。
李潼这一次之所以能一步到位的设置勾院，且不遭到宰相与群臣的反对，一则是勾院所处理的乃是旧体制不能处理的新问题，二则此事的确迫在眉睫、事关重大。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存在，眼下朝堂中怕就要出现两三个犯言直谏的人，甚至就连朱敬则这个坚持原则的宪台长官怕都要抗拒任命。
大唐官制完整，想要进行全面的改革并非朝夕之功，而且在没有切实需求的情况下，也实在没有必要过度残害原本就已经存在且尚能运行的系统。
无论枢密院，还是新设的勾院，李潼主要的意图还不是设立新的机构，而是给朝廷灌输一种理念，那就是遇事置院、连署办公，绕开原本程事繁琐的刻碎治事，削减行政的成本，提高办事的效率。
至于院这种新的行政单位究竟要设置多少，不必刻意的去追求，遇事则置，大臣领衔，事了则罢，悉归本署。只有遇到了频繁产生的相同事务需要反复设院，才最终考虑作为常设的机构保留下来。
眼下中枢制度还需要进行调整，所以院的设置与罢除以及相关事员的任命，自然掌握在李潼这个圣人手中。未来中枢调整稳定下来，可以渐渐的分拨给政事堂。
早朝结束之后，圣驾回返内朝，并在内朝延英殿召见诸宰相并台省官长们，继续商讨事务。
这种情形，又可以引申出一个中晚唐比较重要的决策制度，那就是延英奏对。
中晚唐时期，地方藩镇割据，中央权力衰弱，皇帝又常受太监挟持，政事堂作为国家政令最高决策机构早已经名存实亡。皇帝便常在延英殿召见宰相并大臣，商讨并决策国务政令。
其实这种形式早已存在，早在高宗时期开始，便常常在延英殿召见宰相议事。废王立武过程中，褚遂良激烈反对废后而触怒武则天，暴喝“何不扑杀此獠”，就发生在这一场景中。
皇帝之所以不在外朝召见臣员、或是参与政事堂会议，要么是威望不足，对朝政情况失于完全的把控，要么是要做的事情不符合朝论舆情，自然不会去外朝堂与政事堂这些朝臣们的主场。
李潼的情况自不属于这两种，他是权威太足，所以懒于追求形式，延英殿地处内朝，讲完事情抬腿就能回家，去了政事堂还有各种繁琐规定。不在自己主场，终究不够舒服随意。
当然想摆这种谱，也要臣下们给面子。像是去年拜相不久的张仁愿，李潼备好餐食都请不来。不过现在张仁愿就乖巧多了，到现在看见烤肉还犯恶心。
不说延英殿的奏对情形，外朝群臣在散朝之后，仍然没有从设立勾院的震撼中摆脱出来。特别那些相关诸司官员们，他们的衙堂都已经被封锁，已经是无处可去，算是提前放了年假。
但早放假却谈不上多高兴，朝廷突然来上这么一手，搞得他们措手不及，许多事务收尾还没有完成。
特别一些本就不甚干净的官员们，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