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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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本节案例75)
21. 《日本蝗军暴行,造成数不清家破人亡——马口颜世锦诉说当年日军在双溪镭进行大屠杀往事》
(庇朥26日讯)当年日本蝗军在森美兰州境内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血腥暴行,造成数不清的家庭家破人亡,冤魂处处。
受上述浩劫影响的其中一个家庭的成员颜世锦(61岁),目前是居住在马口,他于昨天前来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诉说40多年前,日本蝗军在马口双溪镭进行大屠杀的一段悲惨往事。
他说,他的哥哥世豪、弟弟世平、堂舅陈振就都是被蝗军所屠杀,甚至不知尸首在何处。其母亲则因为痛失儿子和堂弟,结果也自杀而去,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的父亲颜樟,在日本占领我国后的第二年,被召去泰国兴建死亡铁路,自从应召而去,音讯杳然,必是凶多吉少,只留下他和一位妹妹文香。
颜氏指出,他这条老命和妹妹的性命都是因为前来瓜拉庇朥医病,才有机会逃过浩劫。其母亲在事发当天因为带妹妹到庇朥治病,所以才免死在日军的刀下。
他追忆说,惨案发生当天是1942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其母亲由庇朥经马口拟回去双溪镭。当她到了马口,见到从双溪镭逃出来的人士,并听说双溪镭镇里人已被日本人杀光,包括他的哥哥、弟弟和堂舅,所有店屋也被日军放火烧成灰烬。
他母亲知悉有关不幸的消息后非常伤心悲痛,当日回来瓜拉庇朥后便偷偷服毒企图自杀,后来虽被人发现,但因中毒已深,经过两日夜的与死神挣扎后,结果却不治逝世。
他又说,当时他患上相当严重的瘤疾,在医院中留医,完全不知道哥哥、弟弟和堂舅被日军屠杀,母亲事后又服毒自杀的悲剧。如今想起日本蝗军一手造成他家破人亡,使他终生难忘。
颜世锦又指出,他们一家人本来都是居住在瓜拉庇朥,日本军南侵后,他的父亲被日军召去泰国任死亡铁路的兴建工作而一去不回来。第二年,在朋友介绍之下,他们一家人迁往双溪镭,租了一间亚答店屋,由他们兄弟三人就堂舅合作经营杂货生意和土产烟,一家生活相当不错。
他说,他们在双溪镭居住了几个月,不幸的大屠杀惨案便发生了。如果当时他和妹妹不是到瓜拉庇朥来医病,相信他们一家便没有一人生还了。
颜氏最后补充说,据逃出生天的居民指出,日本兵在当天上午乘火车到达双溪镭后,便将市镇包围,命令所有居民出来集合,并分别加以捆绑,接着不分青红皂白便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过后还放火将店屋焚烧,片甲不留。
在上述浩劫中牺牲者共有数百人,逃出生天者只有一小部分人士。
(参见本节案例77)
22. 1993年10月28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枪林弹雨中逃出生天,苏天送亲睹蝗军暴行》
苏天送当年在蝗军的枪林弹雨中逃生
(庇朥27日讯)目前居住在马口甘榜支那门牌一六八号的苏天送(77岁),昨日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安排下,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追述当年在他在马口双溪镭,亲身经历的一段日本蝗军屠杀民众时,他在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的经历。
他说,日本侵占马来半岛之后的1942年间,他是身强力壮的25岁青年,当时他是马口商人郑福潘的助手,每天早晨都须出门工作,踏着脚车前往双溪镭及附近一带地区,向有关居民收购烟叶、木薯等土产。
当年7月31日(农历七月十九日)他与雇主郑氏像往常一样,大清早便踏脚车到双溪镭小镇,大约是在上午10时,大批的日本军队突然间开到当地,接着便把该小镇包围起来。过后日军又下命令,促镇上所有居民必须出来集合,然后把各人的双手加以捆绑,全部推到一处空地上……
(参见本节案例83)
23. 1992年8月26日《南洋商报》,徐明生: 《死里逃生记——刘修良忆述日治时期的苦难》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刘修良似无限神伤。
日军自1941年12月8日从泰国的百大年攻入马来半岛后,便展开血腥的统治;直至1945年8月15日投降止,共历时三年八个月。
在上述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中,惨无人道的侵略者对无辜良民的迫害,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毒刑、拷打、枪毙、刺杀、砍杀、奸杀、烧杀等。
尽管当年日军的滔天罪行,在历史长河中飘逝了约半个世纪,但是,当时的身历其境者都会咬牙切齿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
现年80岁的刘修良就是其中一个见证者,他无限辛酸地追述了他的“死里逃生记”。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刘老坐在他芙蓉海边路芙蓉园住家的客厅中,以颇为风趣的口气当开场白说,他年轻时不大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然而,自逃过日治时期的“死关”后,不但活到“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而且还远远超出了十年,因此,现在对那句话信足了一百巴仙。
50岁的刘修良
他说,日军侵占森美兰州时的血淋淋暴行,使到州内的日叻务县、瓜拉庇朥县、林茂县、芙蓉县好些地方变成屠场,更有数以千计的华裔男女老幼变成冤魂。那时身为教师的他,也险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1943年的11月13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从新加坡来的特务队看上了我!”
刘老望着客厅里的风扇,仿佛要藉它拨出当年的吉光片羽。片刻,他又说,当天早上9时正,一名日本暗探,步入当年设在洛士街福建会馆中华小学的办公室问谁是刘修良?他答称他就是,于是遂被带上卡车。当时,他发现车上已有几个人,他是最后被捕的一名。
他说,过了不久,一车人都被送到目前的邓伯路牢房,关在第三楼。在那里,每间房关二至三人。他记得,当时他与李致祥局绅同处一室。
“形容日军残酷与狡猾,那是一点不错的!”刘老说,一进房后,日军将他们的钱包、手表、自来水笔、钥匙圈等都搜走,并一一送到各人家中。不必说,家人一睹那些东西,都以为被捕者均凶多吉少,哪能不痛哭流涕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2)
其实,他们都没有死,只是要受苦受难,他说,为了让家人安心,他要求一名马来人警察帮忙,拿来铅笔写了“平安勿念”四字,又叫后者偷偷送出去,好叫家中老幼放下那颗忐忑不安的心。
刘老人虽老但记忆力强,他说,那天被捕者共九人,除他与李伯瑜个别是中华小学副校长和马里街大华小学校长外,就是管绍南(加流街南发洋货东主),田谷初(大街大裕兴洋货东主),何楚衡(大街万山和药店东主),黄和谋(沉香路建筑商,当时中华小学董事长),李致祥(当时英殖民地州议员),王会尧(当时中华小学校长),王子家(大街合成冷藏店东主)。
他说,到了在瓜拉庇朥路的鬼屋里被日本特务队拷问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与同伴都被人诬告说,当年的双十节,他们一班人在沉香路的天师爷宫里开会,发表抗日的言论,肯定是同盟会的成员,所以被“请”了来。
“对于那‘莫须有’的罪名,我们当然矢口否认,但换回来的却是热辣辣的几巴掌和几下日本火腿!”
他说,此后日军改变方法,一个个问,不过,他却有至死不认的决心。直到有一天,在放出犯人冲凉时,身为校长的王会尧才偷偷对他说,日军吃软不吃硬,最恨“死硬派”。由于其已五次否认,故那闪亮亮的长军刀,都在他的脖子后威胁,最后终于承认,以免精神上痛苦。
“王校长也对我说,日军统治期不会太长,承认了不一定是死刑,如果侥幸不死,那岂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
他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被长军刀威胁了两次后,我也乖乖承认。”
死亡线上遇救星
刘老指出,在审讯时,他很幸运遇上三位救星,那条冷过水的命才拾回来。第一位恩人是练成道场场主山崎(日本人),第二位是当年得森州教育局长(日本人)、第三位是高等法庭通译员郑官祥(华人)。三位恩公都向庭主说,10月10日那天,我们见到犯人在道场内接受训练,其肯定不会到沉香路去参加同盟会成员的会议。
这是刘修良的部分剪报集
说到这里,刘老也解释说,所谓练成道场,那是日军的一种训练所,好像现在的师训学院,教师是他们心目中的高级公务员,所以在遴选后都被派到该处接受日文课程与体育活动的训练,以便效忠大日本国。
他说,就这样,他逃过大难,被判无罪释放。不过,其他的八人,他们的遭遇可真惨。被处死刑的是李伯瑜和管绍南,被打伤无药可医而死的是田谷初和何楚衡,被判坐10至15年牢的有李致祥、王会尧、王子家、黄和谋。战后,黄和谋故去,王会尧于1948年回中国。目前仅存者计有他本身、李致祥和远在中国的王会尧。
刘老回忆说,扣留95天后释放的他,已骨瘦如柴等于半个死人,因为在牢中,每天只以野苋菜参粥水当餐,一周内只分派一次木薯,加上医药的缺乏,他能活着回家已是好命!往后,他调养了一段长时间,身体才渐渐恢复健康。
他说,战后他在邓普勒路的培华小学当校长,直到1972年才退休。这20年来,日子过得很安定,闲来剪报收集成册,也学学书法,有老伴在身旁,又有孝顺的儿孙满堂,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参见本节案例85)
24. 《丈夫前妻与子女遭蝗军杀害——庇朥老妇伸冤要求赔偿》
(庇朥7日讯)来自森州日叻务古打粦新村的一名老妇林玉兰(74岁),前来瓜拉庇朥会见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投诉其丈夫前妻及五名孩子在日治时期惨遭日本蝗军杀害的事迹。
林玉兰女士
林女士指出,日治时期她的丈夫吴桂发一家七口,包括当时的妻子李云娣与三男二女(年龄由2岁至12岁之间),是居住在古打粦奎岭四十二吉(亩)园丘,以养猪及种植香蕉为生。
当时林女士与家人则是居住在奎岭内部,离开吴桂发的住家约有半英里,由于日本蝗军没有进入内部杀人,所以他们一家都平安无事。
她说,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时许,一队日本蝗军开进奎岭,屠杀了住在当地的吴氏家族44人,以及陈兆胜和阿六顺2人,一共46人牺牲在日军的刀尖下,其中包括吴桂发的前妻与5名儿女。
案发当天,吴桂发已经骑脚车出门到瓜拉格拉旺工作,因此幸免一死,是日傍晚吴氏放工回家时,看见其妻与五名儿女都遭蝗军下毒手杀害,并弃尸在屋后,只是用草席盖着,结果心里非常害怕,连脚车也不要,拔足飞快地逃跑到瓜拉格拉旺的工作地点,暂时在雇主家住宿。
过了三四天之后,吴氏家族亲人申请拾尸埋葬,吴桂发的妻子及五名儿女也与其他被杀的吴氏家族成员共44人同埋一穴。
上述屠杀事件发生后第二年,林玉兰女士才与吴桂发结婚,婚后生下了三男八女,其夫吴桂发已于30多年前病逝,享年55岁。
林女士表示,她丈夫的前妻及五名子女,在当时被杀害是无辜的,所以应该得到日本政府的合理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92)
25. 《星洲日报》,郑顺智: 《又四人申诉蝗军暴行,加入“蒙协”齐心索赔》
关毩仔
四名来自森雪的人士,目前联袂到瓜拉庇朥会晤“半岛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申诉他们的亲人在日治时期不幸遭遇,并一同加入蒙协,加强力量,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赔偿。
(1) 关毩仔——父亲被截捕一去永不归。
关氏现年62岁,现居住在雪邦新村243号。
他说,其父亲关亚毩,在日治时期是住在雪邦十七缘芭,却是到二十三缘芭种植及养猪,每天三餐都回家吃。
当时他只有10岁,不过其母曾经将父亲不幸的事告诉他。
“某日下午2时父亲从二十三缘芭回家用午餐,至途中被日军所截,其实被截捕的村民相当多,据说是被送到雪邦五支警局充当‘认人组’,不幸被点中,从此没回来。
曾会辉
根据同组乡民说,父亲被点中是属于‘坏人’,已被载去不知名地方。很肯定地,是被蝗军杀害了。”
(2) 曾会辉——兄长往隆途中被捕,受极刑而死。
曾氏64岁,现在居住在雪邦新村120号,日治时期其家人是住在丹那美拉种植及养猪。
他说,其兄曾会留,当年(1942年)结婚才五个月,经常与朋友踏脚车到吉隆坡去办货。
“大约是1942年某日,他与另外两名同伴从吉隆坡载货回家,至士毛月地区被日本兵检举,怀疑他是抗日份子,被抓送到加影牢狱。
根据一名较幸运被释放的阉猪佬说,我哥哥被蝗军施以重刑,灌肥皂水,后来转囚在半山芭,因病重已被送到文良港医院。
当时,在雪邦有一名老日本人,是管理日产园丘经理,愿意帮忙到吉隆坡去担保兄长回来,只因交通问题,虽然日本人有私家车,却缺乏汽油。等到买到汽油,父亲曾良顶与老日本人赶到文良港医院,查询后,在记录中发现其兄长已告不治身亡。
其实,在半山芭监牢时,父亲去看兄长时,已发现兄长被打得不成人形,秃光头,不能说话,甚至拾地上的香蕉皮嚼吃。”
李仰川
(3) 李仰川——父亲回家派送红鸡蛋被捕,死于牢中。
李氏52岁,现住在丹那美拉新村。
他说: “日治时期,父亲李培基,当年才20多岁,原本在雪邦五支一间杂货店任职。
那天,因为我出生弥月(祖母告诉的),父亲请假回家,派送弥月红鸡蛋等给亲戚后,至傍晚回来,一名日本的宪兵(探员)到来,不容分辩,将父亲逮捕,即日送到半山芭监牢。
祖母悲戚,托人前往担保,希望能保出,可惜到了半山芭,不得要领,也见不到父亲,只好悻悻而回。”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3)
他说: “三四天后,再去探狱,这回见到父亲了,可怜父亲已被施极刑睡于地上,爬不起身。
数日后,另一名同被捕去的杨国柱被释放出来,他告诉我祖母,家父可能数日后被释放。
其实,这不过是推测而已,当祖母第四度探狱时,已见不到父亲了,据内部人说,父亲已经死了,祖母悲伤欲绝。”
吴亚邦
(4) 吴亚邦——五间店屋被日军拆去建桥。
吴氏现年63岁,住在双溪比力新村257号。
他说: “日治时期与家人住在雪邦吉枳,父亲吴金义,是经营贩卖猪只的商人,经常运猪只到新加坡售卖。”
父亲克勤克俭,建了一排间店屋,其中商店三间,住宅两间(均为木屋)。
英军战败后,日军开到雪邦,一家人闻风弃屋逃难到山芭区去。
附近有一道桥,在英军撤退时被炸毁,以断绝交通。
次日,日兵开入雪邦吉枳,见桥已毁,不能过河继续前进,于是动手拆掉那三店二住宅,将木料充建桥。
日兵离去后,我父亲出到店口,发现五屋已夷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