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州月 作者:王跃文-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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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得下午举行，关隐达同陶陶就先回爸爸家看看。关隐达打发司机去宾馆休息，自己同陶陶步行上山。桃岭的风更猛，吹得人不能张嘴呼吸。陶陶背着风，说：“有人说陈老留下了很多钱。”
“你怎么知道？”关隐达迎着风，大声问。
陶陶退着走，说：“你在同人打招呼，我听别人议论。”
只有妈妈在家，爸爸还没回来。妈妈见两人冻得脸都红了，忙开了空调。
“真是个怪老头！”妈妈说起了陈永栋。
陶陶问：“别人都说，陈老存下了很多钱。”
妈妈说：“你爸爸同我说过，是真的，有四十多万。陈老留下遗嘱，这些钱全部交党费。”
陶陶说：“老人家境界倒蛮高啊。”
妈妈摇摇头，说起事情原委。陈永栋好可怜的，死了几天，才有人知道。他平时独来独往，儿女又不在身边。有位老同志突然想起，好久没见陈老清早舞剑了。他觉得不对劲，就报告了地委办。地委办派人撬开门，发现老人家安详地睡着了。幸好是冬天，不然尸体都不行了。陶凡听说了，马上带着吴明贤赶了去。地委办的同志正在清理陈老的遗物。有人从床头搜出张纸条，皱巴巴的。打开一看，竟是陈老的遗嘱。字歪斜而粗大。
我的遗嘱
一、我终身积累的钱共四十五万元交党费。
二、我的辫子要剪掉，理光头，干干净净去见马克思。
三、我的儿女肯定要争我的钱，不能听他们的。
陈永栋某年某月某日
陶凡接过遗嘱看了看，嘱咐在场的人说：“这份遗嘱，请同志们务必保密。”
陶凡马上约见了张兆林等几位在家的领导。陶凡说：“陈永栋同志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敬佩。但是，我个人意见，这个遗嘱我们不能完全执行。”
大家都吃了一惊，不知陶凡有何用意，却都不说话，等着陶凡说下去。陶凡有些激动，沉默片刻，才说：“陈老一生严格要求自己，连自己的子女进城都不准。老人家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农村，生活条件很不好。我个人意见，把五万元零头交党费，也算顺老人家的心意，其余四十万还是给他自己儿女。党不缺这几十万块钱。”
张兆林带头表了态：“我同意陶书记意见。”
有人提出疑问：存在法律问题吗？
陶凡说：“好在遗嘱方面立法暂时还是个盲区。我觉得这样处理，老人家九泉之下有知，会理解我们的。”
说完遗嘱的事，陶凡又让张兆林留一下，说：“兆林，关于陈老去世的情形，你同吴明贤打个招呼，要他告诉同志们，不要议论。陈老是建国后西州首任地委书记，晚景如此凄凉，传出去影响不好。维护党的威信，比什么都重要。为了安慰陈老家人，我考虑把丧事尽量办得像样些。可以简朴，但规格要高。最近上面有新规定，地市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去世，遗体可以覆盖党旗。我建议，追悼会上，陈老遗体要覆盖党旗。平时这边都是火化以后再开追悼会，陈老就破个例，开完追悼会再火化吧。各部门和县市都要送花圈，各单位得派领导参加追悼会。”
张兆林点头道：“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让吴明贤把灵堂布置得像样些。”
“对对。遗体周围要放些鲜花。兆林，你让吴明贤赶快拟个治丧委员会名单吧。我任主任，其他你们考虑。”
半个小时以后，吴明贤把治丧委员会名单送到了陶凡案头。陶凡过目后，说：“老吴，你秘书长都当几年了，怎么连起码常识都不懂？治丧委员会名单，不等于地委、行署领导名单。退下去的老领导，都得进治丧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按职务排列，其他委员就得按姓氏笔画排列。”
吴明贤说：“有些老领导，长年不住在西州。”
陶凡来火了：“你糊涂！他们就是长年住美国，政治待遇你不能动人家的！”
几经反复，治丧委员会名单才定了下来。陶凡批示道：着速印发各县市党委、政府，地直部门各单位，并送地委、行署、人大联工委、政协联工委领导，以及副地级以上离退休老同志。
吴明贤尽管挨了骂，但是看着陶凡的批示，心里还是佩服。他见陶凡用的词是“着速”，而不是“立即”、“马上”之类，似乎比别的领导墨水就是多些。
一会儿就到中午了。陶陶听得汽车声，说：“爸爸回来了。”
陶陶忙出门去看。关隐达也跟了出去。陶凡下了车，见关隐达夫妇来了，微微笑了一下。进屋后，陶凡坐下，忍不住叹了声。陶陶问：“爸爸怎么了？”
陶凡摇头说：“有人嘴巴不紧，把陈老的遗嘱泄露出去了。一位记者多事，竟让这消息见了报。”
关隐达问：“那么只好全部交党费？我看没有必要。”
陶凡没说怎么办，只道：“造这种新闻，没意义！”
见陶凡不想再说这事，大家都不提了。吃过中饭，一家人聊聊天，就到下午上班时间。陶凡还得去给陈老致悼词。轿车来了，陶凡夹着包出门。关隐达也要去参加追悼会，却并不随陶凡的车去。陶凡也没有请他同去的意思。两人再不是领导和秘书的关系，倒不能像原来那样亲近了。老向人家提醒他们的翁婿关系，对关隐达并不太好。
陶凡走后两分钟，关隐达下山去。灵堂庄严肃穆，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地摆着。陈永栋老人躺在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陈老干瘪的脸颊化了妆，就像涂了蜡的核桃壳。稍等几分钟，追悼会正式开始。场面安静下来，陶凡低沉着声音，回顾陈永栋同志光辉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听得有人悄悄议论，说陈老运气真好，碰上地厅级干部可以覆盖党旗了。
晚上，陶凡独自呆在书房里没有出来。关隐达和陶陶没有马上回县里去，原想陪陪爸爸。妈妈说：“让你爸爸自己静静吧。 从陈老去世那天起，他心情就不太好。 ”
电视一直开着，谁也没去看一眼。到了晚间新闻时间，竟然播了条有关陈老的消息，说一位老共产党员临终时，将终生积蓄的巨额财产全部交给了党组织。记者采访了陈老的儿女们，三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木然地望着地上出神，说不出一句话。电视里便是沉重的新闻腔：是啊，他们说不出一句话，有的只是对老人无尽的哀思。
睡觉前，陶陶说：“爸爸心情好像很不好。”
关隐达说：“爸爸的心思我琢磨不透。如果是我处在爸爸位置上，我会想陈老这辈子值不值得？我自己这辈子该怎么评价？”
“都说陈老是个怪老头。”陶陶说。
关隐达叹道：“任何事情，只要超越情理了，违背人性了，就有问题。陈老越到晚年越有些像走火人魔。爸爸也许看破了这点，才不理会他的遗嘱。不知爸爸到底怎么看？我觉得陈老的结局有些荒谬。”
夜已很深了，陶凡书房的门缝里还透着光亮。
王跃文《西州月》
十
陶凡早晨六时起床，在屋前的小庭院里打太极，然后小跑，远眺。夫人林姨准七点钟的时候将文房四宝摆在廊檐下的大桌上。陶凡便神态信然，龙飞凤舞起来。整个庭院立即弥漫了一种书卷味儿。这的确是一个雅致的天地。并不见大的平房，一如村野农舍，坐落在舒缓的山丘间。满山尽桃树。时值晚秋，落了叶的桃树，情态古拙。屋前小院横竖三十来步，不成规矩，形状随意。庭院外沿山石嶙峋，自成一道低低的墙。这些石头是修房子时剩下的。陶凡搬进来住时，屋前的石头没来得及清理。张兆林当时任地委秘书长，他立即叫来行政科龙科长，骂得龙科长一脸惶恐。陶凡摆摆手，说：“我喜欢这些石头，不要搬走算了。”于是叫来几个民工，按照陶凡的意思，将这些石头往四周随意堆了一下。堆砌完毕，龙科长请示陶凡：“要不要灌些水泥浆加固？”一副立功赎罪的样子。陶凡说：“不用了，只要砌稳妥，不倒下来就行了。”龙科长很感激陶凡的仁厚，他觉得陶凡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地委书记，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地为这位领导服务。他便极认真地检查刚砌好的石墙，这里推一下，那里摇一下。一块石头被他一摇，滚了下来。这让龙科长脸上很不好过，直嚷民工不负责。这时民工已走了，龙科长一个人搬不动那个石头，不知怎么才好。
陶凡背着手环视四周之后说：“小龙，这石头就这样，不要再堆上去了。” 这时，小车来了。陶凡说声辛苦你了小龙，就上了车。 陶凡在普通干部面前，总是随和些。
龙科长望着下山而去的小车，一脑子糊涂。他理解不了陶凡的雅意。如果是怕麻烦工作人员，这的确是位了不起的领导。但是不是怪自己不会办事，生气了呢？他见过许多领导生气的样子并不像生气。有的领导生气了反而是对你笑。
林姨在家收拾东西，见龙科长望着那个滚下来的石头出神，就说：“老陶讲不要堆上去就依他的，他可能喜欢自然一些。” 那块石头就这样呆在那里了，成了绝妙的石凳。
如今，石墙爬满了荆藤，墙脚那块石头被人坐得光溜溜的。陶凡很喜欢那个石凳，但他太忙了，很少有时间去坐一下。倒是陶陶前些年经常坐在那里，黄卷云鬓，像个黛玉。陶陶那会儿刚上大学，常被顾城北岛他们的诗弄得怔怔地像中了邪。陶凡在家里完全是个慈父，倒觉得女儿的痴迷样儿很惹人怜的。夫人有时怪女儿神经似的，陶凡总是护着，说：“凡有些才情的女孩子，总有几年是这个样子的，长大一些自然好了。总比到外面成天地疯要好些。”他有次还调侃道：“我们这种府第的小姐，多少应有些风雅的气韵是不是？”女儿听了，越发娇生生地发嗲。但陶凡自己，纵有千般闲情，也只是早晨在他喜爱的天地里文几手武几手。全套功课完毕，到了七点四十。之后五分钟冲澡，五分钟早餐。陶凡的饮食并不讲究，早晨两个馒头，一碗豆奶，不放糖。偶尔调一碗参汤，陶凡会对阿姨王嫂讲：“别听林姨的，喝什么参汤？我还没那么贵气！”王嫂总是拘谨地搓着手说：“陶书记就是太艰苦朴素了。”陶凡把参汤喝得嵫溜溜地响，说：“我到底是农民底子嘛。”
大家都知道隐凡的书法好，其实他最有功夫的还是画。极少有人能求得他的画作。林静一当年爱上陶凡时，陶凡还不发达，只是省一化工厂的一位工程师。林静一年轻时很漂亮，是厂子弟学校的音乐老师。她这辈子看重的就是陶凡的才华和气质。陶凡的风雅常让林静一忘记他是学工科的。但陶凡总是用五分钟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餐，并把豆奶或参汤喝得咝咝作响，林静一有时也会取笑他：到底是个粗人，看你出国怎么办？ “
吃完早餐，小车来了。司机刘平下车叫陶书记早，陶凡应了声，夹着公文包上了车。小车到山下的办公楼只用两分钟。按照陶凡这个作息规律，陶凡总是提前几分钟到办公室，所以地委办工作人员没有谁敢在八点以后到。
书记们和几位秘书长的办公室在二楼，一楼是地委办各科室。陶凡上楼后，见有些同志已早到了。张兆林同秘书长吴明贤正在办公室讲什么，见陶凡来了，两人马上迎出来打招呼。
陶凡扬一扬手，径直往自己办公室走。陶凡在领导层里是很严肃的，年轻一点的副手和部门领导还多少有些怕他。吴秘书长刚才一边同陶凡打招呼，一边就跟了过来。陶凡开了门，吴秘书长跟了进去，问：“陶书记有什么事吗？”
陶凡放下公文包，坐在办公椅上，望着吴秘书长。吴秘书长一脸恭敬。
有什么事？是的，有什么事？这时，陶凡才猛然想到，自己今天来办公室干什么？自己是退休的人了。现在是张兆林主持地委工作了。昨天上午刚开了交接工作的会。
吴秘书长又问：“陶书记，有事请尽管指示。”
陶凡静一下神，说：“没事，没事。”
吴秘书长说：“张书记定的今天开地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陶书记有什么指示吗？”
陶凡笑了笑，很随和地说：“没有没有。我来拿本书。你忙你的去吧！”
陶凡本想开几句玩笑，说退休了，就是老百姓了，还有什么指示可做？但忍住了不说。怕别人听歪了，讲自己有情绪。再者那样也煞自己的志气。
吴秘书长仍觉得不好意思马上离开，很为难的。陶凡又说让他去忙。他这才试探似地说，那我去了？一边往外走，还一边回头做笑脸。
吴秘书长一走，陶凡就起身将门虚掩了。他坐回到椅子上，觉得精力有些不支。他刚才差点儿失态了。竟然忘记自己已经退休了，真的老了吗？才六十一岁的年纪，怎么成了木偶似的？调到地委十多年来，一直是这个作息规律，却没有注意到，从今天起，他要过另一种生活了。他今天上办公室，完全是惯性作用。
半个月以前，省委领导找他谈话，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退休不退休的，到死还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何况老陶你仍然还是省委委员，省委交给你的任务就是带一带兆林同志。可不能推担子哪！
陶凡明白这是组织上谈话惯常使用的方式。他当然也用惯常的语言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说人退休党性不退休，公仆意识不退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退休。只要组织需要，一切听从党召唤。但是工作交接之后，我还是不要插手了。兆林同志与我共事多年，我很了解他，是位很有潜力的同志，政治上成熟，又懂经济工作，挑这副担子不成问题的。
最后，那位领导说句“还是要带一带嘛”，便结束了谈话。谁都知道，这只是客气话。
陶凡清楚自己的政治生涯就此已经结束。头上省委委员的帽子也只能戴到明年五月份了。本届省委明年五月份任期将满。那时替代自己省委委员身份的将是张兆林。自己快要退下来的风已吹了半年，组织部正式谈话也有半个月了。心理冲击早已过去。他仍按长期形成的作息习惯工作着，像这个世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却不料今天几乎弄得十分难堪。
陶凡想，自己来办公室看看，取些书籍什么的，也算是正常的事，同志们也许不会想那么多。问题是自己全然忘记自己的身份已经变了。他内心那份窘迫，像猛然间发现自己竟穿着安徒生说的那种皇帝新装。
他打了值班室的电话，叫司机小刘十分钟之后在楼下等，他要回家里。十分钟之后，也就是八点二十五，他起身往外走。刚准备开门，又想起自己才说过取书的话，便回到书架前搜寻。他个人兴趣方面的书都在家里，这里大多是工作方面的书籍，都没有再看的必要了。找了半晌，才发现了一本何绍基的拓本，便取了出来。这是关隐达到外地开会带回来的，他很喜欢，可一直无暇细细琢磨。关隐达胸中倒也有些丘壑，同陶凡很相投。从外面带回并不值几个钱的拓本，倒也能让岳父大人欢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