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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花花公子"的晚节-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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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许多惊险万分差点被日寇杀掉的事,后来知道他是重庆派来的,才安全一
些,徐来说她和张素贞在刚去时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而唐生明却只晓得享福,
我说这正是唐生明高明的地方。张素贞则认为唐的长处是遇到很严重的问
题,表面上仍装成满不在乎,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复杂异常的环境,真正是“大
智若愚”。那天随便我们怎样说,唐生明总是一支接一支抽烟,听了我们说
他的好话也好,坏话也好,只是轻轻一笑,从不作辩解。

戴笠之死,唐生明、徐来、张素贞都非常悲痛,我去南京为戴笠主办
后事时,专门去上海安慰过他们。

戴笠死后,对唐生明的工作安排遇到一些麻烦,虽然通缉令取消了,
人们也知道他是奉命投敌的,有些人对他毕竟给敌人做过不少的事,很有意
见,连他自己也说,虽然为国民党做过一些好的事,但替汪伪政府做过的坏
事却比做的好事要多得多,他这种口直心快的话,给国民党许多高层人员拿
了作攻击他的口实。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到这些不同意见,所以直拖到1946
年下半年,军统局改组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之后,蒋介石才找局长郑介民、
副局长毛人凤去研究唐的工作,决定发表他为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冷遇,因胜利后从敌人手中接收下那么多单位、那
么大的地方,需要那么多人去工作,连抗战前他担任过的警备司令都不给他,
这的确出他的意料。所以他接到这个设计委员的任命后,连设计委员会都没
有去过一次,工资也不去领。我代他把每月工资和毛人凤特别批给他的特别
费领了交给他的时候,他接过看也不看一下,便向桌子上一丢,还是徐来向
我说了一声“谢谢”。

1948 年,蒋介石当了总统后,才把唐生明安排到总统府任中将参军。
当我向他道贺时,他气愤地说:“一个这样的职务有什么值得庆贺!”他又牢
骚满腹地说蒋介石过河拆桥,用得着他的时候,说得那么好,过后就忘记了,
我劝他少说这些,这对自己没有好处。

1949 年初,唐生明离开上海去湖南担任了陈明仁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官,
毛人凤告诉我:有人说他与军统大特务、交警总局局长周伟尤暗中勾结,准
备在湖南搞和平运动,要我和唐往来时提高警惕,并注意他的言行。我便把
他过去发牢骚的情况讲了出来。毛人凤很不高兴地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
我?”他认为这人重感情,不讲原则,如果他在共产党中的朋友要他为共产
党工作,他也会去干,会做出对我们不利的事来。我当时还和毛人凤争论,
认为他太敏感了,我当时估计他去搞带兵的工作,是因为目前在对共产党作
战的关键时刻,有机会带兵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升官。毛人凤听了很不以为
然,笑我没政治头脑。完全是感情用事。所以后来他派一个暗杀小组预伏在
长沙,准备湖南如有反蒋活动,便开始搞暗杀,对象除程潜外,还有准备随
同程潜起义的人,特别指出:如程潜宣布起义后,唐仍不离开长沙,便杀掉
他。这个暗杀小组出发时,毛人凤特别关照他们,不要告诉我去杀什么人,
因为这些人都是经过我训练的特务。直到长沙解放,他们逃到昆明见到我时
才说,准备杀程潜没有机会下手,在唐生明家附近潜伏,唐出门时,只打了
一枪没有打中,唐跑掉了,陈明仁便加派人员保护他,找不到机会。要杀随
程潜起义的军统特务张毅夫也没有杀成,只把长沙警察局长刘人爵杀死了。

解放后唐生明告诉我,当时他在长沙的家中掩护了一部中共地下党的
电台,军统特务完全不知道,只怀疑他会随程潜起义,所以派人去杀他,因
距离稍远,一枪未能打中,所以他能逃掉。如果知道他家中有地下党电台,


那就会趁程潜没宣布起义前,公开去搜捕他,准会活不成了。他很得意地笑
着说:他在沦陷区掩护过国民党的电台,后来又在国民党区掩护过中共地下
党电台,他这一套比我这个专搞特务的还高明。我承认他确有一套,很不简
单,要比我高明得多。

湖南解放后,他很不适应初解放时那种生活,希望利用过去关系,为
党做点工作,组织上同意了他全家去香港定居。毛人凤知道后,派人去打过
他一次,也是因远处打枪,连打两枪而未中,后来香港警务方面对他加强保
护,特务也没有再去打他,只暗中严密注意他在香港的活动。1956 年他从
香港回京,任国务院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

1957 年,我和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在北京功德林战犯改造所
改造时,唐生明夫妇随同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等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
去看望我们。这对正在接受改造的战犯们真是喜出望外的大事,而唐生明直
爽的谈话,更增加了战犯们改造的信心,他在与我们会见时,坦直地表示:
他过去从一些上层领导人口中,特别是这次毛主席、周总理要他们来看望我
们时得知不但不会审判我们,只要改造好,诚心诚意靠拢共产党,能认罪服
罪,肯定前途光明。别人说话都比较含蓄,他的话的确增加了大家改造的信
心。所以1958 年后我们去秦城参加农业劳动改造时,在那样宽松的环境下,
成百的战犯没有发生过一次企图逃跑的事,这与那次他们去鼓励我们,特别
是唐生明的谈话分不开的。

十二

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第一个去看望的是唐生明,解放后,1960 年我
得到特赦,在北京第一个看望的又是唐生明,因他在去功德林战犯改造所见
到我时,便把他在北京东四前厂胡同五号的住址告诉了我,所以我得到特赦
便第一个去看他,他和徐来及几个孩子看到我去都十分欢迎。当时正值三年
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有定量,不够吃,特别是我女儿从湖南来北京后,除了
常常被邀去他家改善生活外,每月还补助我一些粮票,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所以使我至今不忘。

我得到特赦后,总认为原国民党人,不管是起义的,还是被俘的,在
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往来,不可能和过去一样随随便便,彼此之间有一层无形
的隔阂,可是我在唐家看到他和解放军一些高级将领往来时的亲密无间,使
我感到意外。有天陈赓大将去看他,两人谈话那么随便,并不断开玩笑。陈
赓大将走后,我问他为什么与陈这么好?他说:“我们感情和兄弟一样。”接
着他告诉我,陈抗战前去上海医院,当时党内经费较紧张,他曾在经济上接
济过陈。我听了立刻想到,我在上海工作时,上海特区区长吴nai 宪是黄埔
一期毕业,与陈赓同一中队,军统得知陈去了上海,吴带领大批特务到处去
寻找而无结果,想到此,我禁不住脱口而出:“我在上海常见到你,怎么不
知道你和陈赓有往来?”他听了大笑:“我和陈有往来,如让你们知道了,
我就成了出卖朋友的小人,你们就成了立大功的人了。”

唐生明曾不止一次告诉我,要我打破顾虑,大胆和共产党人交朋友,


不要有自卑感。

他说都是人嘛,人都要朋友的。不过与共产党人交朋友和与国民党人
交朋友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地方,要我特别注意,他说与国民党人交朋友时,
你可以当着他们的面骂国民党,他们不但不生气,有时还会附和你骂上几句。
而和共产党交朋友,你如当着他们说共产党不好时,他们包准会反驳你,毫
不留情和你争辩,我说这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强,也没有可骂的地方。他说共
产党是没有可骂之处,而个别共产党党员却不但有该骂的地方,还有极个别
的该打屁股呢!

我和唐生明相交几十年中,总是看到他笑容满面,因他一生享尽人间
福。中国人有一句祝贺人的话,是希望对方能“富”“贵”“寿”“考”。而真
正能具备这四个字的,我所认为的朋友中,唐生明可以说具备无遗!第一:
“富”,他一生有钱花,父亲是大地主,是东安有名的“唐半城”。第二:“贵”
二十几岁就当了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以后又当了长沙警备副司
令(中将)和常桃警备司令(中将)兼湖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二区保安司
令。奉蒋命令投敌后,又在南京任伪政府中的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兼江苏保
安副司令。抗战胜利后,又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和蒋介石总
统府的中将参军,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官。解放后因参加湖南起义有功,
任过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务委员。第三:
“寿”,他一生总讲吃喝玩乐,从不忌嘴,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吃个够,烟酒
没有断过,还能活到八十二岁高龄,不能不说是高寿了。第四:“考”,他的
夫人是过去有名的电影演员中的标准美人徐来,不但能歌善舞,而且向梅兰
芳学了几句京戏,家庭之乐可想而知,徐为他生了两男两女,他另一位夫人
也曾为他生了一个男孩,有三男二女的人,是够得上称考的了。

不过“文革”一开始,他也在劫难逃,使他吃过一段平生从没有吃过
的苦头。首先是被全国政协的红卫兵把左手腕扭成重伤,1966 年11 月8 日
与他夫人徐来,一同被“四人帮”逮捕,囚禁于秦城监狱。因抗战前,徐来
在上海艺术电影界方面的声誉,远远超过江青,江青趁此机会用种种办法去
折磨她。因她认识戴笠,把她打成“军统特务”,逼她交代混入新社会搞过
些什么特务活动?她过去的确没有参加过军统,最后还是被折腾死于狱中。
唐生明于1974 年才被释放出来,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小房屋内。伙食是东吃
一顿西吃一顿,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政府发还了被抄的财物,他又过
上正常的生活了。

我和他几十年交往中,只见他流过一次眼泪,那是“文革”开始后,
全国政协的红卫兵对我们这些人去领一次工资,便打骂一次,大家把领工资
视为畏途,我便答应代他们去领,计有唐生明、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
董益三等人。有次我去领工资,照例是被痛骂一顿,我还主动打扫完厕所才
把工资领到,会计室的同志从不刁难,说代谁领就让我代谁领,我正一份份
地签字时,一位会计告诉我,从这月起原来扣发你们百分之三十的工资,以
后不再扣发,过去扣发的是否补发还在请示中。我高高兴兴地把这些没有扣
去百分之三十的工资送到杜聿明家,因唐生明、宋希濂、郑庭笈都住在一个
大四合院内,当我大声把这一喜讯告诉他们时,都猜不出,那个时候谁还记
得照顾我们。我和宋希濂正在研究时,唐生明从正北房走出来,只见他眼眶
通红,噙着满腔热泪走在我们当中,他边揩眼泪边用激动的口吻说:“这是
周总理听说政协扣发了我们的工资,亲自打电话到政协,不准他们再扣,已


扣去的还要补发。”我们这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唐生明又补上一句:“周总
理对我们太好了!”说完掉头就走,我追过去,看到他还在揩眼泪。说实在
的,扣去百分之三十的工资,我们并不在乎,不扣而还补发,也只有那么多,
但在那种人人喊打我们的时刻,居然还有人出来为我们说话,这种感激心情,
怎不使人流泪呢!

1980 年后,他曾多次去香港,想经营商业,台湾方面来人告诉我,国
民党因他在“文革”期间受到折磨,企图拉他走回头路。我有次和他谈话时,
暗示他应当把“文革”吃的苦头归到“四人帮”身上,不能有所怨恨。他一
听就懂,便用很严肃的口吻对我说:“你们放心吧!我不会背叛党的,不论
他们(指国民党)用什么优越条件,也不问他们拿出多少钱来,我不会半点
动摇,而能保持我的晚节”,我当时为他这几句话感动异常。

他又补充说:“我投汪精卫是蒋介石派去的,我投共产党是国民党逼我
的,今天不但再没有人逼我而且这么信任我,我还能再去投国民党?”面对
这位投去投来的特殊传奇人物,口直心快说出这番话来,是十分使人信服的。

1987 年10 月24 日,82 岁高龄的唐生明因病与世长辞了。

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隆重。参加告别仪式的有李鹏、万里、习仲
勋、王任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单位负责人及生前好友共400 多人。11
月4 日《人民日报》刊载出的新华社消息:“唐生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
举行”,并发表“唐生明同志生平”,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北伐
战争期间就赞同国共合作并与许多共产党员结下了友谊。”“‘四·一二’后,
在我们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刻,他一度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共产党朋友的同情
和支持。”“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他曾给予枪支、弹药和军需
物资的支援,并保护和营救过起义部队的一些伤员。”“陈赓同志到上海治疗
养伤时,曾给予资助。”“对唐生明同志这种患难中的情谊,我们党一些老一
辈革命家时为怀念和称道。”。。 

总之,他过去自己不愿说的许多事,党和人民一件也没有忘记,全部
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出来,使他的一生,增添了不少光荣、神秘的传奇色彩。
唐公在天之灵,应当感到安慰和自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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