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之形by渥特丝-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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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今天早上在电话中所说的话令人无法接受,即“任何一个像疯子安妮那么疯的人,都可能轻易在九个星期之内喝酒喝掉一大笔钱”。当年阁下自己的报告也显示,她银行账户里有4000镑、在购房互助会有15000镑,因此她根本不需要像阁下宣称的那样去变卖她心爱的物品。同时我必须再次强调,Tourette综合症并非一种精神错乱的疾病,而是无法控制某些运动机能,巴茨小姐的面部扭曲和自言自语丝毫不影响她的智力。
如今我坚信,她情况的急遽恶化,必然是由于她的屋子在她死前一星期遭到洗劫。我已经对阁下重复过许多次,偷窃她的物品会让她极度焦虑,因为她对于家和个人安全有着强迫性的——因此是无法控制的——执迷;一再争论说真有入室盗窃她应该会打电话报警,根本毫无意义。所有的陌生人都会让她忧虑,包括身着制服的官方人员(参见约翰·豪勒特的信,日期为1983年3月7日),而如果阁下及阁下的同僚在她生前也以如今显示出的这种漠视态度对待她的话,那么她没有理由要信任你们。在这方面——信任陌生人——安的行为或可描述为非理性的,但这只是因为她的执迷是强迫性的。在其他方面她的举止都很正常。
我不太愿意说阁下的漠视已到了轻蔑的地步,尽管我的愤怒程度已足以让我相信事情便是如此。是的,安患有脑神经性疾病,是的,她是黑人,但这两项事实都不应该影响到阁下决定为她讨回迟来的公道。
当然——我在此引用阁下的话——若要追捕据称偷了她东西的人,其花费确实将远超过追回她财物能给纳税人带来的好处,但从什么时候开始正义要考虑花费了?正义本来就是,也应该就是公正无私的。然而阁下的话却显示,警方对于如何、何时及为谁执法是有所选择的。
希拉·阿诺德医生敬上
副本致:里士满警局哈撒韦督察长
内政大臣威廉·怀特劳阁下
来自A。P。哈撒韦督察长办公室
里士满都会警局
希拉·阿诺德医生
萨里郡里士满区莱夫顿大道39号
1983年6月21日
参照:APH/VJ
阿诺德医生大鉴:
事关萨里郡里士满区葛兰姆路30号之安·巴茨小姐一案。
感谢您寄来5月25日致德鲁里警佐信之副本,以及相关信件的影印本与电话会话的摘要记录,我已仔细读过,并就该案与德鲁里警佐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讨论。尽管我能理解您所称巴茨小姐在死前曾遭窃的说法,但我也同意德鲁里警佐的看法,即调查此事并无益处。
德鲁里警佐承认1978年11月的调查并未考虑到有盗窃的可能,然而他强调从未有人向他表示过巴茨小姐屋内的状况有不寻常之处。事实上正好相反。记录里有许多她邻居提出的申诉,足以证明该屋猫群为患且不断发出臭味,以及她的生活条件既不卫生又脏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认为德鲁里警佐处理此案有漠不关心或失职之处。
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的盗窃案,正以每年15%的速度在增加,警方的调查往往是无功而返。各党派的政治人物如今纷纷要求制订重典及增加警方经费,以遏阻这项极为猖獗的犯罪活动。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下令调查五年前一件可能有或可能没有发生的盗窃案,是不合情理的;据称的受害者已经不在人世,无法提供证据;她屋里的财物也没有确切的列表;成功结案的几率是零。我明白您不愿听到这种话,但我希望您能了解这个决定的理由。假如巴茨小姐的死因尚有疑虑,那么情况将有所不同,但死因判决书写得非常明确。
总之,容我向您保证,里士满警局非常严肃看待其对所有大众的职责,不受种族、肤色、宗教或是否残疾的影响。
A·P·哈撒韦督察长敬上
《蛇之形》第四章
“你写给RSPCA视察员的一封信中提到安妮送给你一件临别礼物,”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希拉·阿诺德与她丈夫来家里吃午餐时,我对她说。“是什么?”
她伸出手臂。“一只玉镯。”她说着转动她纤细手腕上的一只淡绿色手镯。
“她壁炉上摆了一组玉镯,她替我选了这一个,她说它适合我的肤色和发色。那时候我的头发是红色的。”
“我记得。”我说。
她丈夫赖瑞是个高个子、口音柔和的美国人,在座位上动了动。“事实上,那是硬玉,”他说,“是最昂贵的一种玉。我们在1983年请人估过价钱,好让希拉向警方证明她不是凭空想像安妮家里的财物的。”他用食指和拇指环住镯子。“产自墨西哥……可能是18世纪的东西……价值超过200镑。希拉认为那组玉镯一共有10个,这就让人对安妮的财富有点概念了。”
萨姆低声吹了声口哨。“难怪你会要求警方去调查。”
希拉叹口气。“我还是觉得我应该逼得更紧一点……至少要迫使德鲁里面对惩戒审讯。他怠忽职守得离谱。更糟的是,他是个种族歧视者。他就是认定了黑人妇女应该与脏乱为伍。”
赖瑞不耐地啧啧出声。“这话说得像是新闻节目的记者一样。我同意那男人不是个东西,但他说的有一点没错……没有人表示屋里的状况有异……就连约翰?豪勒特,那个RSPCA视察员,当时也没有提出异议。”他语气坚定得令人意外,似乎这在他们两人之间是个敏感棘手的话题。“而且当时你也没有时间为安妮奔走,你还要开业,还有两个孩子要带。此外,”他继续说着,转向我们,“督察长说破案几率是零,这话有道理。虽然希拉把她记得的东西列出来,但对于细节却过于笼统,而警方也指出,如果她的描述不能更肯定一点的话,是不可能起诉任何人的。到最后似乎会不了了之。”
我们坐在阳台上一把旧阳伞下,长夏的阳光让伞的颜色几乎全褪尽了。花园在屋后延伸,遥远的过去有某个深富鉴赏力的人用波特兰石建造这处高高的平台,视野绝佳,可以越过我们居住的碗形谷地,看到另一侧的风光。我觉得很诧异,我们在国外的那些年里,英国的天气变了这么多。我一直把这里想成是个翠绿葱茏的地方,但花园、放牧草地和原野都在暑气中变成黄棕色,干渴的花朵垂头丧气。希拉和赖瑞戴着一样的巴拿马草帽,是很优雅的一对:她穿着淡黄色棉布洋装,他则穿着白衬衫和斜纹棉布裤,我猜他比她大十岁左右。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认识?何时结的婚?他提到的那两个孩子到底是哪一方前次婚姻的成果?
我倾身替他们再斟上酒,懒懒地想着要进屋里把午餐端出来,菜很简单,有肉类冷盘、沙拉和法国面包。“如果是某个邻居偷了她的东西,”我说,“他们有可能留下数件,尤其是如果那东西不值钱的话。比方说那些插在炮弹壳里的孔雀羽毛……约翰?豪勒特说的那个。我读他的信时忍不住就想到,这种东西可能会留着,至少羽毛永远不能百分之百证明就是安妮的。”
希拉好奇地看看我。“你对那些邻居的敌意似乎特别深,”她说,“为什么?”
萨姆替我回答。“她在死因审讯时说他们是种族歧视者,之后就跟整条街的人扛上了。他们打电话来骂我们,连续骚扰了好几个星期。所以我们离开了英国。”
骗子!我心想。
“难怪你恨他们。”赖瑞同情地说。
听到这句话,希拉满脸疑问地扬起眉头,想要我在这一点上多做补充。但我站起来说午餐时间到了。我已经能够在谈及那些威胁电话时,控制自己的声音不变得刺耳……
……但是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午餐后,希拉和我散步到放牧草地去,靠在栏杆上看着马漫不经心地啃着枯黄的草。“赖瑞和我一直认为是职业窃贼干的,”她告诉我,“我们从来没想过下手的可能会是熟人。”
“职业窃贼怎么会知道她家里有什么?”我问,“你自己也说她从不让人进门的。”
“邻居也一样啊,”她合情合理地指出。“她对邻居比对陌生人还不信任。”
“他们会透过她家窗子往里看。”我说着,想起我常会看到一群小恶棍透过窗玻璃对她扮鬼脸。“那些小孩最恶劣。他们觉得吓她很好玩。”
一阵暖风吹过草原,她抓住草帽。“她给我看过的那份估价单,赖瑞坚信就是那个替她估价的人干的。他认为那是一桩骗局——某人挨家挨户敲门,假扮成艺术品或古董专家,探看哪些屋子值得下手。”
有道理,我想。
“但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她继续说,“我几乎可以确定那是一份苏富比的估价单,因为我记得那时心里想,既然这些数字是一家正派的拍卖公司估的,那一定就没错了。”她叹了口气。“现在我非常气自己,为什么那时候我没多问。我是说,这整件事都很古怪。她为什么会想去找人估价?而且她到底是怎么强迫自己容许陌生人来任意察看她的宝藏的?”她摇摇手腕,玉镯与手表相击作声。“她要我挑选礼物时,不肯让我碰任何东西,只能用眼睛看。”
“她是什么时候给你看估价单的?”
“夏天的某个时候。我记得她那天格外别扭。一下子要我看那单子,一下子又把它抢走,好像认为我会把它偷走似的。有时候她的思路会陷进一个死胡同内,一再重复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动作,直到另外有件事情把她推到另一个轨道上。当她困在那种情绪里的时候会变得很烦人,我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才没有问她那估价单的用途。”
“或许是为了要投保?”我问,“没有估价,就不能保险。”
她出现光火的神情。“警方就是这么说的,让我火得要死。我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一下说这样,一下又说那样。要么她就是个没大脑的白痴,让猫和酒毁了她的人生;要么她就精明得足以自行安排保险事宜。要是我能跟她的银行经理谈谈,或许会有帮助,但等我想到这一点时,他早就被调走了。有人告诉我他在沙特阿拉伯工作,但我始终没有继续追下去。”
(我有,而且我还记得在那通打到利雅得、充满杂音的电话中,那人所说的每一个字。“恐怕我帮不上忙。不幸的是,巴茨小姐认为我在偷她的钱,因此我把她的账户交给我的副手负责,但他五年前死了。”)
“你有没有想到跟苏富比拍卖行联系,看他们是否还留着那份估价单的副本以及她要估价的原因?”我问。
“没有,就算我想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差别。”她说着干笑一声。“赖瑞开始抱怨我浪费那么多时间,于是我把丈夫和孩子摆到第一位,放弃安妮。”
我想到香港那个警察的事曾令萨姆大发雷霆。“真的是很烦人,不是吗?”
“什么事?”
“善尽本分。”
“是的。”她露出一个扭曲的微笑。“不过最糟的还在后头。”
“什么意思?”
“赖瑞年纪比我大,他是勉强待在这里的,等我到了可以领养老金的年龄……
只剩下两年。然后我们就要退休住到他在佛罗里达的公寓去。“
“为什么?”我好奇地问。
“这是他收容我和孩子们时我们所做的协议。”她把我的表情视为批评。“我们的婚姻不像你和萨姆那样。原先的计划是等赖瑞退休我们就回美国,但在获得多塞特这份工作后,他同意再等一阵子。他说他可以再忍受几年,只要我们不住在伦敦。”她叹了口气。“说来话长……充满了妥协。”
“听起来的确是,”我同情地说,“你想住在佛罗里达吗?”
“不想,”她诚实地说,“但我更不想孤独终老。这种事我看太多了,绝对不考虑。”
这是一项有益身心的建议,出自医生之口。“你何以认为萨姆和我的婚姻就不一样?”
她耸耸肩。“就算你给他下达最后通牒,他也不会离开你的。”
我正要冲口说出萨姆已经做过一次这种事,没有理由认为他不会再犯,但我明白她说的可能没错。曾几何时,我们的角色互换了,现在是萨姆害怕最后通牒。
“他比我害怕孤单,”我慢慢地说,“这表示我在我们的关系中握有掌控权……就像赖瑞在你们的关系里一样。”
她惊讶地瞥了我一眼。“这种看法很算计。”
“这是出自经验。”我淡淡地说。“我认为真正的孤独是,你们的关系依旧,但他却对你不闻不问……发现自己总是在质疑自己的价值。我知道那是什么感受,我也知道我能熬得过去。我猜想赖瑞也是一样。他经历过那样的处境,有过那样的体验……而你则没有。萨姆也没有。这让你们两个居于下风。”
“就算孤独这东西直接撞到赖瑞脸上,他也会浑然不知的。”她抗议道。“他是我见过最爱凑热闹的人了,有时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他一天到晚拉我去参加社交活动,但我只想睡觉,因为我整天照顾病人已经够累了。”
我对她微笑。“问题就在这里。你过着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生活,而赖瑞则不能。他必须到外面去寻找生活目标,而你的目标非常明确,你只需倒头就睡,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挑战就可以了。”
她双臂搭在围栏上,望向草原远处。“你这是在告诉我,是安妮让你得到目标感?”
“部分是这样。”
“你有孩子,”她说,“他们没能填补生活空隙吗?”
“你的呢?”
“没有,但我有我的事业。无论如何我非常缺乏母性。我可以从容应付完全依赖我的病人……但我的孩子不行。我要求我的孩子自力更生。”
我纳闷她自己有没有听到自己说的话,也纳闷她有没有问过赖瑞对她这种职业生活和私生活的划分有何感想。“我的孩子只是让我更加焦虑。”我说,也跟着靠在围栏上。“至少我的老大是这样。我们搬去香港时我怀孕了,在那时候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小孩。”
“萨姆当时的反应如何?”
“盲目。”
希拉嗤鼻一笑。“那是什么意思?”
“他有了个儿子,”我冷冷地说,“他高兴得不得了……只要小孩有人照顾就好。”我们在友善的沉默中站了几分钟,彼此都很理解。“那张安妮财物的细目还在吗?”我接下来问她。
“档案里没有吗?”
“没有。”
她神色疑惑。“我回家后找找看……麻烦就麻烦在,我们七年前搬到这里时丢掉了好多东西。另外还有一样东西不见了,是我跟那个社工的通信。我记得她写了一封长信描述安妮家里的陈设,但当我把那些文件影印寄给你时,发现那封信也没影了。我想它一定是在我们搬家时搞丢了。”
我猜想或许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也不见了,不由得对赖瑞做出一些不友善的联想,他显然会优先考虑并确保自己的需要而做出一些破坏行动。跟萨姆差不多?“你能不能再列出一张单子?”
“我可以试试。没办法像第一次那么仔细就是了。你指望找到什么?”
“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说,“某人可能会留下来的小东西。”
“就像孔雀羽毛那样?”
我点头。
“那些东西不可能用来当证据。”
“我知道,但是……”我迟疑着,怕自己的话听来会很可笑。“这是个笨念头,但是假设你列出的单子上有孔雀羽毛、她祖父母的侧面画像,还有……其他没什么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