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人格--弗洛依德-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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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学家和性心理学家潘光旦先生,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剖析冯小青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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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心理“
,写了一本专著:《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闻一多先生,还特意为潘先生的这本书画了一幅《冯小青对镜图》,颇为传神地绘出冯小青顾影自怜的凄楚、哀怨与悲凉。不独是女性,男性也有自恋。 陶渊明隐居南山,孤独苦寂,“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对陶渊明非常崇敬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有类似的情感经历: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诗人在月下独饮,将影子当作自己亲密的朋友,向影子倾诉自己的衷肠。 这种“自恋”颇有诗情画意,实际上是诗人对自恋的诗性处理,是对自恋的一种艺术升华。如果说,古希腊纳西施和古代中国冯小青的自恋,是一种心理变态,是一种自虐、自毁与自戕;那么,李白和陶渊明的诗,则是以艺术创作的方式,以诗歌的语言,化解了自恋,或者说,是对自恋的解脱或超越。 不做水仙花,他们走出了自恋。自恋具有很大的能量,这种能量扩散开去,便可能形成“自恋性认同”。一个有自恋倾向的个体,一旦发现他者身上也有自己所爱恋的特征,便会毫不犹豫地将自恋能量扩散到他者的那些特征上去。 例如,一个爱恋自身特征的男孩,往往会珍爱他人的那些男性特征,这并非是他想具有那些特征,而是因为这些特征跟他自己的相象。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把拥有跟我们自己同样特征的人视为同类,所谓“物以类聚”是也。 不仅是个性特征的拥有,对物质财富的拥有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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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 一个有家庭电脑的人,很容易将也拥有家庭电脑的人视为同类;一个拥有私人小轿车的人,对于拥有小轿车和拥有摩托车的其他人,他当然更倾向于视前者为同类。应该注意将自恋性认同与对象选择区别开来。 如果有人作出对象选择,那是因为他想要获得该种对象。 而在自恋性认同中,他已经拥有了他所要获得的东西,因而他把对该事物的爱恋扩散到那些拥有同样事物的人身上。 男性之所以视男性为同类,是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特征;而他们之所以爱恋女性,是因为女性能够减弱他们的各自身心紧张。 一个人如果自恋因素非常强烈,他就只能从他的同类中寻求爱恋对象以获得心理的满足。 同性恋的产生,也就是这个原因。 即便是在异性恋中,也有某些同性恋的因素:有的男性会跟男人式的女性成双,而有的女性则会跟女人气十足的男性成对。像纳西施,像冯小青,人们可能会爱上自己的“倒影”。所有的心理选择,都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自恋倾向的影响。 在恋爱过程中,如果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一般是很难产生爱情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爱是有阶级性的。”——这句话如今被视为“左”的名言。 其实不然。 鲁迅就说过,焦大不会爱林妹妹,灾民不会爱兰花。 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有着不同的特征,有着不同的“认同标志”。由于个体在选择爱恋对象时,有不可抗拒的“趋同心理”
,所以他对同类者,或者说对那些与自己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特征的对象,会产生偏爱。他与他的对象之间,哪怕只有一两点相同之处——同一价值观,同一拥有物,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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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同一国籍,同一所大学毕业,同一专业……——他就会很容易地与对方产生认同。心理认同的目标或对象,当然是个体所爱恋,所赏识,所崇拜的。 认同的目标一旦确定,个体不仅执著地追求,而且刻意模仿。 这种认同叫“目标认同”。如果父亲正在获得儿子所渴望的目标,儿子肯定会越大越像他父亲。 同样,一个女孩也可能会认同她的母亲。反过来,如果父母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孩子所渴望的,孩子便会在别的地方寻求榜样。 电影为什么会如此受欢迎?就是因为观众可以把自己认同于影片中的某一个角色。 歌星,影星,舞星,球星,或者别的什么星为什么被崇拜?就是因为“星”们成为了普通人所认同的目标。 追星族的产生,实际上是目标认同的结果。 追星族们虽说非常狂热,但有一点他们是非常清醒的:他们自己成不了“星”。正是因为知道自己因种种原因而达不到“星”的水准,他们才认同于已经达到水准的“星”们,他们在狂热的追星过程中,获得了替代性满足。追星族虽说是成不了星,但他们与“星”们毕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 追歌星的人,也会唱歌;追球星的人,也会打球,或者懂球。 追星族的目标认同,往往是对象身上与自己相似的某些特征,当然追星族也会爱屋及乌,由爱对象的某一点而扩展为爱对象的一切,甚至包括缺点。 这样目标认同就带有了普遍性,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某些特征认同,他也往往与那个人的其它特征认同。目标认同还有一种变异:文饰作用。 个体为自己树立了某种目标,希望达到却未能达到,于是他转而否认该目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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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伊索寓言》中的那只狐狸,想吃葡萄又吃不着,便说葡萄是酸的。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屡见不鲜。 一个极想当官的人,未能如愿,便转而说:无官一身轻;甚至骂天下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不当官的人都是清白的。 弗洛伊德把这叫作“酸葡萄机制”。与此相对应的是“甜柠檬机制”
:吃不到甜葡萄的狐狸,只好吃酸柠檬,还硬说酸柠檬是甜的。 个体未达到预定的目标,便苟且偷安,抬高现状和事物的价值。 一个围棋大师输棋后剃了光头,还说人剃了光头后,风一吹头脑更清醒,也显得更年轻更精神。 读者读到这儿,一定会想到阿Q,鲁迅笔下的阿Q,其心态与行为,就是目标认同中的“文饰作用”。
无缘无故地被别人打了,就说是“儿子打老子”
;看见别人有钱,就说“我先前比你阔多了”
;怎么也划不圆那个圆圈,就说“龟孙子才画得圆呢”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每每遭遇挫折或打击,阿Q总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来掩饰自己的失败,以保持自己内心的安宁,从而使自己在精神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后来的评论者,异口同声地指出《阿Q正传》所描写的“精神胜利法”
,表现的是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自然是不错的。 但我们要问,精神胜利法在国人中,甚至在不同国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普遍性?读到这本书的读者,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是常常有“自我安慰”式的阿Q精神?这些自我安慰,对于抚慰受伤的心灵,对于调整情绪,振奋精神,对于从挫折中重新站起,毕竟是必不可少的。 不错,阿Q的精神胜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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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劣根性”的一面;但放在一个更宽泛的前提下考察,“精神胜利法”
也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也是一种心理调节方法。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鲁迅既是抨击国人的心理缺陷,也是在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深刻地剖析国人的潜意识心理——这一点,长期以来为评论家所忽略。顺便说一句,鲁迅很了解弗洛伊德,读《鲁迅全集》可知,鲁迅在他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到弗洛伊德。扯得太远了,还是回到“心理认同”的话题上来。 安娜。弗洛伊德谈到“目标认同”的另一种变异:人们所认同的目标,除了他所依恋、敬爱、崇拜的对象,还可能是他所厌恶、反感、仇恨的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的精神分析学者发现,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有些受法西斯残酷迫害的犹太人,产生了一种“与迫害者认同”的现象,即从迫害他们的纳粹身上,吸收了若干特点,使自己也变得对人粗暴无礼、残酷无情。 这种潜意识中的与迫害者的认同,其心理目标是减轻迫害者形象对自我的威胁。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同一民族,同一阶级,同一阶层,甚至同一行业,同一单位,同一家庭的成员,为何要如此冷酷地互相殴斗,互相残杀?
这当中当然有“左”
的思潮的影响,有“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有少数恶人的丑行宣泄。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一种对迫害者的心理认同。一个原本忠厚善良的人,在受尽迫害之后,他可能转而去迫害其他的无辜者;一个文弱书生,在受到他者的毒打之后,也可能会去毒打其他的弱者。 为了减轻恶梦般遭遇所造成的心理焦虑,他走投无路,只好被迫选择“与迫害者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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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场民族大灾难中的普遍性心理变态,至今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日常生活申,还有一种较为轻松一些的“与迫害者认同”。俗话说,十年的媳妇熬成婆。 当媳妇时,受够了婆婆的气,恨透了婆婆对自己的管制。 照理说,轮到自己当婆婆时,应该对媳妇仁慈宽厚一些才是。 其实不然。 昔日的媳妇一旦成为今日的婆婆,便产生“对婆婆的认同”
,也就是用她婆婆过去对她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自己的媳妇,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又比如,当学生的,最害怕考试,常常被没完没了的考试弄得身心憔悴,苦不堪言。 他们从心底里厌恶考试,并扩大化地怨恨制造考试的教师。 等到有一天,学生们毕业了,也成了教师,也要去制造一次又一次的考试。 他们并不会因为过去的痛苦经历而变得仁慈,他们同样向自己的教师认同,用同样的严格和冷峻,去折磨他们自己的学生。“与迫害者认同”和“目标性认同”一样,都是自恋性认同的变异,都是个体应该走出的心理误区。 与自恋性认同相对应的,则是他恋性认同,这便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
2需求与满足A从自恋到他恋,既是一种移位,也是一种升华。在爱洛斯人格中,本能是话跃的,也是易变的。 本能为了减轻紧张,常常不断地选择新的对象,不断地变换活动方式。在不能获得第一个对象时,本我的能量可以迅速地转移,转移到另一个能够获得心理满足的对象上。 这充分说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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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量(爱洛斯能量)是能够转移的。 爱洛斯能量从一个对象向另一个对象的转移,就称为移位。人格的生成与流变,正是在一系列的能量移位或对象替换中进行的。当能量移位时,爱洛斯能源的来源与最终目的并不改变,改变的只是具体的目标和对象。爱洛斯人格的源泉是幼儿力比多;而幼儿力比多开始于“口腔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爱洛斯是从对“口腔需求”的满足开始的,或者说,是从“口腔满足”的移位开始的。 对于婴儿来说,口腔和嘴唇是与饮食紧密相连的敏感区,乳头对嘴唇的刺激促使婴儿吮吸。 这种吮吸一方面使饥饿感获得满足,同时对嘴唇的柔和刺激本身就是一种快感。 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取消这种刺激,就会使婴儿感到大为不安。 即便是长大了,进入了童年,还会渴望这种刺激,比如,我们经常看到小学生无意识地咬铅笔头,咬红领巾。 这充分说明,人体内有一种吮吸欲望,如果这种欲望不能在摄食中获得满足,他就会以其它的方式加以表现。 对于婴儿来说,他能选择的“替代式满足”只能是吮吸自己的拇指。 而吮吸拇指常常受到大人的处罚,于是他就寻找别的替代品,有时候,大人也帮他寻找,比如棒棒糖。 婴儿可以尽情地吮吸棒棒糖,而不必担心受到大人的惩罚。 婴儿长大后,社会对他的压力,促使他逐渐放弃儿童式的口腔满足,而采用成人式的,比如:吸烟、接吻、涂口红、饮酒、喝饮料、吹口哨,嚼口香糖、唱歌、侃大山、吐痰等等。当然,上述种种成人式的“口腔满足”
,它们所满足的并不仅仅是口腔需求,还同时满足了别的方面的需求。比如,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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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也能满足性的需求,饮用烈性酒可以减轻多方面的心理紧张,所谓“一醉解千愁”。实际上,成人的对象选择取决于多种本能能量的汇合,弗洛伊德把这称之为“广度决定”。所谓广度决定即任何一种对象选择都有可能一石数鸟式地满足多种本能。 本能融合或广度决定也叫做压缩。 好几种本能的需求汇集到同一对象上,是一种多种能源的压缩。 比如栽培花木或做飞机模型,都可以同时满足好几种相关的心理需求。最典型的例子是看足球比赛。为什么普天下有那么多的足球迷?
其奥秘就在于看足球比赛可以满足多方面的心理需求。首先,足球的进攻性与冲撞性,满足了人内心深处的破坏性本能;其次,对足球明星的崇拜,又是一种目标性认同;再次,拼命地吹口哨,尽情地呐喊,还是一种“口腔满足”
;再次,痛快淋漓地射门,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多少有一些性的象征味道。 成年人(尤其是男性)对足球比赛保持经久不衰的热情,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需求满足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替代性满足是一种移位性升华。 那么,是什么东西决定了移位的方向?
第一是社会。 社会,通过其主要代理人父母,认可哪些对象可以选择,哪些对象是被禁止的,从而影响着移位的方向。 在儿童期,吮吸指头受到责备,而吸棒棒糖则可不加追究。 如果成年人也去吸棒棒糖便会受到嘲笑,但社会却允许成年人吸烟。 成年人如果抱着宝宝奶瓶吸奶,肯定会认为神经不正常;但如果是捧着酒瓶大口大口地喝啤酒,则不会遭非议,还会被认为颇有男人气。 社会就是这样,一方面限制某些选择对象,一方面又为人们提供某些令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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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品。本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禁止生产和销售烈性酒,并制定了严格的法令,却遭到人们的抵制。 人们不肯放弃这种最流行也是最痛快的口腔满足方式,于是非法酒店生意兴隆,非法酿造、贩运、销售烈酒的活动肆无忌惮,泛滥成灾。决定移位方向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原选择对象与替代对象之间的相似性。 相似性越大,选择的可能性越大,有时,两者之间可能没有任何区别。 一个人如果不能通过某一条可行途径排泄他的紧张,他就会选择另一条途径,而选择的标准是:后者与前者有最大的相似性。如果第二条也行不通,他就选择第三条,如此继续下去,一直到找到他能够采用的途径为止。一般来说,相似程度会随着选择的进行而越来越小,个体的满意程度也随之越来越小,所谓“退而求其次”
,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这就好比找对象,寻找者心中总是有一个“意中人”的大致模样或标准,这标准或者是自己的“初恋”
,或者来自某部小说里的描写,或者就是自己的某个最熟悉的朋友的对象。 总之,带着这个框框去寻找自己的意中人。 第一次失败了,便降低标准再来一次;第二次失败了,便降低标准来第三次,直到成功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