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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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经媒体公布会员条件后,全马响应者陆续发来邮件。在他不断上报呼吁、各方奔走之下,到了1994年,已有超过400份名单记录在案。
孙氏稚年时,全家九口被日军屠杀,只剩下他一个孤儿,几乎没受过教育,靠当霸王车司机糊口。不过,一生不忘家人被日军屠杀之耻,积极推动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他立场坚定,半点不妥协。他说:“我是受害者,我一家都被杀光了,谁能解我的痛、我的恨!杀人偿命,日本政府应在我有生之年做出赔偿!”他一介草莽英雄,到处申怨诉赔,也到处碰壁,了解他的人不多,还有人当他是疯子。
孙氏启程前往洛杉矶开会前,笔者把整理妥当的资料携至瓜拉庇劳,那个偏僻之地,宁静、优雅的山城,真难想象当年的日本军无孔不入。孙氏见我把资料安排妥贴交他带去开会,很满意地让我上他家,看他匮集的各类杂乱无章的剪报,我只选择带回索赔会员的全体名单和表格。实话实说,我当时并无把握能编集成书,但有预感,假若连我们留日的人都无法使这些确凿的证据和原始资料成形,那又等待何人何时,才有面向世界、讨回公道的一天呢!
大约在1997年、1998年间,我把整理出来的资料装入八盒的DATA BANK文件盒里,每盒80夹,总计600份以上的受害者履历,向一位任职中文打字公司的中国友人查问,单打字费需要多少,她回答可能花费一万元新币以上。我听后自知无能为力,便暂时搁下。不久,我将此事告知高岛,他稍事犹疑后亦摇头。我心里很矛盾,希望他摇头,他若点头,我反难过。我们新马人的受害者资料为何不能由我们自己的手出版?
这样一拖四年过去了,其间孙建成曾通知我,他把受害者名单资料送往世界各地,都石沉大海,没有人能帮他出版一本简要册子。去年我准备与家人远赴美国,临行前,怕再也不回来定居,有什么事要办妥,方不挂心的走。左右思想,只这部资料集萦绕我心,让我牵肠挂肚。正在这时,见有人成功申请到“李氏基金”赞助出版经费,引发我跃跃一试,因长期在外国,几乎不晓得民间有这么一位大慈善家,当知晓后又怀疑,普通一般申请赞助费,顶多一两千至数千元不等,而这部大块头没几万元,根本无法动工。
眼见马上要离开岛国,暂时顾不了筹款有无着落,先找人编书再说,于是与美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的邵子平先生联系,邵先生也是“对日索赔同胞会”四名先驱者之一,他建议先把一部分资料送到南京师范大学,由历史系教授张连红鉴定,是否有成书价值。大约两周后,张教授看了送去的20份样本,即刻给了令我很受鼓舞的答复,他也认为这些史料很珍贵,有编辑价值,不妨运到南京师范大学,他可以组织一个班子,边整理边打字存盘,再找熟悉的出版商洽谈。我就在临行前夕,将原版资料装箱,用快递挂号寄出,完全没有复印,我们冒了一个大险,我已无从容的时间复印,在邮箱运抵南京之前,我和张教授都捏了一把冷汗。这个阶段,我们都未谈及费用,书生做事,客客气气。在良知的面前,我们已无法推卸责任。
我在华盛顿接到张教授寄来的估价单之后,才正式考虑向新加坡李氏基金申请赞助费。赞助金必须汇到一个团体机构再转账,南安会馆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会长林金福先生亲自写推荐信。
皇天不负有心人,大约十日后,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先生复函来,并付了一张支票,全额负担出版费!我、我们的努力都没白费。李氏基金成立于1952年,由树胶及黄梨园大王、华侨银行董事李光前所创办,宗旨在于襄助教育、医疗和慈善机构,公共机构或个人,不问来者背景、种族、宗教和国籍。李光前给基金会定下的宗旨是“为更多人提供学习和受教育机会”。李光前已于1967年谢世。李成义先生是李光前的长子。这个机构数十年来如一日行善,且行事低调,新马贫寒子弟受惠者不知其数。史料顺利出版,我谨借这个机会代表孙建成和600名受害者及其家属,向李氏基金叩首,致最高敬意。
柯冰蓉2003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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