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与文明〔奥地利〕弗洛伊德-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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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使精神分析学诞生于世是一个伟大功绩的话，那么这项功绩并不属于我。　精神分析学的初创没我的份。　记得我还是一个学生，正忙于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就有一位维也纳的医生，他就是约瑟夫。　布洛伊尔医生最早（１８０—１８２年）对一位患有癔病的姑娘使用了这种方法。　现在就让我们直接来看看这个病例的情况及其治疗的前后经过——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材料你们可以在后来我与布洛伊尔合作出版的《癔病研究》（１８９５年）一书中找到。不过，在讲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说一句开场白。　我听说我的听众中大部分都不是医学界人士，这一点并没有使我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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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满意。　你们也许会担心，以为要听懂我所讲的内容必须具备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这种担心是大可不必的。　的确，在我们的探索征途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将和医生们同道而行，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们分手，而要同布洛伊尔医生一起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去进行研究。布洛伊尔医生的病人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姑娘，颇有知识，也颇具才华。　她的病持续了两年多，在那期间，她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不可忽视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紊乱状态。　她的身体右侧的两肢患有僵硬性麻痹，丧失感觉，而且左侧的两肢也时不时受到同样病症的因扰。　她的眼睛运动失调，视力受到阻碍，头无法自由摆动。　她还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咳嗽。　她厌恶进食，有一次竟一连几星期喝不进一滴水，尽管渴得难以忍受。　她的语言能力也有很大程度的下降，甚至达到不会说、也听不懂自己的母语的境况。　最后，她陷入了失神、迷乱、谵妄，以至整个个性发生变化的状态。　下面我们应该马上把注意力放到这些复杂的症状上。尽管你们不是医生，但是听了我刚才列举的这么多症状以后，你们想必会认为自己有把握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们所面临的肯定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很有可能危及大脑。　看来没有多大治愈的希望，甚至有可能导致病人早早死去。可是，你们或许会听到医生们提出这样的见解：在治疗相当多症状同样严重的疾病时，我们完全有理由采取各种不同的、远远更为乐观的态度。　对于这种观点，你们不应置若罔闻。　如果有一位年轻的女病人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她的主要内脏器官（心脏、肾脏等等）经医疗器械检查都是正常，但她却时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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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剧烈的情感紊乱现象——况且，如果她的各种不同的症状在某些细微的方面与通常意料中的有所区别的话——那样，医生一般都不大会太重视这病例，而是从古希腊时代起就被称作“ｈｙｓｔｅｒｉａ”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病症。　这种病症具有产生一系列严重疾病的幻觉性图景的能力。　他们以为，这种病不至于危及生命，而且恢复健康——甚至是百分之百的恢复——是完全有可能的。　要把这样一种癔病同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区别开并不总是很容易的。　可是，我们没有必要知道这样的鉴别诊断是怎样作出的；我们只要相信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例恰恰就是任何一位合格的医生都不会诊断出是癔病的那种疾病就够了。　这里，我们还可以从这位病人的病情报告中援引这样一个更深入的事实：她的病是在她照顾病重将死的父亲——她热爱自己的父亲——期间发作的，而且，因为自己的病症，她被迫停止护理她的父亲。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与医生们同道而行还是颇有益处的，但是分手的时刻已经到了。　因为你们不应该设想，由于把某种疾病诊断为癔病，而不诊断为严重的大脑器质性疾病，就可以使病人接受医疗援助的前景得到本质性的改善。　在绝大多数病例中，医疗技术对于严重的大脑疾病是无能为力的；同样，一个医生对于癔病性失调也是毫无办法的的。　他只得听凭仁慈的造物主来决定乐观的后果将在何时以及如何获取。由此可见，是否把某种疾病诊断为癔病对于病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对于医生说来却恰恰不同。　医生对癔病患者的态度和对器质性疾病患者的态度明显是大为不同的。　他对前者不像对后者那样怀有同情心——因为事实上癔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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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病状要轻微得多，但它又似乎要求被看成是同等严重的病。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因素在起着作用。通过研究，医生已经了解了许多对外行说来仍是不解之谜的情况，他已经能对某种疾病的起因以及这种疾病所能引起的种种变化——比如一个患有中风或恶性肿瘤的病人的大脑变化——形成一定的想法，而他正是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切中要害的。　然而，当他面对癔病现象的具体情况时，他的所有知识——他在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病理学等方面所接受的训练——却把他置于一旁，不再帮他了。　他无法理解癔病，在这种疾病面前他自己也变成了门外汉。　这对于任何一个通常相当重视自己的知识的人来说，都不是令人愉快的事。　于是就出现了癔病患者得不到医生同情的现象。　他把这些患者看成是侵犯他的科学的法律的人——就像正统教派的信徒眼里的异教徒一样。他会认为这些病人什么恶劣的行为都干得出来，会指责他们夸大事实，故意欺骗，故意装病，等等。　于是他就不再理解他们，以此给予惩罚。但是，布洛伊尔医生对他的病人的态度却不该受到这样的责备。　他不但对她表示同情，还对她产生兴趣，尽管起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样帮助她。　看来有可能是这位患者自己出众的智力和优良的个性减轻了医生治疗中的困难，这些他在病例记录中说得十分清楚。此外，由于他的热心观察，他也很快找到了为病人提供初步帮助的方法。他观察到，当病人处于“失神”

　　　　（伴有神智混乱的个性变化）状态时，她总是习惯于自言自语几句，这些话好象是产生于她脑子里忽然闪现的某个想法。　她的医生便把这些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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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然后使她进入催眠状态，再把那些话重复说给她听，以便使她把这些话当作起点。　病人果然依照办了，她就这样在医生面前把她隐入“失神”状态后一直占据她大脑的那些精神创造物重新显现出来，而我们就是从她吐露的那些支离破碎的话中了解到这创造物的存在。　这些精神创造物都是深沉而忧郁的幻想——我们不妨称之为“白日梦”

　　　　，有时明显地带有诗一般的美好感受，起点经常是一个姑娘坐在父亲病榻边的姿势。　当她说出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幻想之后，她就仿佛得到了自由，又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精神生活。　她的状况的好转通常会持续几个小时，而到了第二天又会再次陷入“失神”状态；这一次的病状也能用同样的方式消除——也就是让她把刚刚构成的新的幻想用语言表达出来。　那种现象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她在“失神”阶段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的变化是这些充满情感的幻想所产生的刺激造成的。说来奇怪，每到这种时候，病人就只会说英语，也只能听懂英语。　后来，病人自己把这种新奇的治疗方法命名为“谈疗法”

　　　　（ｔａｌｋｉｎｇｃｕｒｅ）

　　　　，并经常开玩笑地把他说成“扫烟囱”

　　　　（ｃｈｉｍbｎｅｙ－ｓｗｅｐｉｎｇ）。

　　　　没多久，医生仿佛无意中发现，这种像打扫烟囱一样把心灵打扫干净的方法所能产生的效果并不仅仅是暂时减轻病人时常反复的精神迷乱。　事实上，如果能让她在催眠状态中回忆起那些症状最早出现的场合和与此相关的经历，就完全有可能全部消除这些令人痛苦的病症。事情发生在一个夏天，有好几天天气热极了，病人口渴得受不了，因为她不知为什么忽然发现自己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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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进水去。　有好几次她端起一杯水，心里很想喝，可是杯子一碰到嘴唇她就像患有恐水症的人似的马上又把杯子推开。　每逢这种时间，她显然总有几秒钟的时间是处于“失神”状态的。　为了减轻那折磨人的干渴，她只能以水果为生，如西瓜等等。　这种状况持续了大约六个星期，然后有一天，她在催眠状态中忽然嘟嘟哝哝地说起了她的英国“女友”

　　　　，说她不喜欢这个人，接着便露出满脸厌恶的表情，一五一十地讲起了有一次她走进这位女人的屋子发现她养的小狗——那可怕的畜牲！——在玻璃杯里喝水的情景。　出于礼貌，这位病人当时什么都没有说。　这时，她把当时抑制住的愤怒强烈地发泄了出来，然后就要水喝，并毫不费力地喝了很多水，等她从催眠状态中清醒过来时，那只杯子还贴在她的嘴唇上。　从那时起，她的病就完全消除了，再也没有复发。

　　　　诸位请允许我在这件事上多说几句。　在那之前，还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治疗过癔病的症状，也从来没有人对这种症状的起因有如此深邃的洞察。　只要能证实病人的其它症状——也许是大多数症状——也是这样产生，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治疗，那么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发现。　布洛伊尔全力以赴想要证明这一点，因此他对这位病人的其它更为严重的病症的致病原因进一步作了系统的调察。　事实果然如此。　几乎所有的症状都是这样产生的，也就是作为某种情感经历的残余物——或可以称作“沉淀物”——而产生的。　所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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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把这种情感经历称之为“精神创伤”

　　　　，并通过所有症状和导致症状的创伤场景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这种症状和导致症状的特别性质。　用一个专门的术语来说，这种症状是由那些创伤场景所“决定”的，其实症状就是对这些场景的记忆的残留，因此，再也无理由必要把它们说成是神经病的变化无常、神秘莫测的产物了。然而，有一个意料不到的问题不可忽视：使症状残留下来的并不总是单独的一个创伤经历；正好相反，这种结果往往是由于几个创伤经历的汇集而形成的，而且经常是由于大量相似的创伤的重复而导致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按照时间顺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按照相反的时间顺序，也即从现在到过去的顺序，重现出整个致病记忆的全过程；要想跳过较后出现的创伤，以便更快地追溯出最早的、也常常是最有致病力的创伤记忆，这是不可能的。前边我已经给你们讲了一个由于讨厌狗从玻璃杯里喝水而产生的对水的恐惧引起癔病症状的例子，现在想必你们会要求我再提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不过，假如我想遵循我自己的计划的话，我就应该约束自己尽量少举例子。　比如说，关于这位病人的视功能失调的问题，布洛伊尔这样描绘过他和病人一同回忆过去经历的情况，有一次——她双眼含着泪水坐在父亲的床边，父亲忽然问她几点钟了，可是她看不清楚，于是就把手表放到眼前，费了很大的劲儿还是看不清。　那表面儿一下变得又大又模糊。　同时，她又尽力忍住眼泪，以便不让病中的父亲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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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她的一切病态的感觉都是来自她在看护疾病缠身的父亲那段时间。有一次她在半夜惊醒过来，病人正在发高烧，她急得不得了。　当时她正急切盼望着一位约定要来给她父亲做手术的维也纳大夫快点到达。　她母亲刚出门没一会儿，安娜坐在床边，右手臂搁在椅子背上。她虽然醒着，却恍恍惚惚做起梦来，忽然看见有一条黑色的蛇从墙边向她父亲爬过去。　要去咬他（大概她家后面的田里有蛇，而且曾经使这位姑娘受过惊吓，因此它们为她的幻觉提供了素材）。

　　　　她想把蛇赶跑，但是忽然感到自己好像浑身麻痹了似的。　她那搁在椅子背上的右手臂毫无知觉，像瘫了似的无法动弹。　当她看自己的手时，那些手指都变成了一条条长着死人脑袋（指甲）的小蛇（看来很可能是她想用那只麻痹的右手赶走蛇。　结果手的麻痹就和蛇的幻觉联系起来了）。

　　　　等蛇不见之后，她惊魂未定地想要祈祷，却又在语言上遇到了麻烦——她找不到自己能讲的语言了，直到最后她忽然想到几句英语的童谣，于是她发现自己只能用这门语言思考和祷告了。

　　　　当这位病人在催眠状态中回忆起这番情景时，自从他开始生病以来一直折磨着她的右手臂的僵化性麻痹一下子消失了，整个治疗过程就此结束。几年以后，当我开始对我自己的病人用布洛伊尔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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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时，我的实际经验同他的完全相同。　一位四十岁的太太患有抽搐症，主要症状是每当她兴奋的时候（有时根本没有明显的原因）

　　　　，嘴里总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噼噼啦啦”的响声。这个病症起源于患者的两次经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每次都是在她决心不发出任何声音的时候产生的，可事实上两次都有一种相反的意志力迫使她打破沉默，结果就发生上面提到的那种声音。　这两次经历的第一次是她的一个孩子生病了，当她费了好大劲儿总算哄那孩子睡着后，她便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保持绝对安静，别把孩子惊醒。　另一次是她和她的两个孩子在一个雷雨天坐马车出门，路上马惊了，她害怕地不敢发出一点儿声音，生怕加重马的惊慌。《癔病研究》一书中记载了几个这样的例子，我在这里给你们讲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女士们，先生们，如果允许我笼统地概括一下的话——其实在这样一番简略的描述中是不可避免的——我想把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学到的内容归纳为：我们的癔病患者遭受的是记忆的折磨。　他们的症状就是特定的（创伤性的）经历的残余和记忆象征。　如果我们把这种象征现象同其它领域的其它记忆象征作一番对比，我们也许能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在一些大城市里使公众深怀敬意的那些纪念碑和纪念馆也是记忆的象征。　如果你们到伦敦的大街上去走一走的话，你们会在一个大火车站的前面看到一根雕刻精美的哥特式大圆柱——查灵克罗斯（ＣｈａｒｉｎｇＣｒｏｓ）。

　　　　十三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的一位国王曾下令把他的王后埃莉诺的遗体运到威斯敏斯特去，并在王后的灵柩停留的每一站都立上一个哥特式十字架。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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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克罗斯是这些纪念送葬仪式的纪念碑中最后一座。　在同一个城市的另一处，也就是离伦敦桥不远的地方，你们会见到一根高耸入云、更为现代的大圆柱，它简单地被称为“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一六六六年该地段发生并烧毁了大半个城市的“伦敦大火”而设计的。　因此可见，这些纪念碑在充当记忆象征这层意义上同癔病的症状是相似的，到此为止，这番比较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位伦敦人一走到埃莉诺王后的葬礼纪念碑前就停下来深深地哀悼一番，而不是按照现代工作条件的要求而匆匆奔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也不是陶醉于他自己心上的年轻美貌的“王后”给他带来的快乐之中，我们会有何感想呢？或者说，如果今天也有一位伦敦人站在那座纪念当年把他热爱的都市化为灰烬的那场大火的纪念碑前流下了眼泪——尽管这都市早已重新建设得远远比那时更辉煌夺目，我们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