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6-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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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告诉我，书还没到他手上，让我过几天再来。好在那时人有的是耐心。
《人·岁月·生活》是1960年在苏联出版的，那时曼德尔施塔姆尚未平反，故有的地方闪烁其辞，特别是他生命的结局，爱伦堡只提了一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38年春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仿佛身披黑色大氅，在交叉小径上消失。
爱伦堡这样写道：“我们俩都生在1891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比我大两周。我听他读诗的时候常想，他比我聪明，比我年长得多。但是在生活里，他在我的眼中却是个任性的、心胸狭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他多么讨厌啊，我考虑了几分钟又立刻补充说：又是多么可爱啊！在他模糊的外貌下面，隐藏着善良、人道精神和灵感。
“他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他喜欢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
“他总是坐在椅子边上，有时突然跑开，幻想一顿精美的午餐，订一些稀奇古怪的计划，滔滔不绝地说得出版商厌烦不堪，有一次他在费奥多西亚召集了一批富有的‘自由派人士’，严厉地对他们说：‘在最后审判时，问到你们是否了解曼德尔施塔姆，你们就回答说：不了解。问到你们供养过他没有，如果你们回答说，供养过，你们的许多罪行就会得到宽恕。”’
一凡精力过人，可几天几夜不睡觉。他识字特别多，很多字典都是由他做最后的校对。我把自己写的小说给他看，他先挑出一堆错别字，把我气得够呛，好像我的写作生涯非得始于字典不可。就在他那拉上帘子的屋角，有一台照相翻拍机，那肯定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设备，让人肃然起敬。而他更善于手抄，不仅抄诗抄小说，还抄友人书信。他这爱好让人望而生畏，那是不愿留下任何证据的时代。可我们后来办《今天》，幸亏有一凡，不少失传的诗稿都是他提供的。我一直怀疑，那套《人…岁月…生活》就是他的，但当时不便多问。这书在地下流通渠道的含金量很高，换来不少黄皮书，我跟着沾光。
“凡是第一次在出版社的会客室或咖啡馆遇见曼德尔施塔姆的人，都会觉得他面前是一个最轻浮的、甚至不会思考的人。实际上曼德尔施塔姆很会工作。他不是在桌子上写诗，而是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在草原上，在克里米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群山中写。他谈到但丁时说：‘阿利吉耶里写诗时踏遍了意大利的羊肠小道，磨破了多少鞋掌、多少牛皮鞋和多少平底鞋啊。’这番话首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他的诗是一字字一行行写成的，他成百上千次地修改；有时一首诗起初意思很清楚，但经他一改就复杂化了，几乎让你看不懂，但有时相反地倒变得清晰了。他酝酿一首八行诗往往用几个月，一首诗的诞生也往往使他惊讶不已。”
一凡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多少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其实他的政治观点跟其公开身份是一致的。他那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他脑袋一样庞大健全，争论起来我根本不是对手，我刚要发火，他总是眯起眼睛，宽厚地笑了。好在我们都酷爱俄国文学，从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到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从《罪与罚》到《人·岁月·生活》。
“然而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最热爱的还是俄语和俄国诗。‘由于整整一系列的历史原因，希腊文化生气勃勃的力量把西方让给了拉丁文化的影响，它在不育的拜占庭稍事逗留，便一头扎进俄语的怀抱，把希腊化时代的世界观独特的奥秘和自由表现的秘密传给了俄语，因此俄语就成了发音发光的实体……”’
1974年底，我刚完成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我带给一凡看，他劝我把手稿藏在他那儿比较安全，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我先答应了，想想不妥，第二天就取回来。约两周后，我像往常那样骑车到一凡家，刚要敲门，蓦然发现门上贴着公安局的封条。还没缓过神，就被一帮居委会老太太团团围住，盘问我跟一凡的关系及我的单位。我撒了个谎，冲出重围，骑上车仓惶逃窜。回家惊魂未定，估摸那七八万字的小说，一凡不可能一夜之间抄录在案，但那躲在屋角的翻拍机还是让人肝颤。在种种不祥之兆下，我开始转移手稿信件，跟朋友告别。
曼德尔施塔姆最初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爱伦堡写道：“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后来我们常在基辅索非亚大街上那个希腊咖啡馆中见面，他在那儿向我朗诵了描写革命的诗：啊，执法如山的人民，你是太阳，在沉闷的岁月冉冉升起。”
二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
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
你回到这里，快快吞下列宁格勒沿河
街灯的鱼肝油！
快些熟悉这十二月的日子，
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
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
死者声音的地址。
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
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
我彻夜不眠等待好友的来临，
门的锁链像镣铐微微抖动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菲野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这非常熟悉的城，
熟悉到每道纹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
你回到了这里，那就赶快大口地吃吧，
吞食列宁格勒河上航标灯的鱼肝油！
你就赶快地辨认十二月的一天吧，
一枚蛋黄被拌进了暗淡无光的焦油。
彼得堡！我暂时还不想死去：
你那里还有着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握有一些地址，
根据它们我能找到死者的留话。
我在一段黑色的楼梯上生活，
连根拔下的门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
我彻夜不眠地等待亲爱的客人，
门上链锁的镣铐被弄得哗哗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刘文飞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市，这像眼泪，血管，
和童年的腮腺炎一样熟悉的地方。
你到家了，那就赶快去吞一口
列宁格勒河岸鱼肝油般的灯光吧。
趁还来得及，去跟十二月的日子相认吧：
美味的蛋黄已经拌进了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想去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一些地址，我能从那儿召回死者的音容笑貌。我住在楼梯问里，嘈杂的门铃撞击我的太阳穴，撕裂了那儿的皮肉。我彻夜等待着可爱的宾客，门上的链子，就像镣铐哗啦哗啦响着。
1930．12
（杨子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
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
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
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
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
敲打我的太阳穴。
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
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北岛译）
我选出《列宁格勒》的四种中译本，足想让大家看看翻译的差异有多大。这多少有点儿像黑泽明的电影：四个译者像证人，对同一事件讲的故事完全不同。好在文本比事件可靠些，并非死无对证。这四种译本中，菲野和刘文飞是从俄文译的，杨子和我是从英文译的。为慎重起见，我参考了三种英译本，包括美国著名诗人默温（w．s．Merwin）和别人的合译本。
我一向推崇菲野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但这首《列宁格勒》却让我失望，粗糙马虎，居然丢了关键的一段，或者说把两段合并了：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死者声音的地址。（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开篇就有很大的问题：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再看看刘文飞的译本：我回到了我的城，这非常熟悉的城，／熟悉到每道纹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在这里，菲野和刘文飞都犯了相似的毛病，其中三个关键细节：眼泪、静脉、腮腺炎，要不误导要不干脆抹掉了。第三段第二句：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菲野译）一枚蛋黄被拌进了暗淡无光的焦油。（刘文飞译）菲野把沥青（或焦油）译成油脂，把蛋黄译成黄土了，而刘文飞把不祥泽成暗淡无光了。最后再看第六段：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菲野译）我在一段黑色的楼梯上生活，／连根拔下的门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刘文飞译）这会让读者误解为某种直接的暴力事件，其实诗人指的是拽响的门铃，是一种虚拟状态。
至少从我这个证人的角度来看，杨译本没那么离谱，但也有些不必要的添加物，比如：美味的蛋黄已经拌进了不祥的沥青。人家没提到美味，非要加入译者的味觉。另外，第二段：你到家了，那就赶快去吞一口／列宁格勒河岸鱼肝油般的灯光吧。（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把河边路灯的鱼肝油译成鱼肝油般的灯光，把暗喻变为明喻，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总体而言，杨子译本的缺点是句式长，显得拖沓。
我知道我这一路写下去，会得罪更多的译者。我和其中大多数素昧平生，翻译又不是我本行，偶尔涉足而已。说来我是为汉语诗歌翻译的颓势而痛心，而这又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危机相关。但愿我能抛砖引玉，和更多的同行一
。
。48：06
起在中国翻译界和文学界重建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
《列宁格勒》以强烈的乡愁开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这三个细节简直绝了，把个人和城市，把身体和乡愁连在一起：眼泪——人类最原始的悲哀，静脉——生命之源以及对熟悉的街道的暗示，童年的腮腺炎——往事最个人化的记忆方式。而这乡愁伴随着某种紧迫感：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吞下这个动词用得妙，和河边路灯的鱼肝油相呼应，展示了漂泊者那迫不及待的复杂心情。在这里，味觉成为乡愁更深层的记忆。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说的：“然而，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荡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为虚幻，却更能持久，更为忠实，它们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回忆、等待和期望，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滴上坚韧不拔地负载着回忆的宏伟大厦。”
这不是普通的还乡之旅，不祥之兆开始出现：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蛋黄显然是落日，在北方的十二月，太阳暗淡，升不了多高就落下；而沥青是现代都市的象征物。在前三段的层层铺垫下，音调突然骤变：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在这里，直白代替了意象。作者用呼喊把全诗推向高潮——绝望与抗争。电话号码和地址成为他和这城市最后的联系，成为我还不愿意死的理由。甚至不仅仅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些死者。我们注意到，他在这里用的是彼得堡，和题目列宁格勒相对立，显然是在用他自己童年的彼得堡，来否定官方命名的列宁格勒。
全诗是这样结尾的：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敲打我的太阳穴。／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显而易见，表现了作者的现实处境和对未来的不祥预感，可爱的客人让人想到厄运——那些命中注定的不速之客，而把门链与镣铐并置，进一步强化了可怕的结局。不幸而言中，三年半以后诗人果然锒铛入狱。
在我看来，《列宁格勒》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正是这首诗，使曼德尔施塔姆立于二十世纪最伟大诗人的行列。其意象奇特精确，结构完整，有一种建筑的稳定感；而音调丰富转换自如，用节奏上的停顿和微妙的辅音对俄文的歌唱性加以限制。童年往事与乡愁、都市变迁与旧址、不祥之兆，对死亡的否认和面对厄运的勇气，无论感情的爆发力与控制力都恰到好处。这首诗后被谱成歌曲，在地下流传了很多年。
三
曼德尔施塔姆从阿美尼亚旅行归来，于1930年12月回到列宁格勒。《列宁格勒》一诗正写于此时此刻。他找到作家协会，希望能得到工作和住处，但发现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据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在回忆录《希望反对希望》中记述：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头头坚定地对他们说：“曼德尔施塔姆不能住在列宁格勒。我们决不给他一个房间。”
这是曼德尔施塔姆一生的重大转折。自1920年以来，他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只能靠翻译和朋友的接济。1923年冬天，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正在干些什么？为挣钱干活。巨大危机。比去年要糟多了。好在我有所进步。越来越多的翻译和文章……世界文学出版社令人讨厌。我梦想辞掉这无聊的活计。夏天我最后一次为自己写东西。去年我也常常如此。今年——完全不行……”
自1925年到1930年底，他整整五年没有写诗。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散文和小说，其中包括：回忆录《时间的喧嚣》（1925）、中篇小说《埃及邮票》（1927）和随笔集《第四散文》（1929）。
半年的阿美尼亚之行是这一转折的开始。亚洲地带的粗犷和细腻（特别是语言中那些微妙的辅音），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震动，与他崇尚多年的欧洲文明的影响构成互补关系。1930年10月，他重新动笔，诗风大变。他放弃早期诗歌中言必称希腊的新古典主义倾向，更直接地处理现实经验，拉开了他后期诗歌的帷幕。
社会政治的冲击显然是这一风格转变的重要原因。斯大林几乎击败了自己的所有政敌，大权独揽，为今后的大清洗做好准备。由于强行实行农业集体化，民不聊生。曼德尔施塔姆在乌克兰亲眼见到饿死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曼德尔施塔姆还算是幸运的。列宁的战友、苏共领导人之一布哈林欣赏他的才能。1928年由于布哈林的干预，他出版了三卷本的作品选。第一卷收入《石头》、《忧伤》，以及1921至1925年的诗作；第二卷收入中篇小说《埃及邮票》和《时问的喧嚣）；第三卷收入一系列关于诗歌的评论性文章。
但厄运接踵而至。他受一家出版社的委托，为一本比利时作家的长篇小说的翻译作最后润色。由于出版社的疏忽，待书出来时，译者变成了曼德尔施塔姆。他糊里糊涂成了“剽窃者”，成为包括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