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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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港尾村约有100多间房屋，男女老幼人口共有600余名。大多数村民以务农为生，种植香蕉、黄梨、木薯，同时也养猪、养鸡、养鸭等。还有部分村民是在附近的大园丘当割胶工人。
一家26人被杀
杨氏父亲杨金鸿，当时是港尾村村长，他们一家大小26人，包括祖父，祖母，父亲，两位母亲，两位叔父，三位叔母，还有姑姑，多位堂兄弟姐妹，以及他本身的兄弟姐妹共9人，全部都牺牲在蝗军的刺刀下。
1942年3月15日下午3点多，一队日本蝗军骑脚车进入港尾的“香蕉芭”，先将该处的七八户人家杀死，并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屋。
当天下午5点多，该批杀人放火的日本蝗军从香蕉芭出来，到港尾村街场，驻扎在当地的华文学校里。他父亲身为村长，便带了一位姓陈的年轻人去会见日本蝗军军官，以示尊敬。该年轻人会讲日本语，他的母亲是日本人（战争发生后，这批日本妇女即被英政府扣留）。
后来，他的父亲叫人杀猪、杀鸡、煮饭，请日本蝗军吃晚餐。接着蝗军军官命令村长通知村民们，于次日上午9点钟，必须到街场店铺前面的空地集合，等待领取“良民证”或“安居证”。
16日早上，另一队日本蝗军也蹬着脚踏车进入港尾村，与较早前驻扎在华文学校的蝗军会合。当天村民都遵照蝗军的命令，陆续到达会合地点，而日本蝗军也早已在空地四周列队，他们的步枪都装上了刺刀，街口还架着机关枪。
过后，日本蝗军将集合在空地上的全村男女老幼村民，分成数十人一组，押到店屋前面或后面的果园、荒地、烂芭（低洼地）等处，然后再分为七八个人，或十多二十人的逐次加以刺杀。
杨振华当时已经安排在即将被虐杀的人群中，他看见村民一批一批被蝗军押走，同时也听到他们，尤其是妇女们的哭声、呼喊声，以及惨叫声……
过了不久，终于轮到杨振华一家人了，他与父亲、祖父、叔父和其他几个村民被押到屠场去，日本蝗军强迫他们跪下，上身向前俯，两手着地，蝗军于是从背后用枪口刀向他们猛刺。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2）
昏死后醒来
杨氏当时被刺了九刀，尖刀由背部刺下，一直穿透到胸前，由于他当时把右手掌按在胸前，所以无名指被刺断了两节，他被刺后便昏死在尸体堆中。
日本蝗军的尖刀从背部直刺透过胸前，把他右手的无名指刺断两节。
次日天亮了，杨振华醒了过来，看见父亲卧躺在地上，便伸手去推他，叫他起身逃走。但是父亲没有反应，他已经死了，背上有两个染血的刀孔。当杨氏进一步向周围观看时，看到祖父也死了，叔父也死了……他们也与其他村民一样惨死在日本蝗军的刺刀之下。这是一场野蛮、毫无人性的大屠杀！杨振华终于痛哭起来……
在那遍地尸体的村庄一角，另一位刀下余生的小孩，听到杨氏的哭叫声，也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他们于是向街场走去。杨氏当时想要回家，走了不远，忽然听到劈劈啪啪的声音，他们感到非常害怕，心想蝗军一定还没有离开港尾村，马上又转头回到尸体堆旁躺下来。后来他们果然看见蝗军在港尾村街场放火焚烧房屋。
遇救命恩人
杨振华那时在尸体旁躺下的地方，不远处有一条小溪，当他感到口渴了，肚子饿了，便到小溪边喝水。他在其父亲尸体边又躺了一夜，现场的血腥味吸引了一种黄褐色的大蚂蚁爬到他身上的伤口吮吸……情况惨不忍睹。
到了第二天，当太阳偏西的时候，杨振华便与那位姓叶的小孩，再次向街场走去，他们看见该村的店铺和住家全部被日本蝗军烧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
叶苟悲伤地追述48年前家人在港尾村遭日本蝗军惨杀经过。
他们在那儿遇见一位好心的广西人，当对方知道了他们的不幸遭遇后，便带他们回到附近的“石岩门”，住在公司屋（工人宿舍）里。该广西人用草药为他们两人以及其他被蝗军刺伤、死里逃生的村民们治疗伤口。那位救命恩人收留了他们两个多月，终于把他们的伤口治好了。
（参见本节案例2）
3． 1990年2月24日，锦华： 《一家六人惨死日军刀下——叶苟目睹父亲被杀心灵伤痛毕生难忘》
讲起日本蝗军于1942年3月16日在庇朥港尾村暴戾不人道残杀无辜，前日现身的另一名余生者叶苟，在接受报界访谈时，大有旧仇新恨之慨。
他在日本反战组织领袖之一的林博史之跟前默默无语，他只希望反战分子能将当年的史实公诸日本社会，为无辜牺牲者申诉。
叶苟，现年已经57岁，当年他只不过是个9岁的孩童，可能在大屠杀中对他下毒手的刽子手不忍下重手，因此他的背后一共中了六刀，所以命不该绝，给他生还，但是他的至亲共有六人却惨死在蝗军的枪尖下，此种悲天动地的一幕幕使他小小心灵创伤。憎恨，毕生不会忘掉。
当年他与父亲叶庚，生母郑娘，父亲的大婆黄四，姐姐正娣，弟弟显房与其他的村民居住在港尾村（巴力丁宜），以养猪种植为生，父亲且兼看管庇朥大伯公山——中华义山，在义山的宿舍，他的父亲还有一位第三太太陈祝英。
叶苟也证实，3月16日那天早上，一大队日本荷枪脚车队开到港尾村，父亲一早用脚车载香蕉到庇朥市场去售卖归来。
母亲听说已有大批日本兵开到村内，大家都感到害怕，母亲建议离家躲避，但父亲反对，他说： “刚才回来时已见到日本兵，手已打了印，不必恐惧。”
父亲且说： “我们绝对不能逃跑，否则日本兵生气会杀掉全村人。”
就因为父亲的一番话，我们举家都未逃避。
不久，一队日本蝗军来到家里点算人数，说是要发安居证（良民证），吩咐一家人不可离开，说完后离去。
过了不久，另一个蝗军来到，吱吱咕咕再点算人数，并示意全部跟他去，在此种情况下，谁也不敢违抗命令，只好跟着他走。
叶苟说： 到了市镇，那边早已集中了许多村民，大家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只有听蝗军指示排好队。
“我看到日本兵都将枪‘三角交叉’置于路上，他们嘻嘻哈哈在饮食。”
日军吃饱后，不久，一名类似军官者，在武装日兵护送下，抵达旷场，与在场的日兵交谈一阵驱车离去。
紧接着，在场的蝗军队长开始下令，将集合的不知多少百人，分成一队队，每一队十多20人，各由两名持枪刀的蝗军带领向不同方向而去，所被带去的人都一去不回头，另带一批离去，除了听见惨叫、嚎啕声之外，就不见有一个村民回来。这时大家才知那是怎么一回事，这时欲逃不得，求救也无门，只有听天由命。
大约是中午时候，除了父亲紧牵着我的手之外，母亲姐弟都被分散到其他队伍去。
村民被押至河边屠杀
叶苟解下上衣，让笔者见证其背部遭日本兵刺戳留下的刀痕。
我和父亲及其他村民约20人被押到一条小河边，蝗军用枪指指点点，令我们仆在地上，父亲牵着我不肯仆在同一队内，但最终也屈服仆在另一边，这引起蝗军生气，枪尖恶毒地一刀刺在父亲之背部，并且脚踏住父亲身体，将枪刀拔起，父亲惨叫，蝗军狞笑，我则在旁大呼大哭，结果背部也被刺了多刀，我也昏死过去……以后其他的同伴当然也都被杀。
直到傍晚我苏醒过来，庆幸自己并没有死，只见父亲仆地动也不动，我哭着去拉父亲，但一动也不动，我痛哭。
这时我也看到同来村民的尸体，也看见一名满身受伤未死的小孩，他就是余生的杨振华（村长的儿子）。
我们两人负伤本能地离开现场，不知痛，也不知怕，只怕见到日本鬼。
一路上，只见浓烟密布，尸体满山野，远远发现有日本兵，吓得我们又仆在地上，很久以后，见日本兵离去，再起身向村里行。
在路上遇到一位受伤，肚皮露出恐怖肠肉的负伤妇女，她叫杨玉妹，她说要回家，但已是有家归不得，结果，我们只好落难，挨着痛苦走到一片胶园，伏在胶房似昏似迷住了两昼夜，只以脏水充饥。
叶苟说： 第三天，我们为求生存，再次踱出胶林，走向被摧毁的村庄，幸运地遇见一位好心的高州人，他带我们到他的家，那地方应该是石叻门的木厂，日本兵没有杀到这地方。
在那边我们见到很多位身中刀伤，死里逃生的村民，都是由高州佬采草药为他们治刀伤。
叶苟指出： 我在高州佬的家里居住及接受医治十多日，深深感激高州佬的侠义精神。
叶苟另一个居住在中华义山宿舍的母亲陈祝英，已获知港尾村全村罹难的消息，但没有人敢涉足港尾村，心知其夫及一家人可能全部被杀，感到非常悲伤。
十多天后竟然有人传来消息，知道叶苟受伤未死，并由高州佬收留医治，即刻遣人到石叻门将叶苟接到义山宿舍，延医为他医治。
叶苟说： 待我的刀伤复原后，陈祝英派出义山工作人员，由我带他们到父亲遇难的河边，由于事隔十多日，遍野尸体腐烂，臭气熏天。但我认得父亲的腐尸，但无法收拾，工友砍一枝木棍在尸体边立木为据。
再过一段不知多少日子，其母才促义山工友将他父亲的骨骸收拾，移到中华义山埋葬。
因此他肯定父亲的骨骸并未与其他的罹难者埋葬于一穴，不过另两位母亲及姐弟的尸骨完全无从认领。
叶苟感慨万千地表示，时间虽然能冲淡一切，但蝗军惨无人道的港尾大屠杀，以及一家人无辜地惨死在魔掌的历史，是毕生难忘的。
数十年来，为了生活，他离开伤心地到外地去谋生，至今才有机会回到庇朥见到日本反战的林博史，并能够将本身的不幸遭遇吐露，以作为蝗军血腥无人道无辜杀戮百姓的史实印证。
（参见本节案例3）
4． 《星洲日报》增版6，郑顺智： 《蝗军血洗港尾村又一明证——全家七口死剩一人蔡德胜中刀不该绝》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3）
1942年3月16日，蝗军在庇朥港尾村（巴士丁宜）展开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600多名手无寸铁的华裔乡民全部被斩头，想不到尚有不少命不该绝者逃出生天。
惨剧至今已将近半世纪，随着不久前蒙难遗属展开挖骨建纪念碑，加上日本反战分子前来搜查史实而掀开这宗惨案始末。
昨日，当日本和平反战组织一要员林博史教授到来访问一些当年死里逃生者时，因此又有两名当年负伤“死里逃生”者现身追述遇难之过程。发安居证为藉口
蔡德胜，现年60岁，当年他只不过是10多岁而已，一家七人只有他一人死里逃生，其他六人，包括： 父亲蔡湘郎，母亲，姐姐蔡菊英、谭妍，弟弟德修、德明，都惨死在蝗军枪尖下，尸骨无从寻觅，遗恨终生。
蔡德胜讲述蝗军
杀害他一家
蔡德胜在记者访问时称： 他的父亲蔡湘郎，当时与家人共住在港尾村，务农为生，父亲为其亲戚管理树胶园，生活美满安乐。
1942年3月16日，他知道数十名荷枪实弹的日军脚车部队到达港尾村，以发安居证为藉口，召集所有的村民到街上旷地集合，所有村民谁也不敢反抗，也不知道这是死亡的前奏。
当全村的人，男女老少都集齐后，在日军号令下，这些待宰的村民被分成一组组，每组十多名，各在两名或三名日本武装蝗军押送下，被带到不同的方向而去。
他说： “当时我根本没有跟父母姐弟一起，我也不知道他们被押到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但只领悟到，一组组的人一去不回头，只能听到惨叫救命声从远近传来。
“我自己被混在另一组里，被押到河边的一个斜坡，手持枪刀的蝗军露出狰狞的脸孔，示令大家排成一排，蹲跪在地上。”
“惨唉！我被排在最后的第二人，眼见惨无人道的蝗军，一刀刀刺在每个人的身上，一个个惨叫而倒毙。”
一刀穿腰而过
在此种情况下，心里想死定了，果然日军一刀刺到他的右腰间，仆地倒下，但冥冥中似乎注定不该死就不该死，那一刀虽然穿过腰间，但并不中要害，昏迷中隐约听到日军吱吱咕咕，并在小河中洗东西。大约半小时之后，他完全苏醒，不见蝗军，只见同被押来的人的尸体散布在周围，惨不忍睹，不知道什么是怕，也不觉得痛，只是心里很悲痛。
他说： 求生是人的本能，尤其是在最恐怖最痛恨的时刻萌生之念更强，忍着痛苦，负着重伤，爬行至森林边缘，就在那里迷糊地度过漫长恐怖的一夜。
第二天，只望见村里烟雾密布，那是蝗军杀了人放火烧掉房屋，四周寂静，到处尸体，令人不寒而栗。
离开森林，向村里走，不知何去何从，也看不到父母姐弟亲人，下意识地明了，他们全部是难以逃过劫数。
负伤走到一间未烧完的房屋，屋外有一口井，巧遇另一名同村负伤逃生的“发油仔”，他很悲愤，觉得生不如死，叫我一同跳井自杀，以免出去又被日本蝗军杀掉。
他说，他不愿这样死，也劝“发油仔”不要跳井，一同出去求生。
负伤蹒跚逃走
他们一同负伤，忍痛，挨着饥饿向着“石叻门”走去，那时日本蝗军可能全部已离去。
港尾村被蝗军滥杀数十年后挖出的骷髅，移葬在纪念碑。
就在石叻门附近，他们幸运地遇到一名高州人，他是一位好心的人，带他们到他的家，石叻门的森林，以后蔡德胜知道这是一间当时的锯木厂，那边早已有很多受刀伤的同村人，惨叫呼痛，此情此景，悲忿填膺，无语问苍天。
这位侠心的高州人很热心，每天到森林里去找药草，为伤者洗伤口，敷草药，然后协助伤者离开到庇朥各地去。
蔡德胜说： 我在高州人那边给他疗伤约十天，伤势大为好转，才独自离开，孤身到庇朥，投靠当时胶商裕和号张耀泗，因为以前我父亲看管的胶园，胶片都是卖给他。
他表示非常感激当年救他为他医治的高州佬。
在庇朥裕和住了两天，带着悲愤的心情到芙蓉亲戚家，那是他父亲管理胶园的园主，获得留下长住。
他痛恨蝗军的无人道血腥惨杀行为，使他家破人亡，只有他逃出生天。
（参见本节案例4）
5． 1993年2月21日《中国报》，陈逸平： 《阿伯控诉——逼我带路找共党蝗军踏烂手脚趾》
日本军占领马来亚时期，王伍尾是一位年约20岁，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当时他在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目前的巴力丁宜），以农耕为生，当时过着的是一段相当清苦的生活。
想不到生活在平淡的日子里，一件令人不敢相信的不幸事件却在他的身上发生了，日本蝗军不知从哪里得到错误的情报，诬赖他是共产党的成员，将他扣留后以各种残忍的手段逼供。由于王伍尾与共产组织根本无关，因此对蝗军提出的问题也一无所知，所以完全没有答案，谁知蝗军因此而恼羞成怒，以军靴踩踏他的一双手掌的十双手指和右脚的五双脚趾，以达到逼供的目标，结果造成王伍尾的有关手指与脚趾后来因为得不到良好的医治而腐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