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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人生智谋串串烧-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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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敌智谋第15章 先发制人的智谋(10)

    斩草要除根    
    做事情,要么就做到底,要么打一开始就不去做,如果真的该做,就应该做得彻底、干净,否则从一开始就根本不要动手,半途而废后果自然不堪设想。    
    战国时,晋国在晋励公在位的时候,有六名权臣掌握实权。胥僮和长鱼矫向励公进谏说:“权臣的权力能力与君王匹敌,而且凡事都要和主君争权,结党营私,对下贪赃枉法,对上威胁君主,这样下去,国家怎么可以安泰呢?”    
    励公接受了这个建议,杀了其中的三位权臣。胥僮和长鱼矫又进谏道:“没有将犯有同样罪行的人一起处死,留下的必定害怕得到同样的惩处,必会心生不轨,如给他们时间准备,将更加危险。”    
    “我已经一口气杀了三个了,我不能如此残酷,通通把他们处死。”    
    “君王您不想太残酷,他们可是不会对您手下留情的。”    
    可是励公并没有听其劝告,三个月后,剩下的三位大臣果真叛乱,杀了晋励公,并将晋国的土地一分为三,晋国从此不存在了。    
    经过斗争得来的胜利,必然侵害很多人的权益和生命,这些失败者绝不会认输而甘心受支配,必然时刻准备伺机复仇,此刻也绝不可麻痹不意,放松对异已力量的警惕,而应该把各种可能继续为害的因素全部消除。    
    唐中宗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干掉了张易之、张昌宗,废除了武则天,把她迁到了上阳宫。    
    户部侍郎薛季昶对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说:“两个元凶虽然已经伏法被诛,但武后的侄子武三思等人还在,斩草不除根,以后肯定会再长出来的。”侍中桓彦范却说:“武三思不过是小凳上的肉罢了,留着他为大子垫手。”薛季昶叹息道:“我死无葬身之地了!”    
    等到武三思乱政,桓彦范懊悔莫及。    
    宋宁宗庆元元年,赵汝愚凭借汝州防御使知阁门事韩侂胄的力量,走通了宫中宪圣太后,拥立了宁宗。    
    事成之后,工部侍郎徐谊就对赵汝愚说:“今后朝侂胄肯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最好是充分满足他的欲望,而将他放置到远离京畿的地方。”宝文阁待制叶适给赵汝愚说:“韩侂胄所希望的,不过是个节度使罢了,最好是给他当。”宝文阁待制朱熹也说:“赵汝愚应当用厚赏酬谢韩侂胄,不要让他干预朝政。”    
    赵汝愚却认为韩侂胄容易节制,对这些忠言全都听而不闻。只给了韩侂胄一个防御使的官职,韩侂胄对此十分怨恨。后来他诬陷赵汝愚图谋造反。赵汝愚被贬谪,暴死边疆。    
    


克敌智谋第15章 先发制人的智谋(11)

    武三思和韩侂胄都是恶人。然而武三思有罪,所以应当讨伐他、除掉他;韩侂胄有功,所以应当奖赏他、远放他。除掉武三思应当在武后彼迁走的时候;远放韩侂胄,应当在他还没有得志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就无法有所作为了。五王和赵汝愚,都是自恃他们的权势、声望和才智凌驾三思、侂胄之上绰绰有余,却不知道恶人的手段往往更加胜于豪杰。    
    后者大意而前者机密,后者仁厚而前者狠毒,所以如果对忠心的谋略不依从,就会给自己留下了祸患。    
    唐代哥舒翰任西安节度使,派遣都兵马使张擢到京师长安奏事,张耀完成了任务后,在京师逗留了很久没有回去,他进献财物给杨国忠,与杨国忠结交。    
    哥舒翰正巧也来京师,要入宫朝见天子,张擢怕哥舒翰问罪,心里惴惴不安,请求杨国忠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兼剑南西川节度使。任命的诏书下达后,张擢大摇大摆地来到哥舒翰家,拜见哥舒翰。    
    哥舒翰一见到他,马上命令部下把他揪到庭中,列举了他的罪状,用杖打他。    
    有部下看张擢快被打得断气了,就赶紧报告了哥舒翰。    
    哥舒翰脸色不变,下令继续打,直至打死为止。打完以后,他向皇帝写了一份报告详细解释这件事。唐玄宗慑于哥舒翰的势力,又看张擢人死也不能复生,死无对证,只得下诏褒奖哥舒翰坚持原则,还顺便卖个人情,又让哥舒翰鞭打张擢尸体100下。    
    如果把斩草除根简单地理解为灭口了事,那就还没有理解这一智谋的实质。斩草除根的目的是稳底消除一种危险因素,使其不能继续为害,而不能简单地从个人层次上理解。    
    宋仁宗时,西部边疆发生战争,大将刘平阵亡。朝中舆论认为,这是因为朝廷委派太监做监军,主帅不能完全施展自己的指挥才能,所以刘平失利。仁宗下令砍下了监军黄德和的脑袋。    
    于是,有人借此机会,请求皇帝把各军元帅的监军全部撤掉。仁宗征求吕夷简的意见,吕夷简知道强行撤掉必然引起反抗,反而不容易达到目的,因此回答说:“不必撤掉。只要选择为人忠厚谨慎的太监去担任监军就可以了。”    
    仁宗委派吕夷简去选择。吕夷简又回答说:“我是一名待罪宰相,从来没有和太监交往过,怎么能知道他们是否贤良呢;希望皇上命令都知押班去推举,如果他们所荐举的监军有不胜任其职务的,就一起治罪。”    
    仁宗采纳了吕夷简的意见。第二天,都知押班跑到仁宗面前,请求把担任监军的太监全部撤掉。    
    朝中文武都称赞吕夷简有谋略。杀掉一个监军,其它的监军依然存在。全部撤掉了他们以后军中再有过失时,他们就会为不该撤掉他们找到口实,所以让他们自己请求撤掉最好。    
    在这个故事里,杀掉监军反而不能斩草除根,而利用可能出现的巨大危险迫使太监自己放弃监军的权利,才是真正消除了祸根。    
         
    


克敌智谋第16章 以静制动的智谋(1)

    他自凶来他自恶,我自胸中一口真气足;他自狠来他自横,我自明月照大江。    
    十字架和太极图    
    在印度的一个地方,有几条猪逃跑了。经过几代在山林里的进化以后,这些猪变得越来越凶悍,甚至威胁经过那里的人。几位经验丰富的猎人很想捕获它们,但这些猪却狡猾得很,从不上当。    
    一天,一个老人领着一匹拖两轮车的毛驴,走进野猪出没的村庄。车上装的是木料和谷粒。老人告诉当地的居民说他要帮助捉野猪。他们都嘲笑他,因为没有人相信老人能做那些猎人做不到的事。    
    但是,两个月以后,老人又回到村庄,告诉村民,野猪已经被他关在山顶的围栏时里。    
    他向居民解释他是怎样捕捉它们的。他说:“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野猪经常出来吃东西的地方,然后我就在空地中间放少许谷粒作为陷井的诱饵。那些猪起初吓了一跳,最后,还是好奇地跑了过来,由老野猪开始在周围闻味道。老野猪猛尝了一口,其他猪也跟着吃,这时我知道我能捕到它们了。第二天我又多加了一点谷粒,并在几尺远的地方树起一块木板。那块木板象幽灵一样,暂时吓退了它们,但是白吃的午餐很有吸引力,所以不久以后,它们又回来吃了。当时野猪并不知道,它们已经是我的了。此后,我要做的是每天在谷粒旁边多树立几块木板而已,直到我的陷阱完成为止。每次我加进一些东西,它们就会远离一阵子,但最后都会再来‘白吃午餐’。围栏做好了,陷阱的门也准备好了,而不劳而获的习惯使它们毫无顾忌地走进围栏。这时我就出其不意地把它们捕捉了。”    
    这就是以静制动。实际上,在传统的东方文化里面,这种谋略处处可见。    
    有人说,中西文化的分别,最明显地表现在太极圈和十字架这两种文化图腾上。这话一针见血地抓住了特点:十字架向上下左右伸展扩张,体现了强烈的征服欲望和对极端物的追求。而太极圆转如意,循环往返,此即彼彼即此,是即非非即是,没有明确的界线。由此及彼,由非及是,获取的方法是迂回而不是直接,“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以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粹围棋来说,古人论围棋九品,“守拙”即高于“斗力”和“小巧”。甚至有大师提出:围棋比的不是谁下得好,而是比谁下得不坏,用不着下妙手强手,只要一手手都不是坏棋就能赢。    
    在当今世界围棋界,称雄棋坛的第一高手李昌镐是一道令人深思的风景。他的棋路没有聂卫平广阔,也不如马晓春灵巧,更缺乏曹熏铉的狠劲和藤泽秀行的华丽。甚至可以说,他的棋不张扬不突出,没有什么特点。然而没有特点却恰恰是他的最大特点,因为没有特点,也就无懈可击。这就是以静制动谋略的运用。    
    


克敌智谋第16章 以静制动的智谋(2)

    中国武术也讲究“以静制动”,强调“四两拔千斤”,《倚天屠龙记》中讲“九阳真经”的总诀是:“他自凶来他自恶,我自胸中一口真气足;他自狠来他自横,我自明月照大江”,静静的明月大江,胜过一切凶恶的进攻打击。独孤九剑讲究“无招胜有招”,因为一出招,必然有缺陷,唯有不动,才浑然一体没有破绽。    
    以静制动同时也是兵家的境界之一。曾国藩积其带兵几十年的经验,总结说:“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又思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    
    上面所说的是武学和兵学的精粹,但又岂止是这二学呢?绘画艺术上的“少少许胜多多许”,乃至平常所说的“退一步天宽地阔”,“凡事当预留地步”,也无不包含这个智谋在其中。    
    明朝时候,担任甘肃副将的庄浪地方部落首领鲁麟,向朝廷要求当大将军而没被获准。他一气之下,依仗自己部落强大,便以孩子幼小为由而自行回了庄浪部落,以此要挟朝廷。    
    面对这种情况,朝中有的大臣主张封他为大将,有的主张把他召到京城,加赏封地。    
    尚书刘大夏说:“鲁麟为人暴虐,且不善于管理部众,他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然而他又没有犯罪。现在如果授他大将军印,不合朝廷的法规;召他到京城,他如果不来,则有损于朝廷威严。此时上策是暂时搁置,不去理他,听任他在家赋闲。而另外表彰他先世对朝廷的忠贞。表彰鲁麟先辈的功绩,使他内心愧惭,而怨恨朝廷不封他大将军的事又不能说出来。这样事态才能按照我们的意思转化。”    
    果然,表彰令一下,鲁麟自觉没趣,不久便心情抑郁而死。    
    如果细细推究一下,这种以静制动的的智慧,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和与人生哲学之中。这种人生哲学认为:锐意进取,往往是一败涂地;无意插柳,却柳树成荫,学问全于对这“有意”与“无意”间的微妙之处的把握上。最高境界则是“不即不离”,既有意,又无意;既保持距离,又不过分疏远;既有所追求,又不着痕迹,始终是一种不明晰、不确定的关系。    
    对这中间的分寸、尺度的把握,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大英雄临危不乱    
    我国古人深知“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善于通过“以静制动”的手段,化解矛盾。“静”并不意味着不动,在静的同时,时间在流动,形势在变化,机会也在转换。这就如面对行驶车流的静止景物。景物虽然静止,而它所面对的车辆已不一样了。    
    所以,静也是一种“动”。它避免了盲目乱动,深存实力,也不会惊动对手。而且,可以从流动在面前的情况中抓住所需的机会,甚至有时机会还会自己找上门来。    
    


克敌智谋第16章 以静制动的智谋(3)

    唐代宪宗时期,裴度任中书令的职位。    
    有一天,手下人慌慌张张地跑来向他报告说他的大印不见了。为官的丢了大印,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可是裴度听了报告之后一点也不惊慌,只是点头表示知道了,并告诫左右说:“印信是我另外找人收藏起来了,不要惊慌。”    
    左右之人看裴中书并不是他们想象一般惊慌失措,都感到疑惑不解,猜不到裴度心中是怎样想的。而更使周围的人吃惊的是,裴度就像完全忘掉了丢印的事,竟然当晚在府中大宴宾客,和众人饮酒取乐,十分逍遥自在。    
    就在酒至半酣时,有人发现大印又被放回原处了。左右手下又迫不及待地向裴度报告。裴度依然满不在乎,好象根本没有发生过丢印之事一般。那天晚上,宴饮十分畅快,直到尽兴方才罢宴,然后各自安然歇息。    
    而左右始终不能揣测裴中书为什么能如此成竹在胸,事后好久,裴度才向大家提到丢印当时的处置情况。    
    他告诉左右说:“丢印的原由想必是管印的官吏私自拿去用了,恰巧又被你们发现了。这时如果嚷嚷开来,偷印的人担心出事,惊慌之中必定会想到毁灭证据。如果他真的把印偷偷毁了,印又何从而找呢?而如今我们处之以缓,不表露出惊慌,这样也不会让偷印者感到惊慌,他就会在用过之后悄悄去放回原处。而大印也不愁不能失而复得,发生什么意外了。所以我就如此那般地做了。”    
    事发仓猝危急,人出于本能会惊慌失措。未加工惊慌失措非但于事毫无半点帮助,反而会添出许多的乱子来。试想,如果是两方相争之时,对手乘着惊慌刺探到有利的情报,甚至乘危而攻,那岂不是雪上加霜吗?    
    所以,在紧急时刻,应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以不变应万变,风动旗动心不动,以高度的镇定,冷静地分析形势,那才是明智之举。当然,能这样做的都是那些有丰富经验、过人智慧以及良好心理素质的人士。    
    文彦博喜欢游园饮宴,曾经在县署击球,夜深还不停止。随从他的士兵极为不满,准备借机起事,群起喧哗,点着了夏天关马的大敞房,旁人也无法劝止。    
    军校将此事告诉了文彦博,在座的客人听了吓得两腿发抖,文彦博故意说:“天气实在寒冷,可以让他们拆了烧火取暖。”神态自若,照样饮酒作乐。士兵们一下子就泄了气,没有把事情闹大。    
    气就象火,越挑越燃得大。把柴一取,火自然就熄灭了。用这个办法可以消除动乱,可以停息争端。    
    三国时,中郎将张辽接受曹操的命令屯兵长社。临出发时,军中有人谋反。夜里,忽然听见惊呼:“起火了!”全军都骚乱了。张辽对左右的人说:“不要乱动,这不是全军造反,必然是有人在里面制造混乱,想以此扰乱军心罢了。”    
    就对军中将领宣布:“不想造反的人就安静下来。”张辽率领亲兵数十人,在军营正中端立不动。一会儿,就将谋反的首犯抓获了。    
    


克敌智谋第16章 以静制动的智谋(4)

    汉景帝时,太尉周亚夫统帅军队讨伐七国。军中也曾在夜里发生惊乱,周亚夫稳睡床上根本不起来。一会儿,军中自然平定下来。    
    汉光武帝时,吴汉作大司马,曾有敌寇在夜里进攻汉营,军中惊扰不安,吴汉也是照样睡觉,不动一下。军中听说吴汉没有动静,都回到各自营帐,按部就班。    
    当夜,吴汉就选择精兵袭击敌寇,大败了敌军。这些都是以静制动的策略,然而,如果不是军中一贯纪律严明,事到临头,虽然想不动也不可能。    
    北宋李允则任雄州知州时,一次在军营中举行宴会,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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