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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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他们共有约200人一起被送到目的地，然后又分为100人一个营地，每25人便有一位工头负责管理工人。　
　　罗氏当时在森林中的工作是几人合力拉树桐铺设铁路，有时也担任铺铁路的工作，负责的日本兵很凶，若见到工人偷懒便会加以鞭打。　
　　他说，在森林的工地里，由于缺乏药物，许多患上霍乱症的工人都相继去世。有人病了，便被送到较简单的“医院”，睡在竹片做成的病床上，与病魔搏斗，也有一些人因病重被锯断脚，过后也被送回我国。　
　　陈妙因为病了，乘机会从“医院”逃了出来，后来去了曼谷。　
　　200人去仅20人回　
　　日本投降后，他们仍继续在该处工作，大约在三个月后，英军才将他们送回我国，他能平安回来，可说是万分幸运，因为同去的200人，有机会回来的只有20人左右。　
　　右起黎金、林三、罗汉辉、黎鸿、陈金生、陈高升与孙建成（左）合影。　
　　罗汉辉回国后是任职胶工，直到1949年，他才加入警察部队服务。　
　　昨天在孙建成的安排下，另有五名在日治时期被蝗军杀害的蒙难者后裔，向新闻界讲述他们亲人的遭遇。　
　　黎金，现年54岁，目前是居住在波申石古洞园丘。　
　　日治时期，他只有3岁，一家六口居住在马口双溪雷，被日军杀害者是他的父亲黎仲，母亲甘氏，以及三位哥哥共五人。当时他是被一位好心的妇人抱走，一起跳进粪坑中，才避开日本兵的屠杀。　
　　蝗军离开后，该妇女将他交给住在双溪雷菜园的叔父，由叔父养他到五六岁，后来才由堂嫂李英把他养大成人。　
　　黎鸿，现年51岁，目前是住在芙蓉芭尾新村门牌50号。　
　　当年他们是居住在双溪雷菜园，1942年7月31日，当日军展开大屠杀那天，由于他的父亲黎灿水与兄长黎华刚好前往双溪雷镇，结果就这样被杀害。惨案发生后，其母亲李英，便带姐姐黎金蓉与他，三人一起带了一些番薯和木薯干粮进入森林暂时躲避。　
　　陈高升，现年62岁，居住在新邦葫芦顶大街46号。　
　　日治时代，他们是居住在芙蓉双坡，他的叔父是居住在林茂不叻士郑生郎园丘，结果在一场大屠杀事件中，叔父一家与其长兄一共八人都遭杀害，被杀者名单如下：　
　　长兄陈习妙（当时20岁），叔父陈玉进（30岁）任职该园丘工头；叔母黄玉风（25岁），任职杂工；堂妹陈金云（5岁）与金莲（4岁）；堂弟陈金成（3岁）与金英（1岁）；以及二叔陈春林（28岁），未婚，胶工。　
　　陈高升说，他们是在惨案发生的三天后，才获得朋友的通知，金成中刀后肠子流了出来，并没有当场断气，而是在一星期后因无药可治才告去世，金英则是被蝗军抛上半空，以军刀刺死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5）　　　
　　陈金生，现年51岁，目前居住在淡边宁宜胶园，任职罗里司机。　
　　当年他们一家人是住在柔佛州莆来山下，父亲陈南，母亲林兰，当地共有20多家住户，全部家里的男人都被日军捉去，包括他的父亲在内，被捉去者是送去当死亡铁路劳工或已被杀害则不得而知，至今下落不明。　
　　他有一位姐姐陈亚木，是卖给新加坡一姓钟人家，住在明光新村的叔公陈汉，以及莆来山的亲戚陈汉（同名）至今彼此之间都已失去联络。　
　　林三，现年73岁，目前是在瓜拉庇朥县武吉古鲁莪新村居住。　
　　在日治时期，其父亲林庆祥，母亲郑善德，大哥林胜桑与二哥哥林胜炎是住在葫芦顶甘榜阿逸万甘密山，他本人则住在瓜拉庇朥马口路33碑李顺昌园丘。　
　　日本蝗军脚车队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后，于1942年3月18日继续前往日叻务时，召集甘密山一带住宅所有年轻的男人（包括他的父亲和两位哥哥共十多人），到一胶山上加以杀害，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子幸免。　
　　他本人是在案发前一天用脚车载了一批香蕉和黄梨土产离开甘密山回到33碑，因而逃出鬼门关。案发后第二天，他得到通知，去到现场时他有见到父兄的尸体，后来才雇人把父兄葬在原地。　
　　（参见本节案例105）　
　　11．　1994年4月1日（星期五）《南洋商报》；卢有明：　《被强掳赴泰国建死亡铁路马来老翁向日政府索赔》　
　　（庇朥31日讯）来自马六甲亚罗牙也县牙律地区的马来老铁人卡森敏莫哈末（72岁），日治时期被蝗军强掳送去泰国充当死亡铁路劳工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但是连一分钱薪金都没有拿过，为此特通过参加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间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藉以与其他老铁人团结一致，以便向日本政府争取应有的赔偿。　
　　卡森敏莫哈末是在“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安排下，于前日中午与来自日本的民间团体和平访问团成员见面，并在接受访问时讲述他过去在泰国担任建筑死亡铁路劳工的一段难忘经历。　
　　他说，日本统治马来半岛时期，他也是居住在目前相同的地区，记得是在1942年某一天下午6时30分左右，他正与数位同伴在打羽球之际，突然出现了两名全部武装的日本蝗军，同时向着他们一班人招手，当时只有他朝日军的面前走去，其他同伴则各自飞快逃离现场。　
　　结果他就这样被蝗军强掳上军用罗里，与另一些青年一起被载到马六甲，在场已有数百名各族人士集中在一处，过后各人的手臂都被缠上一片红布，后来才知道日军要送他们去泰国建筑铁路。　
　　第二天，他们一批人被分成数组，由军用罗里载去新加坡的日本军营，到了那里，各人又被安排接受验血，验肛门，种牛痘和打预防针，过了数天约有1000人同乘一艘日本军船航向西贡，到了西贡后，又换船前往泰国的曼谷。　
　　当一群人在曼谷上了岸，又被载到森林边缘，然后步行进入深山野岭，经过千辛万苦，一直走到一个叫“东布龙隆峇都”地区的工作营才停下来，然后才分成100人一组负责各有关的工作。　
　　在他那一组，全部都是马来人，是负责安置铁轨和造桥的工作，这项工作是分日夜两班进行，在工作进行时非常辛苦，尤其是造桥的任务更加危险，因为往往当他们把桥建好后，又被英军炸毁，炸后又得重建。他在这段工作期间，手掌和小脚都曾被铁条弄伤，至今还留下深深的伤痕，令他毕生难忘。　
　　在三年多的建筑铁路工作期间，虽然有白米饭吃，但是却没有吃过一餐好的菜肴，当时大家只求填饱肚子，所以不敢有更高的要求，日军除了供应吃的和穿的之外，从来都没发过薪金。有人病了也没有药物可供医治，重病者都被送去另外一个地点，过后生死不明。　
　　他在泰国的深山野岭中，一直工作到日军投降后，才在联军的帮助下，从曼谷乘船回来新加坡的（士京扬岛），经过当局验证没有传染病才获准离开该岛，乘火车回来淡边，再转车重归家乡的怀抱。离开新加坡回家前，每人得到联军发给的5元马币零用钱。　
　　（参见本节案例109）　
　　12．　1993年10月2日（星期六）《南洋商报》柔佛版：　《吕威：　那段日子除了苦，还是苦》　
　　日军为了贯通军兵、货粮运送，因此兴建泰缅铁路。这条名为“死亡铁路”，就不知多少性命丧生，多少白骨孤魂长埋那里。（古来：　梁文华）　
　　日本南侵马来亚（当时我国的名称），其黩武横行霸道主义，屠杀无数无辜人民。在黩武主义统治下三年八个月黑暗惨苦的日子里，令人永远永远无法忘怀的。　
　　拉夫往筑泰缅铁路　
　　日军为了贯通军兵、货粮运送，因此兴建泰缅铁路。这条名为“死亡铁路”，就不知多少性命丧生，多少白骨孤魂长埋那里。　
　　被日军拉夫往筑泰缅铁路者，75％是归不来了，既然那些能接受百般折磨煎熬，度过难关，25％幸运者回来了，恍若隔世。　
　　古来新村吕威，72岁，是其中一名被拉夫前往泰缅铁路充劳力者之一，在古来方面前去当劳力的，尚有范苟、曾来、朱贵、叶海（已故）。　
　　吕威追忆说，日本南侵时，他在古来勿刹胶园（目前为云顶集团产业）当锄草工人，虽工薪低，一家人倒也乐融融。　
　　1942年5月间，一个晴天霹雳，使他与妻儿分别三年多。　
　　日军在该园丘捉人去泰缅铁路当劳力。在该园丘每组25个工人中抽取3人，他是第一批被征去的。　
　　他说，踏上征途时，其长子尚未弥月。数日的煎熬，才抵达目的地。当时这辆火车上的乘客有七八百人，都是赴泰缅死亡铁路当苦力的。　
　　他回忆说，启程时，日军答应有关家眷可按月领若干米粮及款项。结果却只配给几个月后即终止，这是违反当时的协约，日军显然不守信用。　
　　工作重粮食差　
　　吕威说，他被分配到南昌站工作，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他们居住的是用亚答建成的一座一座长屋。　
　　整个组内约有五六千人，当苦力的，有华人、印人和巫人。　
　　他指出，由于战时物质匮乏，苦力所获得配给的食物也极其差，而且缺乏营养。每日吃的是咖喱汁、白菜干、咸鱼和番薯叶。餐餐如此，许多人都吃到反胃。　
　　他表示，纵使吃不惯，反胃，也得吃，而且24小时只两餐而已，其余的咖啡或其他饮品，一概妄想。　
　　在泰缅死亡铁路当苦力，时时刻刻面对死亡威胁。既营养不足，而且裹腹也有限，加上极度劳动，非铁般体格不易煎熬。　
　　清早6时被号令起床，洗刷后，没有食物裹腹，取了工具便前去工作地点。　
　　中午11时，有专人将食物送去工厂。午餐休息半小时，11时半继续工作至下午五时。放工后回到宿舍，沐浴，进餐。6时再度工作，至下午12时，夜间，没有食物，挨饥入睡。同时要挨饥至翌日中午10时才有食物。　
　　试想，这简直是非人的生活！　
　　他继续说：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用人力。一锄一锄锄下铁道旁泥壁上的泥土，然后填筑铁路。较后安装枕木。通车后，铁路受到盟军轰炸毁坏时，加以抢修，包括填泥、安装枕木等工作。　
　　性命时刻受威胁　
　　在死亡铁路工场工作，体力操劳过度，营养不良，还会受各种疟疾侵害，性命时刻处于死亡边缘。　
　　吕威说：　即使生病，也得带病工作。患病者，在清早未点名报到时，遁入附近森林躲避，若躲在宿舍里被发现，必受鞭打处分。　
　　一个苦力不幸死亡，就如死去一条狗那么简单。人一死去，就在附近地方解决，数人挖坑，数人将尸体投去埋葬。就此了事，长埋那孤寂异方乡土。　
　　致死原因，除体力操劳过度，营养不良，印人喜喝生水，导致霍乱，更是比比皆是。大象排出的粪便，苦力没着鞋，不小心踏着，便会生烂脚，难愈，不少人也因此死亡。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6）　　　
　　偷窃事件　
　　处于同舟共济下，本来每个人都应是守望相助。由于人杂，也难免发生一些令人痛心事。　
　　吕威说，工作一段时间后，日军每十日发一次薪。每次30铢（泰币）。由于有了一些金钱，宿舍也发生一些偷窃事件。　
　　偷窃案发生后，日军接获报告，将各族分开居住，情况果然好转一些。　
　　他说，他们得到微薄的工薪，是用来买一些咖啡粉、白粉、香烟等物品。　
　　提到衣著，他透露，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休息日，在日军配给的麻袋，用刀子割开，然后用铁线缝起来当衣当裤。有者手工好，缝得倒不错。一些粗心者，缝得极差，穿在身上露出肉。不过，大家都是男儿汉，倒也不觉尴尬。至于“笠帽”，也是在森林摘下巨大树叶自制的。　
　　提及在漫长岁月有否写信回家。他说：　想都不敢想，既没笔没纸，又无法寄出，如何将音讯寄递？想家，念家，只能在梦中追寻家的温馨。　
　　转换新环境　
　　在死亡铁路煎熬一年多的吕威，过后转到另一个生活环境。　
　　他说，他被转去负责料理日军饮食起居的工作。日军可说极会享受。一组二十余人，有人烹饪，有人晒被，有人扫地，有人煮水，有人专司奉上食物及洗碗。　
　　他表示：　进入了这个“环境”，生活可不致那么苦。　
　　他在日军营专司厨务，夜间尚上课，学习读日本文。　
　　吕威兴奋说，日军敌不过盟军，说明非正义之战，必遭人们唾弃。　
　　日军投降，幸运生存者，都被联军召集到一个集中地，休息三个月，然后由联军护送至新加坡。各人才个别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表示，回来时，见了家人恍如再世。三岁大的孩童，已会声声叫“爸爸”。　
　　时光如弛，再见天日，焉能不欢愉。吕威浸在回忆中，想那美丽的一刻。　
　　日军南侵，为了运输便利，再召集数人去填筑泰缅铁路死亡铁路。75％的人牺牲。这种草菅人命，使许多家庭失去依靠，家庭拆散，对于不幸者没有合理赔偿，已侵犯人道。　
　　所以，无数不幸者，声声谴责黩武主义之日本发动非正义侵略之战争。　
　　（参见本节案例117）　
　　13．　1992年11月20日（星期五）《新明日报》：　《向日本追讨血债铁蹄统治受害汇集力量争取》　
　　日本蝗军大屠杀不但留给王伍尾惨痛的经历，也留下了永不痊愈的伤口，经过50年，他右脚的伤口继续腐烂，纠缠他一生。　
　　（吉隆坡19日讯）日治时期罹难家属和受害者筹委会，今日吁请那些在日本蝗军铁蹄统治，遭受蝗军残酷用刑的生还者和罹难者家属尽速加入该会，以便收集资料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该筹委会负责人孙建成在一项记者会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南侵，攻陷马新，人民在那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所受到的恐怖待遇，悲惨和亲人的牺牲，是永生不忘的悲惨经历。他表示，他定于下个月五日远赴日本出席日本民间和平团反战派的和平集会，指正日本在马来西亚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要求赔偿。他是受邀出席这个和平大会。　
　　“我们无法一一联络罹难家属和受害者，希望全马各地有关人士主动与我们联络，汇集力量准备完整的资料，作为铁证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还我们一个公道。”　
　　此外，他也希望各地的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个别举行记者会，把日军的罪行公布于世，经过报章的刊载后，成为有条不紊的资料，方便该筹委会进行工作。　
　　他说，加入该筹委会的罹难者家属只需缴100元的永久会员费，而泰国死亡铁路受害者则缴50元，作为该会进行活动的经费。目前已有7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与孙氏联系。　
　　孙氏曾于去年8月3日赴日本大阪，出席慰安妇国际研讨会。他自1984年开始即与日本和平团接触，住在瓜拉庇朥港尾村的孙氏本身也是日治时期的受害者。　
　　泰国死亡铁路的见证者刘海。当年身临其境，今日记忆犹新，恐怖的遭遇，历历在目。　
　　1942年3月16日，蝗军屠杀了他九名亲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天生，当时他才7岁。　
　　转眼间已过去了50年，可是当年身临其境，受到惨杀而大难不死的人，今天还在默默忍受这场祸害的后遗症，而年轻的一代，对白白牺牲了性命的亲人当年所遭受的痛苦又知道多少？　
　　孙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