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冕唐皇-第6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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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知这也是圣人对他的一个小小考验，想借此看看他是否已经具有进入政事堂的资格。
张说也是一个少年成名的典范，永昌年间制举夺魁、惊艳河洛，凭一己才力突破了家世的不足，获得许多时流名臣的欣赏。进入开元后，在朝则历任台省，在外则经治地方，可以说是皆有建树，到如今资历上也已经足堪拜相。
但不同于宋璟的入朝便立即拜相，李潼对张说还是有所保留，不是因其才能有逊，而是因为这家伙太聪明了、以至于原则性不够强。
眼下开元政治井然有序，倒不存在什么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凭张说的才能资历，拜相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是早是晚，区别却很大。
眼下的张说，年纪还不到四十，但时誉已经颇著，在士林文坛中的声誉已经威胁甚至将要超过李峤这位老国手，即便此际拜相，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但张说为人灵活、社交能力极强，壮仕之年便高居宰执的话，一旦原则性与自律性稍逊，就非常容易滋生朋党、逾越本分。
这也是李潼一直对其且用且防的原因之一，如今内外事务日渐繁多，他的确需要执政能力极强的臣员待在政事堂。诸如钟绍京等旧人虽然忠诚可靠，但在能力上却有逊色，所以即便拜相也往往担任并不长久。
如今政事堂几名宰相，也不是李潼理想中的最佳组合，像户部尚书姜师度，明明已经位居宰执，但却仍然有欠执政全局的视野，所关注最多的还是天下州县何处可以修埭通漕，偏科的严重。
宰相这个位置不止要沟通上下、作为帝王与朝廷沟通的桥梁，也要具备全盘的视野与通辨的能力，才能上如果有所短板，就会加倍的彰显出来。
过去几年政事堂官位轮换也有多员，但真正称职的却是不多，能够得一个中否相间的评价已经算是客气。这还是因为有圣人总揽大局，天下由乱转治、国力蒸蒸日上的大方向所导致的，宰相们的政治之功则就体现的不够明显。
过去数年，朝廷的执政脉络是从最初的由乱入治、恢复生产，再到重修武备、向外开拓，扩增财源、修律修典，到如今，内外都已经没有大的危患，或者说一些隐患都已经潜伏下来，难以再直接的察辨出来。
这样的局面，其实需要执政的宰相们拥有更强的能力，才能见微知著、从小处察觉并杜绝隐患的发展。
张九龄之所以能够成为开元最后一位名相，就是因为在他执政期间，能够从盛极一时的开元盛世当中洞察到许多的积弊与隐患，并在之后的年岁中一一应验爆发出来。
只可惜那时候的开元政局已经不复最初的开明包容，君臣承平享乐、讳疾忌医，没能进行系统性的自我纠错。
李潼虽然不失居安思危的觉悟与精神，但他毕竟高高在上、久居禁中，很难完全体会民间的疾苦，所以也就需要宰相们正谏匡扶，才能给世道局面的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
因此对于张说，李潼也就有着更高的要求，除了才能之外，更看重其品德是否有了长足长进。张说归朝数年，一直都在考察期中，这一次主持今年的科举，便是一次阶段性的考核。
至于说截胡张九龄这个张说的干孙子，也不只是纯粹的恶趣使然。
能够得到前后几位宰相的欣赏举荐，张九龄才学自然已经颇有可赏。得到圣人的关注后，更不需要再走原来的老路、投身张说门下。
李潼是打算将张九龄培养为张说的竞争者，在未来无论是政坛还是文坛，都逐渐的将张说给取代掉，自然容不得两人相见两欢、其乐融融。
张说自然不知圣人这一番思路，他还没有真正上位，便给他准备了一个宿命之敌。若是知晓了圣人这一想法，怕是少不了要感怀圣人的用心良苦。
延英殿奏对完毕之后，李峤与张说便起身告退，而早已经在侧厢等候多时的宋璟也被宫人引入了殿中。
“臣叩见圣人！”
宋璟趋行登殿，先作大礼参拜，直至殿中响起圣人口称免礼，这才缓缓抬起头来，及至见到圣人正一脸亲切笑容的垂眼注视着他，神情便又不免激动起来，再作稽首道：“旧者使命出京，天颜一别经年之久，臣幸不辱命、归来再拜，窥我主上盛态如昨、音容不损，感恩苍天、庇我明主，唐业壮盛、盛斯一身……”
李潼听到这话，不免大笑起来，终究还是感情深厚的老同志让人感动啊，久别重逢，旁人或许感慨世道之变迁、君威之日盛，唯有宋璟感动于圣人还是跟当年一样帅！
当然这话也不只一人说过，但从宋璟口中说出则就显得更加动听，因为在他口中讲出才更像是事实。
“昔年情事，亦常萦绕怀中。但今眼望卿，却已经不是故态。宋卿身系重任，使远繁劳，匡社稷于边土、复唐威于东胡，国肥卿瘦，增损之间，让人感动啊！”
李潼站起身来绕过御案，亲自将宋璟搀扶起来，君臣对望，彼此眼神中都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
待到各自归席，李潼才又问起一些平灭粟末靺鞨的细节。
虽然说早年张仁愿入朝的时候，辽东方面的东胡问题已经颇有改善。但是乞四比羽所率领的粟末靺鞨仍然滞留海东，且背后还有新罗人的暗中扶持，一些高句丽与百济遗也都向彼处靠拢，靺鞨人的势力一度壮大到十万户之巨。
宋璟到任之后，虽然也在积极征讨靺鞨贼众，但当时东北并非大唐主要用武之地，加上乞四比羽得到新罗的暗中支持，一直游遁于海东与大同江南北高句丽故地，始终抓不到全歼其部的机会。
一直到了开元七年，事态才迎来了新的转机，新罗的孝昭王英年早逝，但却并无嗣子继位，只能求访大唐，希望大唐能将作为质子的王子金隆基遣返册封。
当然，金隆基也并不是新罗国王的唯一选择。新罗奉行骨品制度，拥有王位继承权的圣骨早在多年前便已经断绝，自武烈王金春秋之后便都由真骨家族继承王位。
虽然一部分新罗贵族仍然希望武烈王金春秋后嗣为主，毕竟新罗是在金春秋父子手中完成了半岛上的统一。但也有一部分新罗真骨家族认为武烈王世系享国已久，如今既然绝嗣，那便是天夺其眷，并不想将金隆基迎回，而是由其他真骨家族继承王系。
因为新罗内部发生的混乱，一直到了开元八年朝廷才接到新罗所投递的国书。
当然在此之前针对新罗的内乱也已经有所商讨准备，为此甚至叫停了向漠北郁督军山出兵的计划，以泉玄隐与黑齿俊这两个高句丽与百济遗民的代表为使节，护送新罗王子金隆基归国继统。
彼时朝廷已经做好了唐罗之间再开始大战的准备，宿将杨玄基、张九节等也都各领河北人马奔赴营州待命，靺鞨人的存在反而成了一个次要问题。
然而这一场唐罗大战终于没有打起来，毕竟高宗年间唐罗之间之所开战，一者在于新罗国内群情统一，二者还有百济与高句丽故地的巨大诱惑，第三大唐还身陷与吐蕃交战青海、两线作战的泥沼中。
可是如今大唐边疆无事，反而新罗国内陷入了没有君主的内乱中。最终，唐使还没有抵达大同江以南，新罗国中的政斗便以亲唐一派的胜利而告结束，群臣北向趋迎大唐所册封的新王。
金隆基归国继位之后，有鉴于国情仍是不稳，再加上也亲眼见到营州数万唐军陈戈待征的场景画面，于是便上书朝廷，以德薄力弱、难辖远土，恳请朝廷再于大同江以南重置熊津都督府，而熊津都督府所辖便是百济故地。
大唐在攻灭高句丽与百济之后不久，便与新罗之间围绕这两国故地展开了长达七年的唐罗战争，最终迫于两线作战的压力，大唐接受了新罗的入贡请罪、结束了这一场战争，同时也算是承认了新罗对两国故地部分占有的事实。
不过这一次因为新罗内乱，新罗王金隆基全凭大唐的扶植才能归国继位，为了稳定彼此之间的关系，又不得不将此前所占有的成果吐出，百济故地再归大唐掌控之中。
大唐虽然重新设置了熊津都督府，但又在百济故地与新罗接壤的区域设立了一个临海郡国，以新罗贵族金朝隐为临海郡王。
这个金朝隐同样是武烈王金春秋的后嗣，其父金仁问常年留唐，甚至在唐罗战争期间还一度被高宗皇帝封为新的新罗王。现在大唐助其析地立国，自然也是为了保持新罗的持续分裂。
没有了来自新罗的扶持与帮助，靺鞨余寇便也没有了继续折腾的余地和空间。
在营州都督宋璟步步为营的持续逼压之下，其生存空间逐渐收缩，终于在去年初冬之际，唐军探知到乞四比羽老巢所在，一战将之围歼，结束了自契丹叛乱以来持续近十年之久的靺鞨之乱。一度让圣人警惕不已的渤海国，终于被成功扼杀在萌芽之中。
“此役授首贼酋，乞四比羽以降凡十数人等，另有阵前受缚多人，目下已经在押营州，只待朝廷遣使降罪惩戒。首恶诸员以外，另有粟末靺鞨并诸东胡杂部三万余户，亦需妥善安置……”
一场战争结束，仍有大量的首尾要跟，特别对于收复领土与民众的管理，更关系到战争的成果能否长久保持。所以在讲到这几万户靺鞨战俘的安置问题时，宋璟也是不免神情严肃。
李潼闻言后便又询问道：“有关这一事则，宋卿可有良策构计？”
宋璟多年担任营州都督，对此自然不乏思考，听到圣人的垂问，便即刻说道：“靺鞨本非新患，旧置营州，役使之余，亦不乏赐田授地之恩，之所以仍然易躁难驯，不在于民不可教化，而在于其所领户宗主欲壑难填！臣攻入贼营时，所见士无甲、民无衣，丧乱饥馑，老少难活……
生熟诸胡，之所以胡性深在，在于其所督统诸酋欺上虐下，凡此诸类仍在，便难移风易俗、从善教化。此诸类圈民为畜，截挟王命，若不加根除，纵有德治布施，亦是枉设，天恩独揽而下民倍怨！
若必欲招纳群胡，需绝其封建世统，编户纳之。不需厚币良田，虽三亩薄业亦倍余旧所生计，散附州县，可补耕垦生力之不足。胡性散漫，聚必生骄，若有所瞻首，则必更躁，风俗难易，久则必乱！
不能以我中华之法统摄，虽千万之众，亦需围而杀之，不遗祸于后世子孙！三年革弊，三年易俗，三年教化，积事九年，若仍冥顽不灵，此天弃其类，错爱必伤！”
第1002章 诸酋自肥，归化不易
李潼向宋璟询问东北这些靺鞨战俘的安置与管理，也并非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而是有关境内胡人的管理已经成为了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大唐本身便体量庞大、疆域辽阔，在国境周边生活着大量的胡族人口。伴随着大唐领土的扩张，战争、商贸等各种交流形式逐渐让这些胡部人口进入到大唐国门之中。
虽然说人口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越多的人口便意味着越多的生产力。
但在现实情境下情况要复杂得多，大唐是一个农耕为主体的帝国，且不说这些诸胡人口有没有足够的耕桑技艺可作生产利用，单单他们部族不同、风俗不同、文化不同与社会组织存在的差异性，想要进行有效的管理就非常困难。
但接不接纳胡人已经不是一个可作回避的选项，而是一个必须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仅在开元四年青海大战之后，到如今的开元十年，大唐诸边境域中所增加的胡部人口便达到了上百万之巨。
这还只是在没有针对诸胡部族建立起完善编户统计情况下粗略估算的数字，而实际的情况则只多不少。
像是宋璟在海东剿灭粟末靺鞨一战，便得获俘虏几万户。而在其他战场上，大唐也都各有推进，开元九年针对漠南与碛口一系列的扫荡，所收缴的铁勒与突厥诸部人口同样也有数万户之巨。
除了战争之外，随着大唐国内生产秩序和地方政治的恢复，每年自发的投奔大唐的诸胡逃户数量同样不菲。像河朔的三受降城，一年到头零零散散所接收的诸胡逃户便常有数千帐之多。
这样的情况还不只发生在边境地区的底层杂胡当中，一些胡部上层人物逃入大唐的现象也是频繁发生。每年元月六夷诸胡各遣使节入京献贡，便不乏使节随员逃出使团，希望能够留居长安，不愿再返回各自部族。
类似情况屡禁不止，以至于那些接待外邦宾使的鸿胪寺官员们几乎没有在职长久。元月入贡之后，往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全城搜捕那些逃使们，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的胡使非法滞留于大唐境内。
至于市井间针对诸胡奴仆的买卖，那就是更加的无从禁止了。因为想要禁止，起码要有买卖。但就有许多的逃人为了能够定居大唐国中，甘心的委身为奴。
出门闲游一遭，便有仆员跟随回邸。若这只是一个偶发的现象，还能进行举报禁绝之类的监管，可若已经成为了一股风气，又该如何加以杜绝。
此前新罗之与大唐交恶，其中一桩怨气就是埋怨大唐倨傲不仁，搜捕新罗民众贩卖为奴。按照新罗方面提供的数据，每年都有上万人从新罗流出，自辽东乃至于隔海相望的青州等地流入大唐。
对于新罗方面的控诉，大唐也很无奈。
之前为了解决粟末靺鞨的问题，大唐不是没有尝试过禁绝新罗奴婢的买卖，结果就是私市滥生，原本还不失管控的奴户买卖顿时转入地下进行，反而滋生了大量私蓄新罗奴婢的现象。
各方胡众蜂拥入唐，原因是方方面面的。
首先是吐蕃败退回本土、突厥远遁于漠北，大唐再次成为区域中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帝国。其次就是较之原本历史上同一时期更加繁荣的商贸情况，更加促进了跨地域的人事交流。
当然，也少不了那些诸胡民众们基于自身的利弊权衡从而所做出的选择。
毕竟，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居住环境与生产条件，包括物质上的获取与享受，大唐之于周边诸夷，那都是更高维度的存在。
眼下看来，这种人口流入的现象还算是比较正面的。
毕竟如今并非大乱方已的疲敝世道，按照开元初年进行的编户统计，如今的大唐民户达七百三十余万户，胡人流入虽多，但远不足以撼动唐人为主体的人口结构。
而且眼下大唐国力强盛，即便诸胡杂入，仍不足以形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势力，这些涌入的胡人又能补充因商贸发展而带来的劳力短缺。
但即便眼下不成祸患，大唐社稷若想长治久安，相关问题也必须要重视起来。
毕竟历史上的胡患所带来的危害与教训也实在太惨痛，不说五胡乱华所造成长达几百年生灵涂炭的大分裂，单单安史之乱将盛世腰斩，已经令后世无数人扼腕悲痛。
针对诸胡的管理，并不只是当下的问题，只不过随着局势进入开元新朝，这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大唐初年，通过一系列的对外征战与开拓，是建立起一整套的羁縻体系，诸胡皆臣服于大唐天威之下，岁贡不断。
但当年的大唐开边政策，仍是以攻代守，是为了确保国土疆域的完整与安全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国土的安全。
在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情况下，大唐对于边疆诸胡的态度便不失包容，并不强求尽并其地、尽役其民，只要不公然触犯大唐的利益、威胁大唐的安全，便仍以羁縻为主，给予那些边胡足够的生存空间与自主能力。
而且当年刚刚经历隋末乱世不久，天下诸州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