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人格--弗洛依德-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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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　从整体上说，陶渊明的人格是高洁而完整的，没有潘岳那样的严重的内在分裂。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陶渊明也有属于他自己的人格冲突。　他清心寡欲，情淡如水。　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于世事都并没有遗忘和冷淡。”所谓“世事”

　　　　，也包括男欢女爱、情欲性感。　据说，陶渊明曾写过一部志怪小说《搜神后记》，小说中讲了许多人神相亲并纵情作爱的故事，甚至毫不掩饰地描写枕席之欢。　大诗人躲开了那个易使人放荡却又不许人放荡的浊世，在东篱之下，一边饮酒赋诗，一边编一些情爱小说。当然，《搜神后记》的作者究竟是不是陶渊明，学术界还有争议。　我们且不去管它。　我们来读读《闲情斌》，这可真是陶渊明写的，千真万确。　郑振铎先生称《闲情赋》“写得那么质实而富肉的感觉”。陶渊明写道：他爱上了一位“表倾城之绝色”的女子，而且为她的“纤指”

　　　　、“皓袖”

　　　　、“美目”

　　　　、“言笑”弄得心旌摇荡，神魂颠倒。　他想向这位女子求爱，却担心有违礼教，真正是“我想要——我害怕”。怎么办？只好借助诗人的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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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１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

　　　　诗人竟愿意变成丽人的衣领，而去亲近那迷人的脖颈，去承受那醉人的芬芳。　可是，丽人就寝时，必定要将衣服脱下，放在一边。　于是，变成了衣领的诗人，只好与丽人分离，在漫长的秋夜里忍受“可望而不可及”的孤独。　变“衣领”不行，那就变成别的什么，只要能与丽人在一起。　作者一口气用了十组“愿……，悲……”的句式。　悠长的“咏叹调”

　　　　，哀婉缠绵地抒发了诗人对丽人的挚爱，对情欲的渴求。　诗人不仅愿做恋人的“衣领”

　　　　，还愿做她的“裳带”

　　　　、“莞席”

　　　　、“丝履”

　　　　、“竹扇”等等。《闲情赋》的作者，受爱洛斯的驱动，想要爱绝色女子；而他的超我和自我却告诉他，这是不可能更是不允许的。　恋“人”不能如愿，只好恋“物”

　　　　，这有点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性目的之变异”。南山之下的隐居生活虽然幽静，却毕竟清苦单调。“夏日抱长饥，冬夜无被眠”

　　　　，温饱尚成问题，更何谈别的享受。而诗人又是“猛志固常在”

　　　　，激情爱欲并未熄灭。作者用奇特的想象，用优美的诗句，把人格构成中的“我想要”与“我害怕”融为一体，将个体的道德焦虑诗化为淡淡的哀愁，化为幽幽的意象，化为与南山的轻烟薄雾一样飘逸迷离的诗情画意。在如何对付道德焦虑这一问题上，艺术家比科学家幸运多了。　艺术家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化解并升华自己的道德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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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虑——人格之碍９３１

　　　　虑，像陶渊明那样将道德焦虑诗性化、艺术化。　科学家却无这种幸运，他们只好受焦虑的折磨和煎熬，无法消释，无计逃遁。　尤其是那些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他们比常人有着更重的心理痛苦。　这是因为，为了维护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他们必须将自己的焦虑深深地埋藏起来，秘不示人。爱因斯坦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心目中，爱因斯坦不仅是相对论的首创者，不仅是知名的和平运动活动家，而且是人格高洁、道德完善者。　但是，最近由英国哈泼公司出版的《爱因斯坦的私生活》一书，打破了关于这位科学家的道德神话。　此书以翔实的资料表明，爱因斯坦在家庭生活中的表现，远远不及他在社会生活中那样光彩夺目。　爱因斯坦在与米列娃。　马里奇保持夫妻关系时，就爱上了表妹埃尔莎，此后，他一直虐待妻子，并在她患上精神病后抛弃了她。　母亲的悲惨命运，使两个儿子的心灵受到很大创伤，小儿还得了精神病，长期住在精神病院，作为父亲，爱因斯坦却从未去看望过自己的儿子，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第二个妻子也不忠诚。　随着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主动前来向他讨好的女人也越来越多，她们之中有不少人是在“讨教相对论”的名义下前来的。在超我与本我的冲突中，爱因斯坦放逐了超我，放任了本我。　他想要，但他仍然害怕，否则他不会将他的私生活隐藏得这么紧。他害怕公众的谴责，说到底是害怕超我的谴责。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我想要——我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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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１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３生活真是不易啊A我们曾用“一仆三主”来形容爱洛斯人格的自我、本我、超我与外界的关系。　说得通俗一些，本我代表着尚未驯服的激情，超我代表理想和良心，自我则代表理智和审慎。　自我必须同时服侍三个暴虐的主人，必须尽可能地调解三个主人之间的矛盾，处理好它与三个主人之间的关系。　自我常常感觉到自己从三个方面被包围了，并且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压力，遭到三种危险的威胁。　自我的这些感觉，就是“焦虑”

　　　　；自我所遭受的三种不同的压力和威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种不同的焦虑。　来自本我的压力，构成神经性焦虑；来自超我的压力，构成道德性焦虑；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则构成现实性焦虑。　压力越大，焦虑越重。本来，自我是从知觉系统的经验而来，因而要再现外部世界的要求。　然而，自我也希望成为本我的忠实的奴仆，希望与本我和睦相处。自我把自己作为一个对象介绍给本我，并将本我的力比多吸引到自己的身上。　自我很重视调解本我与现实的矛盾，它常常用自己的“前意识”的文饰作用来遮掩本我的“潜意识”命令，来掩饰本我与现实的矛盾。　当本我顽固坚持不肯调和时，自我就要用外交手腕卖弄一下虚情假意。另一方面，自我的一举一动还要受到超我的严密监视。超我坚持它自己的行为准则，决不向自我、本我和外部世界妥协，也不顾来自外部世界和内在本我的双重困难。　如果这些准则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超我就采用以内疚感和负罪感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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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虑——人格之碍１４１

　　　　现出来的道德焦虑来惩罚自我。　可怜的自我，既受本我的驱使，又遭超我的包围，还受现实的拒斥。　它要奋力完成自己的任务，要把里里外外相煎逼的力量加以消解，达成某种协调。　在内外交困的窘况中，自我真是苦不堪言。　明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喊叫：“生活真是不易啊！”

　　　　作为“焦虑”的第三种类型，现实性焦虑源于自我对外部世界之危险性的感觉和恐惧，是由外部威胁所酿成的痛苦的情感经历。　这里所说的“威胁”或“危险”

　　　　，是指现实生活中任何可能给人带来伤害的因素。　应该指出，现实性焦虑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能是先天的。　因为人害怕某种事物或环境的心理倾向可以是遗传的，母亲怕老鼠，儿子也可能怕老鼠。　当然，更多的情况下，现实性焦虑是来源于后天，是在生活中形成的。　比如，人类对黑暗的恐惧，可能是先天的，因为人类在学会制造和使用光亮之前，曾有数代人在夜间的黑暗中经历种种危险与威胁；但也可以是后天学会的，因为人在暗夜经受恐惧感的可能性要比在白天大得多。　也可以这样说，是遗传和经验共同完成了人类对黑暗的恐惧。　遗传可以使一个人对这种恐惧产生敏感，而经验则可能使这种敏感成为现实。　顺便说一句，弗洛伊德所讲的现实焦虑的先天可能性，在荣格那里被表述为“集体无意识”——此乃后话。弗洛伊德认为，人在婴儿期和儿童期比在其它时期更容易学会恐惧。　这是因为尚未成熟的有机体，还无能为力，不可能排除外界的危险。　年幼的有机体经常处于恐惧状态，是因为他的自我还没有发达到能够控制大量刺激的程度。　弗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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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１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伊德把这种由于焦虑而使人感到无能为力的经历，称之为“创伤性经历”

　　　　，而这种经历的原型就是出生创伤。　刚刚来到人间的新生婴儿，被外界的超量刺激弄得晕头转向。　刚从受保护的胎儿期来到人世间，对周围的一切还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　在出生后的头几年里，儿童还经历过许多他所应付不了的其它情景。　这种创伤性的经历，为日后整个恐惧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准备好了心理原型。在以后的漫长的日子里，每当遭遇到类似于婴儿期那样的无能为力的情景，都会触发焦虑信号，都会导致现实性焦虑。　可以说，人一生的所有的恐惧，都与早年无能为力的经历相联系，并且还有一种发展上的先后关系。弗洛伊德曾打过一个很著名的比方，说人生历程，恰似一个向上飘升的风筝，借助秋天的风，风筝徐徐上升，渐渐地，与蓝天融为一体。　然而，风筝不管飞多高，只要还未断线（断线＝死亡）

　　　　，它总是通过那根几乎看不见的线，与地上的那双放风筝人的手紧紧地连在一起。　那双手，就是人的童年。　爱洛斯人格，她的冲动与拘谨，她的冷漠与激情，她的随和与庄重，她的欢欣与苦涩，她的从容与恐惧……都通过那根神秘的线，与“童年之手”紧密相连。哦，我那梦幻般的童年！

　　　　与童年经历藕断丝连的现实性焦虑，因其紧扣现实人生，所以引起人们的格外注意。人与现实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现实是由人构成，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现实对于人，是一种集合式的、契约式的存在，为了人的健康与安全，为了人际关系的和睦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现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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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虑——人格之碍３４１

　　　　必定要制定出许多的准则与戒律，来约束人的行为，来规范人的生存方式。　另一方面，社会的运行以个体的人的存在为前提，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个体的人的进步发展为前提。　从理论上讲，社会应该为她的成员提供便利创造条件，应该帮助并鼓励个体的全面发展。　而事实却常常相反。　首先，社会的那些整体性规范与准则，很可能衍为对个体身心的桎梏，衍为对个体创造性的束缚。　其次，在一个灾难性的社会，或者说在社会的某个灾难性时期，现实与人为敌，由人所构成的现实，成为罪恶的渊薮，成为恐怖的根源，成为人的地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类的许多灾难，其实都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个体的诸多现实性焦虑，其实来源于人自身。我们来看一个《靓女外嫁》的故事。　现代女性，有着太多的现实性焦虑，其中最典型最强烈的，恐怕就是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子作配偶。　本来，新社会解放了妇女，解开了妇女身上的四条绳索。　男人在失去对女性的统驭权时，也卸下了对女性负有的相应的责任；女性在解开“父（夫）权”绳索时，也担起了自食其力的重任。　然而，父权制意识渊远流长，绝非一两次社会变革能荡涤干净。　一个已经变革的社会，已不再为男性特权与职责提供理论与现实的可能，而这个社会的男性与女性，却依然滞留于父权制意识的阴影之中。　于是就有了现代女性的现实性焦虑：渴望找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靓女外嫁》所写的几位上海姑娘，不愿意重复她们的母亲她们的奶奶的命运，不愿意将娇嫩的双手和娇好的脸庞支付给灶台、菜篮子、尿布和奶瓶。　她们要闯出一条“新路”

　　　　，要靠个人奋斗为自己开辟出全新的生存环境。　经过一番（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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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番）苦苦拼搏，她们终于如愿以偿，嫁给了老外。照理说，已经外嫁的靓女们，其现实焦虑已经解除。　非也。　不错，她们做了阔太太，不用上班，不用带孩子，不用挤公共汽车，不用到菜场去讨价还价。　但得到这些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作为一个现代女性所应该具有的独立自主、个性尊严、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等。　靓女们发现，当初“靠自己”惨淡经营殊死搏斗，原来是为了今日“不靠自己”只靠丈夫，是成为丈夫的“禁脔”和“私有财产”。

　　　　“不靠自己”

　　　　，也就是失去了自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格的尊严。　至此，靓女们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她们是打着“新潮”的旗帜，走回了历史的老路，开了一趟历史倒车。“靓女外嫁”四个大字，其实是叠映在“夫贵妻荣”的阴影之中，甚至飘出几丝“夫为妻纲”的阴冷之气。　当她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而苦闷时，她们实际上是从现实性焦虑转向了道德性焦虑。对于外嫁的靓女们来说，现实性焦虑的消除，却导致了道德性焦虑的产生。这是一个悖论。她们的新潮意识越浓，返回传统的速度越快；越是以强烈的现代意识反传统，越是陷入传统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或者说，她们自以为是在与传统观念决裂，其实是在同传统观念拥抱。　她们只好感叹：生活真不易啊！

　　　　对于人生的这种窘困，荣格有一段描述颇为精彩：

　　　　令人悲哀的事实是，人类的现实生活是由各种无情的相互对立的合成物构成的——白天与黑夜，诞生与死亡，幸福与痛苦，善良与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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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虑——人格之碍５４１

　　　　生活是一个战场，它一直而且永远是一个战场。一旦它不再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转引自ＢＲ赫根汉《人格心理学》）

　　　　A其实，大可不必悲哀。　没有各种心理焦虑，哪来人格的重铸与流变？没有本我、自我、超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冲突与搏斗，哪来爱洛斯人格的生成与升华？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心理背景下说，没有各种观念的交叉碰撞，哪来灿烂的思想火花？没有不同主题的相互对斥，哪来气势磅礴的交响？

　　　　没有互引互斥的张力，没有这“张力”的反弹，历史又如何能踽踽前行？

　　　　人格就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

　　　　４红灯之后是绿灯A无论哪一种焦虑，对人来讲都是一种痛苦的感觉。　有人或许希望焦虑可以被废除掉，或许希望焦虑越少越好。　暂且不说这种希望其实是“侈望”

　　　　；即使能够废除，也最好不要废除，因为焦虑对于爱洛斯人格的生成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焦虑的心理功能，是对自我起危险信号的作用，一旦这种信号在意识中出现，自我就可以采取措施来对付所面临的危险。在人格流变的心路历程上，焦虑是红灯。　焦虑产生了，红灯亮了，它提醒主体：你面临着威胁与危险，你必须采取措施去防止或避免危险，你必须想办法保护自己。红灯之后是绿灯。　焦虑消除了，红灯熄灭了，心理流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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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１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续前行，直到下一次焦虑的来临。个体人格不断地遭遇焦虑，不断地排除焦虑，犹如船舶在暗礁的空隙间艰难地穿行。　如果没有这些红灯，危险就得不到排除，焦虑就会堆积起来，并最终给个体造成灭顶之灾。　这种情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从红灯到绿灯，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其间暗蕴着复杂的心理活动与心理过程。　弗洛伊德把人格主体对焦虑的缓解与消弥，统称为“心理防御机制”。弗洛伊德生前并无专著讨论这一问题，但在不少著作中都谈到了防御机制。　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　弗洛伊德将散见于她父亲著作中的自我防御机制归纳为十种：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