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6-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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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厄运接踵而至。他受一家出版社的委托，为一本比利时作家的长篇小说的翻译作最后润色。由于出版社的疏忽，待书出来时，译者变成了曼德尔施塔姆。他糊里糊涂成了“剽窃者”，成为包括译者在内的攻击对象。他给报纸写信澄清，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联名写信为他辩护。
1930年年底，在自己的家乡列宁格勒混不下去，他和妻子只好搬到莫斯科，几经周折才找到住所，生活相对稳定下来。在此期间，除了诗集《莫斯科笔记本》，他还完成了散文集《阿美尼亚之行》及《与但丁对话》。
1934年5月13日，曼德尔施塔姆突然被捕，是由于一首反诗。他在诗中嘲讽斯大林是“克里姆林宫的山里人”，形容他“那肥胖的指头像虫子”“发出马蹄掌般的一道道命令”。当被捕的消息传来，他的作家朋友纷纷出面营救。帕斯捷尔纳克马上去找布哈林，恳求他向斯大林说情，减轻处罚。帕斯捷尔纳克居住的公寓楼只有一部公用电话。有一天，他突然接到斯大林的电话。斯大林劈头就问：曼德尔施塔姆到底是不是大师？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他们来往不多，写作风格也完全不同，但他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是很重要的诗人。据说，帕斯捷尔纳克为自己的含糊其词而后悔。斯大林的电话惊动了莫斯科。放。
曼德尔施塔姆终于得以轻判，改为三年流放。
四
1891年1月3日，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生于华沙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个商人，母亲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热爱普希金，会弹钢琴。在他出生不久，他们一家就搬到彼得堡定居。曼德尔施塔姆是在那儿长大的。在回忆录《时代的喧嚣》的开端，他写道：“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记得它缓慢的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沉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
他这样描述自己复杂的母语背景：“母亲的话语，是明晰、响亮的大俄罗斯文学话语，没有一丝异族的掺杂物，带有有些拉长、过于暴露的元音；这一话语的词汇贫乏、简短，惯用语也很单调，但是，这种语言中却包含着某种根本性的、确定无疑的东西。母亲很爱说话，很为因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而变得贫乏的大俄罗斯口语的词根和发音而高兴。家族之中，不正是她第一个掌握了纯正、明晰的俄语发音吗？父亲则完全没有一种语言，这是一种口齿不清和失语症。”
1993年夏天我去过彼得堡。三百多年前，彼得大帝请来欧洲各国的建筑师，大兴土木。昔日的辉煌依稀可见。普希金诗中提到的青铜骑士仍勒住缰绳，等待暗夜降临时飞奔；冬宫大门紧闭，其绘画收藏让人惊叹不已；宏伟的建筑群沿涅瓦河层层展开，古罗马式的柱头金漆剥落。那是俄罗斯帝国的欧洲梦，由于俄国辽阔的尺度，一切都被放大变形了。
由于地理位置，彼得堡是俄国最欧化的城市，不仅建筑，也包括知识分子圈子及文化氛围。1906年至1911年间，曼德尔施塔姆先后到柏林、巴黎和海德堡上学。由于受到中学语文老师的影响，他的兴趣转向文科，特别是法国文学。
他在巴黎留学期间开始写诗，最初受到法国象征派的影响。回国后先参加俄国诗人伊万诺夫的“象牙塔”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后转向古米廖夫及其妻子阿赫玛托娃等人为中坚的阿克梅派。他写了篇纲领性的文章《阿克梅主义的早晨》。在1937年流放期间，有人在一次集会上问起什么是阿克梅派，他简单地回答说：“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恋。”
1913年曼德尔施塔姆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石头》，奠定了他在俄国诗歌中的地位。阿赫玛托娃指出：“曼德尔施塔姆没有师承。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我不知道世界诗坛上还有这类似的事实。我们知道普希金和勃洛克的诗歌源头，可是谁能指出这新奇的和谐，是从何处传到我们的耳际的？这种和谐就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
去年俄国诗人艾基（Genandy Ajgi）也告诉我类似的观点，他说：俄国诗歌有两大传统，其一是普希金、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所代表的俄国本土的诗歌传统，另一支是与欧洲诗歌更为密切的传统，自曼德尔施塔姆始。
在《时代的喧嚣》中，曼德尔施塔姆写到他对革命的预感：“是的，我用远处田野上脱粒机那警觉的听力听到，那在不断膨胀、逐渐变沉的，不是麦穗上的麦粒，不是北方的苹果，而是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在为倒下而膨胀！”“我感到茫然不安。世纪的一切骚动都被传到了我的身上。周围奔涌着一些奇异的潮流，从对自杀的热衷到对世界末日的渴望。”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曼德尔施塔姆因为身体差，免除兵役，在彼得堡一个专门提供战争救济的机构工作，自1915年至1918年，他经常住在克里米亚。1916年初，他和茨维塔耶娃在克里米亚海边相识，很快就堕入情网。1月20日茨维塔耶娃回到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追到那儿，住了两周，此后他常常往返于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茨维塔耶娃带他游遍莫斯科。她这样写道：“在1916年2月至6月是我生活最美妙的日子，因为我把莫斯科赠给了曼德尔施塔姆。”但最终曼德尔施塔姆受不了茨维塔耶娃狂热奔放的感情，6月初从莫斯科逃走，两人关系从此中断。
1917年在彼得堡，曼德尔施塔姆见证了二月革命和接踵而至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他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1918年，他随政府机构搬到苏维埃的新首都莫斯科。十月革命后不久，他的一首诗出现在11月15日苏维埃报纸《人民自由报》上，另一首诗出现在1918年5月24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1918年至1921年内战期间，他四处漂泊，曾被不同的阵营抓获。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记述了他的一段经历：“我说过，当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被弗兰格尔的军队抓走之后，沃洛申立刻动身去费奥多西亚。他回来时脸色阴沉，他说，白军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是危险的罪犯。他们断定他在装疯卖傻，因为他被关进单人囚室后，便开始敲门，狱吏问他需要什么，他回答说：‘你们得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在审问时，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打断侦察员的话：‘您最好是说，您放不放无辜的人？……”’
而曼德尔施塔姆的漂泊，和一个突然事件有关。1918年春，他和朋友去参加一个宴会，请客的是赖斯纳，海运副人民委员的妻子。据说赖斯纳和契卡（秘密警察机构）有关。饥肠辘辘的曼德尔施塔姆经不住诱惑，一到那里就大吃大喝。他看见斜对面的契卡成员布柳索金正喝着伏特加，显然喝多了，他把一叠空白表格放在桌上，正要随意填写逮捕或枪决的人。平时胆小如鼠的曼德尔施塔姆，突然冲了过去，把那名单撕得粉碎，冲出大门。跑到街上，才意识到自己惹了杀身之祸。他在街心花园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去找赖斯纳求救。赖斯纳认为布柳索金的做法有损契卡形象，带他去找契卡的头
。
… …
《收获》 …
《收获》2004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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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4
头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肯定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行为，保证要处置布柳索金（他最终逍遥法外）。而曼德尔施塔姆怕布柳索金报复，连夜逃往乌克兰。
五
无题
沉重和娇柔这对姐妹，同是你们的特征。
肺草和黄蜂将在沉重的玫瑰吸吮。
一个人在死亡，晒烫的沙地在变凉，
人们在用黑色的担架将昨日的太阳搬运。
啊，沉重的蜂房和娇柔的鱼网，
重复你的名字比举起石头还要艰难！
我在这个世界上只剩得一桩心事：
金色的心事，即如何摆脱时间的负担。
我饮着浑浊的空气像饮深色的水。
玫瑰成为土地，时间被犁铧耕翻。
沉重的娇柔的玫瑰置身缓慢的漩涡，
玫瑰的沉重和娇柔编织出双重的花环。
1920年3月，科里捷别里
（刘文飞译）
沉重和轻柔，一对姐妹
沉重和轻柔——一对姐妹：同一副面孔。
蜜蜂和黄蜂吮吸沉甸甸的玫瑰。
男人死了，热气离开沙砾，昨天的太阳
压在黑色的担架上。
哦，沉甸甸的蜂巢，轻柔的蛛网——举起
一块石头也比说出你的名字容易！
我只剩下一件心事，它是何等重要：
时光，让我摆脱你的重负。
我啜饮黑水般的搅浑的空气。
时光已被耕耘；玫瑰曾是泥土。迂缓的
漩涡中沉甸甸的轻柔的玫瑰，
沉甸甸的玫瑰，轻柔的玫瑰，编成了一对花环。
1920．3
（杨子译）
无题
沉重与轻柔，相像的姐妹；
蜜蜂与黄蜂吮吸沉重的玫瑰；
人死了，热沙冷却，昨天的
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
啊，沉重的蜂房与轻柔的网。
说出你的名字比举起石头更难！
这世上只有桩黄金的心事：
让我摆脱你的重负，时间。
我饮着黑水般浑浊的空气。
时间被犁过，玫瑰是泥土。缓缓的
漩涡中，沉重而轻柔的玫瑰；
玫瑰的重与轻编成双重花环。
1920年3月，科克捷别里，克里米亚
（北岛译）
和杨译本相比，刘译本由于是从俄文译的，按理说更直接就应更准确，但却有明显的误笔。比如肺草从何而来？另外，把网译成鱼网。更主要的是为了跟着原作押尾韵，译者不惜使用极其别扭的词如吸吮、耕翻来凑韵。这在汉语诗歌翻译中屡见不鲜，但却是一大忌讳。我曾说过，另一种语言的音乐性是不可译的，除非译者在自己的母语中再创另一种音乐。而押韵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再创造的其实只是节奏，汉语的内在节奏。卞之琳先生曾试图效仿西语诗歌的音步找到翻译的节奏，显然是失败的。
杨译本相对准确，但还是老问题，句式冗长，缺乏语感。所谓语感，就是在汉语中的节奏感，及对每个词自觉的控制。
这首诗写于1920年3月，地点是俄国诗人沃洛申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内战期间，主人在那儿接待来自红白两方面的作家和艺术家朋友，被视为一方“净土”。曼德尔施塔姆曾在此避难。
这首诗开篇就点明了主题：生命的重与轻，比米兰·昆德拉那个时髦的话题整整早了半个多世纪。诗人先提到玫瑰之重，是蜜蜂和黄蜂的生命之源。人死了，热沙冷却，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这句是整首诗的“诗眼”。写战争的诗多了，有谁能写得比这更真实更可悲呢？人死了和热沙冷却有一种对应关系。我们也常说“战死在沙场”，这热沙是死者在大地上最后的归宿。而被黑色担架抬走的不是死者，而是昨天的太阳。这昨天的太阳，显然是指人类以往的价值和信仰。它居然那么轻，被黑色担架抬走。试想在一次世界大战后，紧接着是连绵的内战，生命的重与轻就像玫瑰的重与轻一样，构成了人类文明的追悼仪式。
第二段沉重的蜂房显然是吮吸沉重的玫瑰的结果，和轻柔的网并置。接着说出你的名字比举起石头更难，仍是重与轻的比较。你的名字即时间，让我摆脱你的重负。这里有一种悖论，即黄金的心事就是重负，这种反问其实加重了黄金的心事。
第三段终结时有一种俄罗斯式的抒情：我饮着黑水般浑浊的空气。／时间被犁过，玫瑰是泥土。缓缓的／漩涡中，沉重而轻柔的玫瑰；／玫瑰的重与轻编成双重花环。时间原来就是被耕过的土地，玫瑰是其中一部分，重与轻是不可分割的，编成生与死的双重花环。其中让人惊叹的句子是：缓缓的／漩涡中，沉重而轻柔的玫瑰，那有如电影慢镜头的耕犁过程中，玫瑰随泥土缓缓的漩涡翻转，最后编成双重花环。这是俄罗斯人对土地的情怀，它在最终的意义上超越时间和生死。
六
在俄国，知识分子和革命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关于1917年的革命，只有放在一个农业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上，才能看清来龙去脉。
十六世纪后，在俄国农村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公社形式，这是中央集权的帝国的基础。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俄国出现了两次重大改革：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但结果是造成进一步的两极分化。这就形成了以捍卫公社为宗旨的民粹派运动，它在改革后二十年成为俄国反对派的主流。自1907年起，俄国开始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斯托雷平改革”。这一改革造成进一步的不平等，扶持农村的“强者”即富农的势力，所谓“解放”，其实是把“弱者”即广大穷苦农民扫地出门。
而铁腕下的安定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从1907到1914年间沙俄经济持续高涨。在市场大潮中，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1905年的政治热情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于是当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中。海外“政治侨民”的内讧加剧，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内的派系越来越多，社会民主党彻底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而国内知识界日益保守化、边缘化的同时，下层社会由于不满积蓄了日益强烈的激进情绪。
1917年革命显然与斯托雷平改革激起的公社复兴运动有关，加上社会不公正在战时的匮乏更为突显，一次大战便成为革命的导火索。1917年革命虽然发生在首都，根子却在农村。这不仅因为俄国工人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士兵也几乎都是农民。从2月到10月，当时的各个政党都表现得越来越激进，直到最后布尔什维克夺取权力，并通过“人民专政”的铁腕站稳脚跟。
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沙皇专制的残暴镇压使革命者铤而走险并制定铁血纪律。后来列宁即从这一严密的组织形式中找到解决办法，那就是无条件的集中制原则，它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权威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革命斗争的残酷环境造就革命者的性格，这也势必为掌权后的独断专行留下隐患。其实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对苏维埃民主还是有所期待的。列宁在1917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而到了1918年则改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
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拥护十月革命的，革命带来自由的希望。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国魂》一文中指出：“我们所有的真正的俄罗斯民族作家、思想家和政论家，无不是不要政府的人，即特殊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俄罗斯的精神现象，我们的极左派和我们的极右派，都有这种情绪，只是形式不同。”
白银时代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繁荣期一直延伸到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其中重要的诗歌作品包括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1918）、曼德尔施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