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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

王阳明全集-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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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者搀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阳明许刻。于是附录一卷于邹守益所辑《阳明文稿》后,凡四册,世称广德版。阳明殁后,德洪作《讣告同门》曰:“逾月之外,丧事少舒,将遣人遍采夫子遗言及朋友私录,以续成书。凡我同志,幸于夫子片纸只语,备录以示。”(《全书》卷三七)后又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阳明年谱》“嘉靖十四年”条),并与欧阳德等人汇编成《阳明存稿》数十卷。嘉靖十一年,德洪将存稿携之苏州,与黄省曾“校定篇类”,分《正录》、《外集》和《别录》,共二十四卷,嘉靖十四年由闻人诠初刻于苏州,名曰《阳明先生文录》(见黄绾《阳明先生文录》序),世称姑苏版。嘉靖三十六年,唐尧臣据胡宗宪之命,重刻《文录》于杭州天真书院。广德版是姑苏版的雏形,但广德版只以年月为次而不分体类,姑苏版则有了改进。 
  关于《文录》的编类问题,当时曾发生过一场争论。黄绾等人认为:“先生之道无精粗,随所发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择其可否,概以年月体类为次,使观者随其所取而获焉。”但邹守益等人则认为:“先生言虽无间于精粗,而终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为要,故凡不切讲学明道者,不录可也。”钱德洪两头为难。他一方面“惧后之乱先生之学者,即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论,尽而去之”;另一方面又耽心“先生之文既以传诵于时,欲不尽录,不可得也。自今尚能次其年月,善读者获可以验其悔悟之渐。后恐迷其岁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则并今日之意失之矣”。所以采取“两是而俱存之”的办法,以“文之纯于讲学明道者为《正录》,余则为《外集》,而总题曰《文录》。疏奏批驳之文,则又厘为一书,名曰《别录》。夫始之以《正录》,明其志也;继之以《外集》,尽其博也;终之以《别录》,究其施也。……问难辩诘,莫详于书,故《正录》首《书》,次《记》,次《序》,次《说》,而以《杂著》终焉。讽咏规切莫善于诗赋,故《外集首赋》。次《诗》、次《记》、次《序》,次《说》、次《杂著》,而《传志》终焉。《别录》则卷以事类,篇以题别,先《奏疏》而后《公移》”(均见钱德洪《刻文录叙说》)。 
  以上是编类,至于目次,钱德洪则遵循王阳明“此编(指《阳明文稿》)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同上)的遗训,“以日月前后顺而次之”(钱德洪《阳明先生文录序》),以使善读者能体悟阳明的“悔悟之渐”。 
  因此,由钱德洪所编订的《阳明文录》,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全书》不能称其“全”。因为《全书》的主要内容是《文录》,而《文录》中一概不收与阳明思想体系不符的论著,至少王阳明早年“泛滥于词章”,继则笃信朱子格物之说的“未定之论”,均被钱氏删去了。其他据钱氏自己说,凡阳明“应酬诸作”,亦“多不汇入”(见《全书》卷二十九钱德洪序)。所以《全书》除《上国游》外均为阳明三十一岁尤其是四十岁以后的作品,仅《正录》一百五十七篇中,四十岁以后作品就有一百五十篇。可见,编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收集阳明的全部著作,从而如实地反映阳明思想的发展过程,而是想把《阳明全书》作为王门及整个社会的教科书,以达到正心明道的目的〔九〕。 
  第二、编类不能称其“善”。因为钱德洪以己见选编“纯于讲学明道”者为《正录》,“余则别为《外集》”。若以时间为界,钱氏的原则是:“自辛巳(一五二一年,阳明五十岁)以后文字(即所谓《晚年定论》)厘为《正录》,已前文字则间采《外集》而不全录。”(《全书》卷二九钱德洪序)。辛巳年,是王阳明在南昌开始揭示“致良知”学说的时候。尽管实际上钱德洪并未以辛巳年,而是以己巳年(一五零九,阳明三十八岁)为界进行编类的。但己巳年是阳明居贵阳讲学而开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提出与朱子分庭抗礼的“知行合一”说的时候。因此,可以说,钱德洪的编纂原则是按照王阳明思想体系的建立期(一五零九年)尤其是完成期(一五二一年)来进行分类的。由于钱德洪只顾区分“晚年”与“早年”、“定论”与“未定之论”,而不顾全书体裁上的统一,因而给读者造成了许多麻烦,加之后来补刻的《文录续编》,使全书在结构上显得更加杂乱。因此,明代王畿编的《王文成公文选》,道光六年丽顺藏板《王阳明先生全集》,清代俞嶙编的《阳明先生全集》,日本承应二年编的《王阳明先生文录钞》,民国二十四年编的《王阳明全集》等,都在分类结构上对《全书》作了适当调整和改编。 
  第三,目次排列能够称其“佳”。因为钱德洪不仅依年月顺序编目(主要是《正录》和《外集》部分),而且大致按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发展阶段分卷。譬如他把《正录》卷二(今《全书》卷五)断自正德辛巳年,就是以“良知之说发于正德辛巳年”(《刻文录叙说》)为根据的。这样就使读者对王阳明中后期思想的演变过程一目了然。至于所录诗赋,亦基本上按照王阳明生平活动为序,从弘治十五年以刑部主事告病归乡作《归越》诗,到嘉靖六年平广西思、田之乱作《两广诗》,共分十五个时期,史迹清晰,条贯缕析。 
三、《续 编》

  《阳明全书》的编辑方针,前后有一个变化过程。嘉靖十四年前后,编者惟以提揭人心、讲学明道为要,故“自滁以后(阳明四十二岁)文字,虽片纸只字,不敢遗弃”(《刻文录叙说》)。但嘉靖三十五年以后,由于王阳明的地位和影响直线上升,甚至被作为新的偶像而加以崇拜,因此其所有文字都显得相当珍贵,正如胡宗宪所说:“凡先生生平之作,虽一字一句,皆视为连珠拱璧,弃之不忍。”(《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序》)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钱德洪亦逐渐改变了不收“未定之见”、“应酬诸作”的态度。嘉靖四十年,他将阳明作于弘治初年(三十岁以前)的《上国游》汇编成《文录续编》一卷(今《全书》卷二十九),单独刊刻。 
  嘉靖四十五年,钱德洪又把新收集到的《大学问》(成书于嘉靖六年)、《五经臆说》(成书于正德三年)及序、书、记、疏等汇编成《文录续编》六卷(今《全书》卷二十六至卷二十八),连同阳明幼子王正亿编录的《阳明先生家乘》三卷(后更名为《世德纪》,今《全书》卷三十七、三十八),由嘉兴知府徐必达合刻(见《阳明年谱》“嘉靖四十五年”条)。据说《五经臆说》原有四十六卷,是阳明用心学理论研究《五经》的心得体会,并未传授学生,特别是后来其“致良知”思想形成后,功夫力求简明扼要,自认为《五经臆说》有支离烦琐的毛病,更不愿传授学生。学生请示,阳明笑而拒之曰:“付秦火久矣。”(《全书》卷二十六)所以钱德洪《续编》所收的《五经臆说》十三条,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 
  隆庆四年,钱德洪为弥补早年“刻《文录》,志在删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全书》卷三十钱德洪序)的做法的“失误”,同意把由沈启源搜集编订的《三征公移逸稿》四卷作为《文录续编》增刻之(今《全书》卷三十、三十一)。其中卷三十一又分为上、下两卷。下卷所收的《山东甲子乡试录》,是阳明三十三岁主考山东乡试时作〔十〕。嘉靖二十九年张峰据阳明继子王正宪原本重刻于溧阳嘉义书院(见《阳明年谱》附录一“嘉靖二十九年”条)。后钱德洪将该文既刊本原封不动地附录在体裁完全不同的《三征公移逸稿》后。这说明他编辑《文录续编》的方法远不如其编订《文录》时那样严谨。因此,一九八六年日本学者在译注《王阳明全集》时,为保持体例上的统一,特将《山东甲子乡试录》移置《外集》之后。 
四、《附 录》

  现存《阳明全书》的《附录》部分主要由《年谱》和《世德纪》组成。《世德纪》包括《阳明先生家乘》和湛若水、黄绾等人写的阳明先生墓志铭、行状、祭文等。《年谱》部分除正文外,还附有沉启源收集的钱德洪、王畿等人的五篇《年谱序》和邹守益、罗洪先等人的二十篇《论年谱书》。 
  《阳明年谱》最早是由薛侃、欧阳德、黄弘纲、何性之、王畿、张元冲分头搜集材料,邹守益汇总。嘉靖二十六,钱德洪在嘉义书院率先完成了自阳明出生到谪龙场的一段年谱。十年后,邹守益委托钱德洪续其后,并编著了《王阳明先生图谱》一册。嘉靖四十一年,钱德洪与胡松赴江西安福丧吊邹守益,顺便将初稿拿到吉安,“就正于念庵(罗洪先)诸君子。念庵子为之删繁举要,润饰是正,而补其阙轶,信乎其文删省,其事则增矣。计为书七卷”(胡松《刻阳明先生年谱序》)。嘉靖四十二年,由胡松、王健初刻于杭州天真书院(浙江图书馆、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有藏,卷首载“钱德洪编述,王畿补辑,罗洪先制删正,胡松等校正”)。隆庆二年后,钱德洪又对《年谱》作了一次增订,并补录了《年谱附录》一一卷。增订本(今《全书》卷三十二至三十四)在内容上与天真书院本基本一致,只是个别地方有繁简之别。例如正德十六年十二月,阳明与其父海日翁的一段对话,与《世德纪海日先生行状》有不少重复之处,增订本便将这部分内容删去了一大半(参见《王阳明全集》等九卷,福田殖《解说》,日本明德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另外又在“旧谱”(即天真书院本)后附录了由程启源收集的诸《年谱序》和《论年谱书》(今《全书》本卷三十五之内容)。 
  至此,王阳明著作的收集、整理、出版以及年谱的编纂工作,经过其门人尤其是钱德洪数十年的努力,算是基本完成了。以后各类语录本、选集本、评注本及年谱传记本,都不过是在此基础上作些重新选编、评注、刻印的工作。现存《阳明全书》,就是在钱德洪等人苦心经营的基础上,由《传习录》、《传习续录》、《阳明先生文录》、《阳明先生文录续编》、《阳明年谱》及《世德纪》等整合而成的。自隆庆元年明穆宗赐封王阳明以后,浙江佥宪唐尧臣“尝谋刻(《全书》)未遂”(钱德洪《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序》)。隆庆六年,侍御谢廷杰“奉命按浙,首修(阳明)公祠,置田以供岁祀。已而阅公文,见所谓录若集各自为书,惧夫四方正学者弗克尽读也,遂汇而寿诸梓,名曰《全书》”(徐阶《王文成公全书序》)。谢廷杰在全书结构上稍稍作了些调整。他除了让钱德洪把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附录于《传习录》下卷后外,还将《外集》压缩为七卷(原九卷)、《续集》压缩为六卷(原十卷)、《世德纪》压缩为二卷(原三卷)、《年谱》压缩为三卷(原七卷)。这样,加上原来的《传习录》三卷、《正录》五卷、《别录》十卷,共合三十八卷,简称隆庆本(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有藏)。 
  注  释: 
  (一) 据南大吉序云:“是录也,门弟子录阳明先生问答之辞,讨论之书,而刻以示诸天下者也。”(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卷上)可知南大吉所得乃阳明门人所录阳明论学书之已刻本。而所谓“问答之辞”,即薛侃所刻之《传习录》。逢吉所重刻的《续刻传习录》,乃薛侃所刻的《传习录》与阳明门人所另刻的论学书之合刊本也。 
  (二) 据王阳明嘉靖五年《寄陆原静书》(载《阳明全书》卷六)。又可名为“传习后录”。 
  (三) 钱德洪序作《答人论学书》。日本版本多从之。《全书》等本则用《答顾东桥书》。佐藤一斋谓:“此书拔本塞源,辩论痛快,使人惭伏无辞也。此书传触,恐或辱东桥,故为匿其姓号耳。刻此录时,东桥尚健在。”(参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卷中) 
  (四) 有人误认此句意指“嘉靖元年二月,(阳明)因龙山公卒而病,揭帖于壁,谢绝见客,不得已而见者,亦不论说”又错断聂豹与阳明初次见面的时间是正德十六年或嘉靖元年(见《浙江学刊》一九九零年第四期《王阳明答聂文蔚第一书成年辨正》)。故该文提出的成书于嘉靖二年的推断恐不能成立。 
  (五) 关于《答人论学书》的辨正,可参见笔者《论王阳明早期思想性格的形成》一文(载《杭州大学学报》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六) 《示弟立志说》现收录于《全书》卷六,并在文下注云乙亥(正德十年)作。王懋竑《自由草堂存稿》曰:“右阳明先生《立志说》卷末自志弘治甲子四月八日,先生是年三十有三矣。《文集》注云乙亥作,卷编集者未尝见此本,而据其藁,以意定去,故不合。”(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卷中) 
  (七) 据吉田公平《传习续录的编纂》一文所说:《阳明先生遗言录》分二卷,上卷卷首记“门人金溪黄直纂辑,门人泰和曾才汉校辑”,收语录五十五条;下卷卷首记“门人馀姚钱德洪纂辑,门人泰和曾才汉校辑”,收语录亦五十五条。 
  (八) 王宗沐《传习录序》亦可为《传习续录》三卷之佐证。序中所谓“合续本凡十一卷,刻置学宫”,即指薛侃则刻三卷,南大吉刻五卷,钱德洪续刻之三卷也。 
  (九) 另一原因是王阳明学说在正德十六年以后被明令禁止,所以要想收全其全部著作并非易事,仅靠门人、民间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十) 该文《全书》目录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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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真录之一 文录四
序记说
别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无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兴之,然卒徘徊咨嗟,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废者,亦志之弗立,弗讲于师友之道也。夫一人为之,二人从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众焉,虽有难为之事,其弗成者鲜矣。一人为之,二人从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众焉,虽有易成之功,其克济者亦鲜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于师友。无师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学,即求师于天下,而莫予诲也;求友于天下,而与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盖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颜、朱守忠于山阴之白洋,得徐曰仁于余姚之马堰。曰仁,予妹壻也。希颜之深潜,守忠之明敏,曰仁之温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长视予以先辈,予亦居之而弗辞。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为之证,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师友之饩羊,不谓其不可也。当是之时,其相与也,亦渺乎难哉!予有归隐之图,方将与三子就云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遗风,求孔、颜之真趣;洒然而乐,超然而游,忽焉而忘吾之老也。 
  今年三子者为有司所选,一举而尽之。何予得之之难,而有司者袭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举为三子喜,而先以失助为予憾;三子亦无喜于其得举,而方且憾于其去予也。漆雕开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欤?曾点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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