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 林语堂着-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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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把判决辞写成下面这个小调儿: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钨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的这两首小调儿,因为是用当日的口头话写的,大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轶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爱寻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事。那时节,苏东坡对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在他四十岁以后,在黄州时,他才精研佛学。黄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在靖江、金陵、庐山,又交了些和尚朋友。那些人中,至少有两个——惠勤和参寥,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由那些随笔轶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根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碟。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像——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嗅,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木鸟, 疑是叩门僧。 ’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编的。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阎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妓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他就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 论“梦魂出窍” ,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胡桂十年放逐,遇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徽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江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 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妓求诗之时,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下面即是一例: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苏东坡写了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妓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且把前此专供谈情说爱的词, 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 他的词中最好的是《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争相模仿。但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瀑、白簿、柳阴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词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厌。苏东坡在他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决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词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作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合歌曲的需求。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坚,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苏东坡在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极其喜爱,从在黄州的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但是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等。这种艳词与淫词从何处何时划分开,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情欲和纯爱在诗中之难划分,正如在现实人生中之难划分一样。无可避免的是,诗人,也像现代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的艺人一样,偏爱歌唱伤心断肠的悲痛、爱的痛苦、单恋的思念。他们歌咏的是闺中的少妇怨女,怅然怀念难得一见的情郎,默然自揽腰围,悄然与烛影相对。其实,女人的魁力全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她的芳容。瞧悴,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儿,她那睡昏昏的情思,她的长宵不寐,她的肝肠寸断,她的茶饭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两方面的楚楚可怜——这一切, 和穷苦一样, 都显得有诗意美感。这些文词都与“苏慷”一词相似,而含有色欲淫荡的意思。苏东坡不但成为有来一代的大词家,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儿,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倒是有两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才女琴操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当时才十二岁。我们以后再提她。
现在有一份宋拓苏字帖,上面记有一个妓女的一首诗,叫做《天际乌云帖》,是从第一句诗得名的。帖里说的是营妓周韶的故事,周韶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书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赛喝茶,都曾获胜。苏东坡经过杭州,太守陈襄邀宴,周韶也在座。宴席上,周韶请求脱除妓籍,客人命她写一首绝句。周韶提笔立成,自比为笼中白鹦鹉“雪衣女”。诗曰: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席上其他诗人也写诗为念。苏东坡补言当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过这样的官场生活,自然须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有一个好妻子,则男儿不违法犯纪,不遭横祸。苏东坡的妻子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贤妻。她现在已生了两个婴儿。做一个判官的妻子,她有一个舒服的家,享有社交上的地位。她还依然年轻,甘四岁左右。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爱追欢寻乐,还有——是个多么渊博的学者呀!但是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还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新到的太守陈襄,是个饱学之士,在他们到差之后一年来的,这位太守把对外界的应酬做得很周到,官妓自然全听他们招唤。另外还有周那、鲁少卿等人,并不是丈夫的真正好朋友。歌妓们都有才艺,会唱歌曲、会弹奏乐器,她们之中还有会作诗填词的。她自己不会做诗填词,但是她懂那些文句。那些诗词她也觉得熟悉,因为她常听见丈夫低声吟唱。她若出口吟唱,那可羞死人!高贵的夫人怎么可以唱词呢?她丈夫去访那些赤足的高僧——惠勤、辩才,还有那些年高有德的长胡子的老翁,她反倒觉得心里自在点儿。
苏夫人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摸清楚丈夫性格,那是多方面的个性,既是乐天达观随遇而安,可是有时又激烈而固执。到现在她倒了解一方面,就是他不会受别人影响,而且你无法和他辩论。另一方面,倘若他给歌妓题诗,那又何妨?那是当然的。他对那些职业性的女艺人,决不迷恋。而且她还听说他曾把一个歌妓琴操劝服去遁入空门修道为尼呢!琴操真有很高的宿慧,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苏东坡不应当把白居易写歌妓末路生活的诗句念给琴操听。苏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把丈夫反倒推入歌妓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
她是进士的女儿,能读能写,但是并非一个“士”。她只为丈夫做眉州家乡菜,做丈夫爱喝的姜茶。他生病时,多么需人照顾啊!若丈夫是诗人,因而有些异乎寻常之处,那是应当的。丈夫知道有书要读,上千上百卷的书,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因此,她愿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
这些先不说,与这样人同床共寝,真得承认这个床头人是够怪的。妻子在床上躺着难以入睡,听着丈夫打鼾,却不能惊醒他。在他入睡之前,他要不厌其烦把被褥塞好。他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放妥帖,手拍被褥,直到把自己摆放适当又自在又舒服为止。他身上倘若有地方发僵发痒,他要轻轻揉机,轻轻揉。这些完毕,这才算一切大定。他要睡了,闭上眼,细听气血的运行,要确待呼吸得缓慢均匀而后可。他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已安卧。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我不再丝毫移动,而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吾入睡矣。”
苏东坡承认,这与宗教有关系。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这以后是苏东坡一件重要的事。苏东坡在把自己睡眠的方法向两个弟子讲解之后,他又说:“二君试用吾法,必识其趣,慎无以语人也。天下之理,戒然后能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谨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也。”
后来,苏夫人还发现夜里和黎明时,丈夫习惯上要有更多的改变。用细梳子拢头发和沐浴是这位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因为在那一个时代,若有人细心观察人的身体及其内部的功能,并注意草药及茶叶的研究,再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