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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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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走后门,巴结讨好分肥,乐此不疲者满世界都是。  
     
五 
 
  其实,汉灵帝和万历本人都不是恶毒得不可思议的魔鬼。  
  汉灵帝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在后宫里扮装小商贩,让宫女们也扮装成各种商贩,做各种买卖,他穿上一身小商贩的衣服周旋其间,坐在假装的酒楼里喝酒。后代的史学家对此很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好责备他心理变态。汉灵帝很有一点马克思描绘的资本家性格,能在资本的增殖中获得巨大的乐趣。这本来是在人类历史上大有贡献的品格。此外,他还是一个可以被感动的人,可以为了司马直的一封遗书暂时抑制自己的乐趣。问题是他当了皇上,当了名义上的公众利益的代表者,这样的代表显然不应该以搜刮公众的财富为乐趣。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不当皇上并不是由他本人决定的。  
  万历也不是纯粹的恶棍。冯应京被捕后不久,皇上曾有一次病危,他召来了首辅大臣,对他交代后事,皇上口授的遗嘱听起来通情达理。皇上说:先生到前边来。我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享国已久,没什么遗憾的。佳儿佳妇就托给先生了,请你辅导他当一个贤君。矿税的事,我因为宫殿没有完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起废止不要了,派遣出去的内官都叫他们回京。法司也把久系的罪囚释放了吧。因为提建议而获罪的诸臣都恢复官职,给事中和御史就如所请的那样批准补用好了。我见先生就是这些事。(7)  
  由此可见,万历心里也明白是非,不过他的病第二天刚见好,立刻就后悔了,继续征他的矿税,一直征到18年后他真死掉为止。他似乎是一个很懒惰也很缺乏自制力的人,但任何人都拿他的懒惰和缺乏自制力没办法,结果就是恶棍横行。  
  恶政选择了恶棍,恶政本身又是如何被选择的呢?立皇帝就如同掷色子,皇帝的好坏主要靠碰运气。以明朝的十六个皇帝论,不便称之为恶筛子的不过五六个,大多数不能算好东西,可见恶政被选中的概率相当高。东汉九个皇帝,不算恶筛子的只有三个,与明朝的恶政出现概率差不多。东汉的多数恶筛子,譬如汉灵帝,登基时还是个小孩子,似乎一张白纸;嘉靖和万历之流年轻时还算不错,后来却恶得一塌糊涂,可见恶政被培育出来的概率也不低。帝国制度很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和毛病培育为全国性的灾难。  
     
六 
 
  最后该说说交税的老百姓了。  
  明周晖在《金陵琐事》中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在矿税繁兴的时候,有一个叫陆二的人,在苏州一带往来贩运,靠贩卖灯草过活。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似虎,与拦路抢劫的强盗没什么差别。陆二的灯草价值不过八两银子,好几处抽他的税,抽走的银子已经占一半了。走到青山,索税的又来了,陆二囊中已空,计无所出,干脆取灯草上岸,一把火烧了。作者评论道:此举可谓痴绝,但心中的怨恨,不正是这样么!  
  我估计,当地的灯草种植和销售行业大概也完蛋了。作者也说,重税造成了万民失业的结果。这就是恶政和恶棍集团的根基,一个在自我毁灭的循环中不断萎缩的根基。  
  《明史记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是清朝人,他在记叙矿税始末的结尾处有一段关于利益集团的精辟分析。他说:开始是因为征矿税而派设宦官,后来这些宦官的命运就与矿税连在一起了。开始是因为宦官谄媚迎合而让他们征矿税,后来这些宦官肥了,便结交后宫,根子越扎越深。这就是矿税不容易废除的原因。由此看来,清朝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最高层笼络皇亲影响皇帝,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在各地招收爪牙,在民间吸吮膏血--肥肥壮壮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层又一层地自我复制。势力所及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成体统,实施的政策也越来越背离帝国公开宣称的政策。恶政与恶棍集团相得益彰,迅速膨胀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个王朝的循环就临近终点了。在万历死去的时候,距离该轮循环的终点还有二十四年。在汉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宫殿的时候,离他本人实际上也是东汉王朝的“脑死”日期只剩下四年。  
 
  注:  
 
  (1)参见《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结尾处,荀绰的《晋百官表注》。  
  (2)《后汉书》卷七十八,张让列传。  
  (3)《明史》卷一百九十三,宦官列传。  
  (4)《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冯应京列传。(注:原书无此标注)  
  (5)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年一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165页。  
  (6)《袁中郎随笔》,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4、94页  
  (7)《明史》卷二百十八,沈一贯列传。  


 
皇上也是冤大头 
 
一 
 
  明朝也流传着一些官场笑话,《万历野获编·补遗》中就记载了有关钱能的两条。  
  钱能是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的著名太监,奉成化皇帝之命镇守云南。镇守太监这个岗位是明初的洪熙皇帝设立的。皇上不放心下边的官员,就派那些经常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太监下去盯着。应该承认,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明朝的官员经常糊弄皇上,皇上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譬如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奈何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买,甚至会逼着人家掏钱收买,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上。所以,派遣家奴们下去替皇上盯着,这已经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博弈的第三回合了。皇上被逼无奈,到此亮出了最后的武器。试想,再不派他还能派谁?而且仔细想来,太监不好色,没有老婆孩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应该比一般官员的私欲少些。设身处地替皇上想想,我们不能不敬佩皇上选贤任能的良苦用心。  
  问题在于,钱能之类的最后预备队也乐意被收买。更要命的是,镇守太监们权力极大,有合法伤害众人的能力,下边便不敢不来收买。  
  当时云南有个富翁,不幸长了癞。富翁的儿子偏偏又是一位有名的孝子,很为父亲的病痛担心。于是钱能把这位孝子召来,宣布说:你父亲长的癞是传染性的,要是传染给军队就糟了。再说他又老了。现在,经研究决定,要把他沉入滇池。孝子吓坏了,立刻就想到了收买。他费了许多心思,掏了一大笔钱,反覆求情,最后总算取得了钱能的谅解,撤消了这个决定。  
  当时云南还有个姓王的人,靠倒卖槟榔发了财,当地人都叫他槟榔王。钱能听说了,便把这位姓王的抓了起来,道:“你是个老百姓,竟敢惑众,僭越称王!”书上没有仔细描绘这位槟榔王的反应,但我敢肯定,无论是什么季节,他听到这个罪名之后一定汗如雨下。擅自称王就是向皇上宣战。谁抓住这个王,谁的功劳就大得足够封侯了。槟榔王深知这个罪名的厉害,他不惜一切代价消灾免祸,史书上说他“尽出其所有”,才算逃过了这一劫。  
  《万历野获编》的作者说,钱能的贪虐,古来无有。后来,在镇守云南的官员中,贪求无厌的人也不少,但是听说钱能做的这两件事,没有不失笑的。《万历野获编·补遗》完成于万历四十七年(1618年),作者沈德符是浙江嘉兴人,与钱能的精彩演出相隔150余年,相距约2000公里。可见此事流传之久远。  
  明朝的中后期也存在失业问题。人多地少,人口过剩,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中失败的人们,最后便沦为流民。追究起来,明朝在很大程度上就亡在流民手里。没有流民,老百姓安居乐业,闯王恐怕只能当个小团伙的头头。甚至闯王李自成本人也不会去闯,他没有土地,又被驿站(邮电局兼招待所)裁员下岗,走投无路才加入了老闯王的团伙。钱能啃净了槟榔王,其作用正是制造李闯王。本来那位槟榔王可以给众多农民和小商贩带来生意,现在其中一些人却要失业甚至成为流民,从这个角度看,钱能啃的是皇上的命根子。考虑到本来还会有很多人愿意学习槟榔王,创造出更多的商业和就业机会,而槟榔王等人的遭遇却将他们吓了回去,钱能的影响就更显得要命了。  
  性质如此要命,并且影响久远的一个祸害,皇上又是怎么对付的呢?  
  皇上依靠耳目了解情况,御史和镇守太监都是皇上的制度性耳目,他们之间也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成化六年(1470年),巡按云南的御史郭瑞(1)给皇上写报告,专门汇报了镇守太监钱能的情况。郭瑞说:“钱能刚强果敢,大有作为,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如今钱能生了病,恐怕要召还京师休养。乞求皇上圣恩,怜悯云南百姓,永远令他镇守云南。”皇上回答说,知道了。  
  耳目把皇上糊弄了。《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咬牙切齿地说:“钱能这个大恶棍,为天下人所痛恨,而郭瑞竟以监察官员的身份上奏保他,就是把郭瑞一寸一寸地剁了,也不足以弥补他的罪过。”但这只是气话。郭瑞们乎并没有出什么事,没人去追究他。蒙骗皇上又怎么样?蒙了还不就是蒙了。由此看来,皇上是个容易糊弄的冤大头。  
  钱能糊弄皇上连连得手,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他开始打越南和云南少数民族的主意。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个危险而敏感的领域,事关边疆的稳定,动静很大,而且外族又不在你的治下,出了问题就不容易压住。果然,钱能派出的亲信惹出了麻烦。朝廷担心了,就派著名的清官,右都御史(监察部常务副部长)王恕去云南调查。王恕为人刚正清严,数年后国内将传开两句民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两京指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每一京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大部,这是明朝全套高干班子。可见王恕声望之隆。  
  王恕很快就查清了钱能的问题,向皇上奏了一本。其中最有份量的几句话是:“当年在越南问题上,就因为镇守太监选错了人,以致一方陷落。今日之事比当年还要严重。为了安定边疆,陛下还吝惜一个钱能么?”王恕的这笔利害关系账替皇上算得很透彻,钱能害怕了。他立即托自己在皇上身边的太监哥们儿活动,将王恕召回。王恕很快被调任南京监察部当领导,钱能之围立解,一点事也没有了。  
  不仅没事,钱能还继续走运,先回北京跟皇上说了些王恕的坏话,撺掇皇上派了他一个苦差事。钱能自己则当上了南京守备,镇守南京军区。以职务而论,南京守备比镇守太监更显赫。南京是大城市,又是留都,生活条件比云南强多了。大名鼎鼎的太监郑和,当年下西洋回来,也就当了个南京守备。(2)  
  这个故事就好比家奴糊弄财主。家奴天天偷吃主人的鸡鸭猪狗,主人还给他加工资发奖金。家奴把主人的田地宅院偷偷卖了,主人还提拔他当管家。有人路见不平,揭发了家奴,主人不但不惩罚家奴,反而打了揭发者一巴掌。这样的主人,不是冤大头又是什么?  
  以上说的皇上是成化皇上朱见深。这位皇上身材粗壮,说话有些结巴,反应也有些迟钝,但是心眼并不坏。奈何在去世前的十多年里,30多岁的皇上迷上了春药和房中术,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受到一个善于影响他的贵妃及其亲信太监汪直的控制。辅佐这位皇上的大臣也不得力,当时京城内外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说,可见那几位总理副总理和政府部长尸位素餐、混事糊弄的德行。这样的皇上不说也罢。  
  成化皇上的儿子弘治皇上,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好皇上。他身材瘦弱,据说长着明亮的眼睛和稀疏飘逸的胡须。这位年轻人满怀儒家的理想主义精神,对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感兴趣,而且努力按照圣人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可惜17岁即位,35岁就去世,只当了18年皇上。在这样一位好皇帝的治下,钱能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487年9月17日,弘治皇上登基。第二年年底,户部员外郎(财政部副司长)周时从上疏,请求依法惩办先朝遗奸汪直、钱能等辈,同时考核两京和各地的镇守太监。面对共同威胁,宦官集团迅速反击。他们仔细研究周时从的奏书,挑出了一个书写格式方面的错误。本来,在提到皇上、祖宗、社稷、宗社之类尊贵词的时候,一定要另起一行,越出格外,顶着天书写,就好像“文革”中报纸上引用最高指示一定要用黑体字印刷一样。而周时从奏中的宗社就没有越格。这不是蔑视宗社吗?于是将周时从逮捕,交司法部门处治。钱能又平安无事了。(3)  
  钱能最终也没出什么事。《明史》上说完他的经历,最后交代了一句“久之卒”。似乎得了善终。《万历野获编》说他在弘治末年老死京师,弘治的儿子正德皇上登基,又赐葬最胜寺,哀荣也不算差了。不是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么?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么?钱能怎么就一漏再漏,作恶多端仍有善报呢?沈德符说,这使人们怀疑,究竟还有没有天道。  
  当时的人们显然不肯接受这种现实,就编了一个故事,说钱能的养子钱宁负责掌管他的钥匙,为了得到他的遗产,在他生病的时候下了毒药,把钱能毒死了。沈德符说,如果是这样,钱能也就不算漏网了。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故事编得显然不合情理。除了钱宁这么一个养子,钱能在中国再不认得别的亲戚,遗产不给他又给谁?连钥匙都掌握在手里了,又无须亲自端屎端尿,何必给一个垂死的老人下毒呢?顺便交代一句,钱宁确实不是好鸟。后来他当了正德皇上的干儿子,皇上赐他姓朱,他的名片上就写着:“皇庶子朱宁”。朱宁掌管特务机构,在政界的实际地位排在最前边的三五位里,比养父还有出息。  
     
二 
 
  钱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混过关,并不是什么个别例外。即使励精图治的弘治皇帝,也经常被人糊弄得一塌糊涂。  
  弘治十七年(1504年)六月的一天,弘治皇上召见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刘大夏。当时皇上34岁,已经登基17年。刘大夏年近70进士出身,但工农兵和财政监察都管过,中央地方都干过,可谓阅历丰富。皇上召见刘大夏,是为了追问一句话。  
  起初,皇上任命刘大夏当兵部尚书,刘大夏说身体不好,推辞了多次。但皇上坚持让他干,刘大夏只得上任。见到刘大夏,皇上诚恳地问道:“朕好几次任用你,你好几次以病推脱,这到底是为什么?”刘大夏回答得也很诚恳,说:“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皇上听了,默然无语。  
  刘大夏对形势的判断,使皇上深感震动。现在,皇上特地将刘大夏召到便殿,追问道:“你以前说过一句话,说天下民穷财尽。可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皇上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皇上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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