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全集-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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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墓。以此为契机，我们浙江学者希望能向国内外学者提供一部最新最全的《王阳明全集》。以推动阳明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为此，我受命查访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余姚的几家图书馆和藏书楼，并利用在日本九州大学访问研究之便，查阅了九州大学图书馆，和名古屋市蓬左文库等，对王阳明著作作了初步调查。现就《阳明全书》的成书经过谈几点看法，以求方家赐教。　
　　现存《阳明全书》（又称《王文成公全书》）是由四部分内容组成的，即《语录》、《文录》、《续编》和《附录》，而每个部分又都有各自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　
一、《语　录》

　　《语录》又称《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据《阳明年谱》记载，正德七年（公元一五一二年）十二月，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时门人徐爱亦升南京工部员外郎，与阳明同舟归省。途中阳明给徐爱讲授《大学》宗旨，徐将所闻辑为《传习录》一卷。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八月，薛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存十四条）及序二篇（今存一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其中薛录三十五条，陆录八十条），刻于江西赣州（简称薛本），并用徐爱所用“传习录”命名之。“传习”一词出自《论语学而》篇：“传不习乎？”朱熹《论语集注》曰：“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徐爱使用此词，当采朱子之意。但据陈荣捷先生言，徐爱所录，决不止十四条。可有两证。一则徐爱短跋所举阳明《大学》诸说如道问学与尊德性一题，不在该录之内。二则《续刻传习录》徐爱序后有云：“此徐子曰仁之自序其录者。不幸曰仁亡矣，录亦散失。今之录，虽全非其笔，然其全不可得云。”可知徐爱所录，已经散失若干（《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八）。由薛侃所刻的《传习录》三卷即今《阳明全书传习录》之上卷。　
　　嘉靖三年（公元一五二四年）十月，南大吉得阳明门人所录阳明论学书之已刻本（一），遂将薛侃所刻《传习录》三卷作为上册，己所得阳明论学书之另刻本续为下册，命其弟逢吉“校续而重刻之”，成《续刻传习录》二册（二）。《阳明全书》卷二十一《答王门庵中丞》谓：“谨以新刻小书二册奉求教正”，即指此也（参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九）。然据钱德洪《传习录》中卷序及钱所编《阳明年谱》嘉靖三年载，南大吉实取阳明论学书八篇（现中卷实录九篇，即《答徐成之》二篇、《答人论学书》（三）、《启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答欧阳崇一》、《答罗整庵少宰书》、《答聂文蔚》第一书。故钱序恐有误），“复增五卷续刻于越（今浙江绍兴）”。后该“五卷”本又经钱德洪“增录”（即补入《答聂文蔚》第二书）、“去取”（即把《答徐成之》二书移置《外集》），并将《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附录于后，又易论学书为问答语，辑成今全书本《传习录》之中卷（参见钱德洪《传习录》中卷序）。　
　　钱《续刻传习录序》所谓：“洪在吴时（嘉靖十四年），为先师裒刻《文录》。《传习录》所载下卷（即下册），皆先师书也。既以次入《文录》书类矣。乃摘录中问答语，仍书南大吉所录，以补下卷”。即指此事。　
　　另日本阳明学大师佐藤一斋亦曾藏有南本《传习录》二册，系嘉靖二十三年（公元一五四四年）德安府（今湖北安陆）重刊本。但此本上册分为四卷，除薛本三卷外，又增补《答欧阳崇一》一篇、《答聂文蔚》二篇为卷四。下册亦分为四卷，增补了《答柴墟书》二篇，《答何子元书》、《答罗念庵书》、《示弟立志说》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佐藤氏认为：“上册所收讨论之书仍系门弟子旧录，下册四卷则出于元善兄弟，所云续而刻之是也。……则薛刻于虔者四卷，而南刻于越者亦四卷也。其（指《阳明年谱》）曰三卷、曰五卷者谬矣。《年谱》又以《答顾东桥书》系之嘉靖四年乙酉，《答欧阳崇一》书、《答聂文蔚》（第一）书系之五年丙戌，而元善续刻则嘉靖三年甲申矣。续刻之为甲申，正与南序合，乃知三书之在乙酉、丙戌亦并谬矣。”（《传习录栏外书》卷上）　
　　但佐藤氏所据之南本并非南大吉嘉靖三年之原刻本，而是经南本人或他人增补过的改编本。证据有二：　
　　其一，刊于正德十三年的薛本不可能收录《答欧阳崇一》书，因为《答欧阳崇一》书载有“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句，“辛壬之岁”即指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元年间。又载有与阳明《启周道通书》内容一样的一段话：“《系》言‘何忠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启周道通书》据陈荣捷先生考证，作为嘉靖三年春以后（《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二二），而南大吉嘉靖三年十月就把此书收入了《续刻传习录》。故知阳明解释《系辞》“何思何虑”的思想，当形成于嘉靖元年至三年之间，而记载该思想的《答欧阳崇一书》亦必作于此时间无疑。　
　　其二，《答聂文蔚》二书作于嘉靖五年后乃确凿无疑。其中第一书中如“春间远劳迂途枉顾，问证卷卷”等语，即指嘉靖五年聂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钱塘江首次拜见阳明之事（四）（参见《阳明年谱》〔嘉靖五年〕条及《阳明全书》卷六《与陈惟浚》）。后聂豹在《启阳明先生书》中也记录了“丙戌（嘉靖五年）之复迄今，两易寒暑矣”（《聂双江先生文集》卷四）的怀念之语。因阳明当时已重病在身，故在第一书中又有“咳疾署毒，书劄绝懒”等语。而第二书则录有聂豹作于嘉靖七年的《启阳明先生书》中的一些话，如“文蔚曰：‘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等，又阳明逝世于该年，故知第二书必作于嘉靖七年。由此可见，《答聂文蔚》二书不可能被南本尤其是薛本所收。　
　　正因为佐藤一斋所据并非南大吉嘉靖三年的原刻本，所以在其得出的结论中也就有错断（如《答聂文蔚》第一书，《年谱》之记载并没有错）和论据不足（如《答欧阳崇一》、《答人论学书》（五），《年谱》的记载的确有误，但佐藤氏所据本身却不能成立）之处了。　
　　至于钱德洪所依据的南本以及其所编著的《阳明年谱》之记载，亦有诸多可疑之处。例如：　
　　（一）钱所据南本凡九篇，其中收有成于嘉靖五年后的《答聂文蔚》第一书。可见该南本亦恐非南大吉之原刻本。日本学者今井宇三郎为证明钱所据南本为原刻本，而提出了“一五二四年（嘉靖三年）的原型南本并未完成，要到一五二六年才能完成南本”（斯文载一九四五年合并号《全书本传习录考》）的推测。但至今国内外的阳明学者尚未找到能支持这一推测的证据。　
　　（二）《年谱》载“大吉取先生论学书复增五卷续刻于越。”佐藤一斋谓南本乃四卷，“曰五卷者谬矣”。陈荣捷据日本三轮执斋《标注传习录》所言，又以佐藤氏之说为误。笔者认为，因钱德洪、佐藤一斋、陈荣捷所据之南本皆非南大吉之原刻本，因而所谓五卷、四卷说都未必可靠。阳明本人及南本序言都只说“二册”，而未言卷数，故以存疑为妥。　
　　《续刻传习录》另有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未见）和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衡湘书院重印本。前者分六卷。前三卷为徐爱等所录，与今本《传习录》上卷同。后三卷收录了《答徐成之》二书、《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答罗整庵书》和《答友人论学书》。后者乃嘉靖三十年蔡汝楠校刻本的重印本。全书分七卷。前三卷同于现通行本之上卷。后四卷收有《答徐成之》二篇、《答罗整庵少宰书》、《答人论学书》、《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示弟立志说》及《训蒙大意》九篇（均成书于嘉靖三年前〔六〕）。卷首除载有南大吉原序外，还载有嘉靖三十年孙应奎序，卷末有蔡汝楠后叙。孙序和蔡叙均谓此录乃阳明手授孙，孙按部至衡，令蔡刻于石鼓书院。佐藤一斋云：“《立志说》、《训蒙大意》并系大吉所录。”（《传习录栏外书》卷中）不知何据。但钱德洪《传习录》中卷序未提《立志说》和《训蒙大意》，也未必可作为南大吉原刻本所收篇目之证据。比较诸本，笔者较同意日本学者大西晴隆的推断，即唯蔡汝楠校刻本保持了南大吉初刻本的原型，其他诸本均为南本之改编本或续补本（参见日本明德出版社《王阳明全集》第一卷《解说》）。事实上，自嘉靖三年南大吉《传习录》刻本行于世后，确有不少学者对其作过校正改编。如嘉靖七年，聂豹、陈九川就对《传习录》“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刻之于闽”（《聂双江先生文集》卷三《重刻传习录序》）。故阳明弟子王宗沐谓：“《传习录》录阳明先生语也，四方之刻颇多。……（万历年间）沐乃请于两台合续本凡十一卷，刻置学宫。”（《传习录诸序》，日本硕水文库藏钞本）正因为各种版本相互混杂，从而使钱德洪在重编《传习录》时，也无意中把改编本当作了原刻本。而后世又以钱序为据，以致错上加错。　
　　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年）十一月，钱德洪、王畿赴广信奔阳明师丧，讣告同门，收录阳明遗言。三年后同门各以所记见遗，钱“择其切于问正者，合所私录，得若千条”（钱德洪《传习录》下卷跋）。然当时“未敢示人，不意为好事者窃录”（《阳明全书》卷三十六钱德洪《论年谱书》）。嘉靖十三年，德洪主试广东，其录已入岭表。书未遂（见《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十《钱绪山行状》）。嘉靖三十三年，同门曾才汉得钱氏手钞本，复傍为采辑，名曰《阳明先生遗言录》，刻行于湖北江陵〔七〕。后德洪读之，“觉当时采录未精，乃为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今安徽宣城一带）之水西精舍”（《传习录》下卷钱德洪跋）。《传习续录》嘉靖三十三年间东刻本卷首所载钱德洪序亦有此事之记载，但时间和过程有异。序云：“洪在吴（今苏州）时……复采陈惟浚诸同志所录，得二卷焉，附为《续录》，以合成书。适遭内艰，不克终事。去年秋（嘉靖三十二年），会同志于南畿，吉阳何子迁、初泉刘子起宗，相与商订旧学。谓师门之教，使学者趋专归一，莫善于《传习录》。于是刘子归宁国，谋诸泾尹丘时庸，相与捐俸，刻诸水西精舍。”（转引自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下卷）　
　　嘉靖三十五年，钱德洪游于湖北蕲春崇正书院，又应沈宠之请，“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去。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传习录》下卷钱德洪跋）。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和大西晴隆《王阳明全集》第一卷《解说》，皆以“易中卷”为易今本《传习录》之中卷，此说笔者不敢苟同。　
　　第一，钱德洪在《传习续录》序里明确说，嘉靖十四年在吴时，已将南大吉所录中卷易为问答语。因而不可能在二十一年后再易中卷为问答语。　
　　第二，钱德洪跋语所谓“复取逸稿……增刻之”，指的是增刻《传习续录》，而非指增刻今本《传习录》三卷，故所谓“中卷”只能是《传习续录》之中卷。　
　　第三、跋语明确说，逸稿中有《文录》既载者，皆删去。可见在钱所得阳明遗言里，有与《文录》重复的论学书。钱也许删去了既载者，而易其他论学书为问答语。　
　　第四，钱《传习续录》序谓“复采陈惟浚诸同志所录，得二卷”。后跋语又谓“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一卷”。故《传习续录》当为三卷〔八〕。所谓“易中卷为问答语”，显然是指该三卷中之一卷。　
　　嘉靖三十三年所刻的《传习续录》与嘉靖三十五年“补遗”的部分，即今本《传习录》之下卷。收有陈九川、黄直、黄修易、黄省曾、黄以方及钱德洪所录一四二条语录，其中第一条至一一五条是《传习续录》，第一一六条至一四二条是“补遗”部分。下卷内容比前两卷博杂，且没有像前两卷那样经过阳明的亲自审阅。钱德洪担心这会使读者“之趋不一”，故特要求读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即体会其精神实质，以为这样就能“无疑于是录矣”（《传习录》下卷钱德洪跋）。但结果还是引起了许多分歧。如顾应祥见《传习续录》门人问答，多有未当于心者，“疑为门人传录之伪”（《理学宗传》卷二十一），故作《传习录疑》。黄宗羲在评价黄省曾时也说：“《传习后录》有先生所记数十条，当是采之《问道录》（黄省曾著有《会稽问道录》十卷）中，往往失阳明之意。然无如仪、秦一条云：‘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耳。’……仪、秦打入情识窠臼，一往不返，纯以人伪为事，无论用之于不善，即用之于善，亦是袭取于外，生机槁灭，非良知也。安得谓其末异而本同哉？以情识为良知，其失阳明之旨甚矣。”（《明儒学案》卷二十五）在下卷中，如此“以情识为良知”的内容，还可举出不少。因此，在阳明学的发展史上，《传习录》下卷是一部颇有争议的著作，而受后世学者推崇的则是《传习录》中卷。因“上卷文成初年之见居多，而下卷则殁后钱绪山之徒撰录之。惟此卷晚年亲笔，纯粹无可疑者”（东正纯《传习录参考》，载《泽泻先生全集》上册）。　
　　综上所述，现存《阳明全书》中的《传习录》上卷是徐爱、陆澄、薛侃所辑之原本，中卷为南大吉所辑后经钱德洪等人增补去取的改编本，而下卷则是诸门人采集后经钱德洪择选、重编后的删节本。嘉靖三十七年（公元一五五八年），胡宗宪刻《传习录》，首次将三卷合刻。隆庆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谢廷杰在汇刻《王文成公全书》时，删去了《传习录》中的《示弟立志说》，又为证明王阳明时“与朱子无相缪戾”（附录《朱子晚年定论》），而约钱德洪把《传习续录》未收的《朱子晚年定论》（成书于正德十一年，原一卷，嘉靖二十九年钱德洪增录二卷，共三卷，由史致詹梓刻于嘉义书院）附于《传习续录》后（另还附录了钱德洪附录之引言和袁庆麟正德十三年所写的《晚年定论跋》），遂成今《传习录》之原貌。　
二、《文　录》

　　《文录》包括《正录》五卷、《别录》十卷、《外集》九卷。据《阳明年谱》载，嘉靖六年四月，邹守益流谪安微广德，“录（阳明）先生文字请刻。先生自标年月，命德洪类次，且遗书曰：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后钱德洪掇拾所遗文字请刻，阳明不许。德洪曰：“先生文字虽一时应酬不同，亦莫不本于性情，况学者传诵日久，恐后为好事者搀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阳明许刻。于是附录一卷于邹守益所辑《阳明文稿》后，凡四册，世称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