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人格--弗洛依德-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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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感支配着人的心理生活，支配着人格的发展。 自卑感的存在，促使人格主体不断奋进，不断超越自身的缺陷与不足。 人格主体，只有在向上的超越的过程中，达到一定的人格高度，才会有轻松感、价值感和幸福感。 阿德勒所说的这种自卑感和这种由自卑感所导致的向上超越的努力，是正常的、内在的，是人格生成与流变的真正动力。 有了自卑感，人才有了补偿或超越的需求；而不断地补偿不断地超越，又会带来新的自卑，于是又向新和优越新的目标努力。 一方面感到自卑，一方面又有优越目标的引导，这一推一拉，一张一弛的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不断，便形成人格流变的能源与动力。 推而广之，它甚至是人类一切进步的原因。 阿德勒认为，全部人类文化似乎都建立在自卑感的基础之上。 正如物理学上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人类的踽踽前行，也要依赖于“自卑感”这种反作用力。就个体的人来说，导致心理自卑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生理缺陷、身体羸弱、无知、无力、无能、被人轻视、羞辱、恐惧、不安全、不快、受攻击……自卑造成一种心理紧张，形成一种心理需求：要超越这种缺憾，要努力达到与之相对应或者相替换的优越。 古希腊的德莫斯赛因斯（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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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患有口吃，经过数年苦练，竟成为著名演说家。 美国总统罗斯福，患有小儿麻痹症，其奋斗事迹更是家喻户晓。 对自卑的超越，也有弗洛伊德说的“替代性满足”。比如尼采，他身体羸弱，便弃剑就笔，写下权力哲学，以形而上的“权力意志”来替代形而下的现实权力。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自卑与超越”的例子。 西汉司马迁无辜而受宫刑之辱，这种灭绝人性的侮辱，酿成司马迁内心深处的恶梦般的自卑。 他觉得他愧对祖先，也无颜见亲戚友人，一个残缺的身体，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苦痛。 司马迁多次想到自杀，但他想：他要是自杀而死，他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如同“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
自卑感救了他；自卑感又导致强烈的自尊与自强。 也不能这样默默无闻地死去。人必有一死，死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死亡到来之前做些什么。 司马迁选择了“隐忍苟活”
，“发愤著书”
，选择了用智慧与精神的胜利，去超越肉体的残缺与生存的苦痛，去实现他的“多爱”与“建功”的理想，所谓“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
对自卑的超越过程，也就是个体人格的成熟与升华的过程。 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过程中，解开了他的自卑情结，超越了他的自卑意识，将他的满腔悲愤，移情于史的写作，移情于他笔下的诸多人物。《史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史书，而是贯注了作者丰富而强烈的情感的传记文学。 司马迁将他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与体验，将他的自卑与超越，倾注在《史记》中的诸多人物传记之中，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有一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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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的独特魅力，至今还活在读者的心中。随便举一个例子。《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写到贾谊的死，贾谊本来是才大志高之士，却遭小人妒忌陷害，只得迁至长沙，给文帝的小儿子梁怀王当家庭老师。 几年后，梁怀王不慎从马上坠下，摔死了。 这件事本来与贾谊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为自卑情结所缠绕的贾谊，深深陷入自责之中；觉得自己身为少傅，没有尽职尽责。 贾谊为这件事哭泣岁余，忧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司马迁对贾谊的心态和情感，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他将贾谊的心灵苦痛，将贾谊的哭泣而死，写得非常感人。自卑情结，不仅帮助司马迁超越了死亡，升华了人格，而且帮助司马迁创造出伟大的《史记》，千古不朽，与日月同辉。
３弗洛姆：第三思潮A弗洛姆（ＥｒｉｃＦｒｏｍ，１９０—１９８０）
，与弗洛伊德一样，也是犹太人，他是二十世纪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而人本主义心理学是本世纪心理学史上，继精神分析学说、行为主义之后的第三思潮。作为一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的心理学研究生涯，却是从精神分析学说开始的，而他之所以对精神分析学说发生兴趣，又主要是源于他的童年经验——这一点，正好印证了弗洛伊德关于“童年经历影响人的一生”的理论观点。 弗洛姆的双亲都有些神经质，父亲性情急躁，喜怒无常，母亲则是郁郁寡欢，不苟言笑。 弗洛姆后来在回忆往事时说，同那样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他竟然没有发疯，这真要感谢上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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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从小就有孤独感，随着这种孤独感的增强，他对人的行为与心理发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弗洛姆在十二岁那年目睹的一件事，决定了他对弗洛伊德的崇拜和对精神分析学说的选择。 他有一位女邻居，年轻漂亮，是位才华出众的艺术家，这位姑娘也是弗洛姆家的好朋友。 可是有一天，当她的年迈的父亲死去之后，她自己也自杀了，而且她的唯一的遗愿竟是要同她的父亲葬在一起。这件事给弗洛姆太大的刺激，对这位女艺术家的选择，弗洛姆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后来，他读了弗洛伊德的著作，知道了什么叫“恋父（恋母）情结”之后，他才在自己的心头解开那个“父女迷恋”之谜。 从此，弗洛姆开始迷恋弗洛伊德，从中学到大学，他都是弗洛伊德的忠实的崇拜者，并专心至致地研究精神分析。一九三四年，弗洛姆脱离纳粹统治的德国，加入美国国籍，这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一九四一年，他在美国出版《逃避自由》，一鸣惊人。在美国，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他自称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之一。 他认为，与弗洛伊德相比，马克思的理论更具有世界意义、更为深刻。 如果说，弗洛伊德关心的是个人的解放，那么马克思关心的则是整个人类的解放。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弗洛姆开始从精神分析学说转向人本主义心理学，或者说，是将精神分析引入人本主义，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弗洛姆认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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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核心是“性格结构论”。
他认为，气质与性格共同组成了人的人格。 人格是人的先天和后天的全部心理特征的完满融和，也是使人成为独一无二之个体的心理学标志。 一般人都以为气质与性格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两个心理学概念，但弗洛姆指出，气质是体质上的，是不可改变的；性格的形成则是源于人的生活体验，尤其是对早期生活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可以改变的。 基于这一认识，弗洛姆将性格定义为：
把人之能量引向同化和社会化过程的（相对固定的）形式。
重视童年经验对人的性格形成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弗洛姆与弗洛伊德是一致的。 然而，弗洛姆人格理论的基础并不在力比多之中，而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中。 弗洛姆认为，将爱洛斯冲动视为人格生成与流变的唯一源泉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事实上，人格流变的动力，来源于人的境遇，来源于人性的冲突，是人的生命力的体现。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同化和社会化过程；人，正是在他与世界联系的形式中，塑造着他的性格，展示着他的人格。 于此，我们再次看到弗洛姆对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综合。弗洛姆认为，性格，也是人适应社会的基础。 人一出世，舞台已在等待着他，他必须吃饭，因此他必须劳动，这意味着，他必须在特定的环境下，按照某种特定社会方式来工作。他需要生存和社会制度——这两点，作为一个人是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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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因此，个体人格的生成与流变，一方面取决于他的爱洛斯本能，同时也取决于他所生存于中的那个社会。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格的发展是以适应社会为核心的。 弗洛姆还特别强调家庭在人格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称家庭是社会的“精神培养处”。
人格发展与社会生活的这种紧密的联系，决定了人格结构的稳定性与变动性。 作为行为、思想的规范，个体人格是稳定的；作为对社会适应的结果，人格又是变动的，它必须随着社会、文化的变更而产生变化。在人格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上，现代心理学的三大思潮是各有自己的见解。 精神分析学说虽然重视童年经验，但它并不重视成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而且它更强调的，是人的爱洛斯本能。 行为主义心理学，则将人的心灵看作一块白板，这块白板消极地等待着环境之手的涂抹与描绘，也就是说，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完全取决于环境的影响。 而作为第三思潮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既克服了“白板说”的环境决定论，也克服了“潜意识说”的本能决定论，从而将个体的爱洛斯冲动与个体对社会环境的适应，统一在人格生成理论中。
４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A赫伯特。 马尔库塞（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ａｒｃｕｓｅ，１８９８—１９７９）
，与我们刚刚介绍的弗洛姆一样，也是犹太人，也是出生于德国，而后定居美国。 不同的是，马尔库塞并非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也从未进行过任何医疗实践，更不了解精神分析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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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在职业的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的眼中，他差不多是一个“门外汉”
，因而，在精神分析学史上，他的名字很少被提及。 但马尔库塞是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对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是十分著名的。 在他之前，或他之后，不少的哲学家或心理学家，都企图将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综合在一起（如我们已经谈过的弗洛姆）。
而唯有马尔库塞的综合非常成功。他的综合，无论是深刻的内容，还是精致的形式，都使得迄今为止的所有的综合者相形见绌。马尔库塞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完成的。 本世纪二十年代，马尔库塞曾试图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融和在一起。 马尔库塞参加过对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整理和解释工作，通过对《手稿》的深入研究，他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把人看作是“类存在物”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开始了对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马尔库塞还是一位出了名的“造反派”。
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西方陆续出现了一些反对资本主义的“造反运动”。在这些造反运动中，马尔库塞被“新左派”封为“精神领袖”
，被青年学生称为“青年造反之父”。
意大利学生甚至把他与马克思、毛泽东并列，称之为世界领袖“三Ｍ”。
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其基本方法是用马克思的观点来重新解释精神分析学说。 比如，他一方面承认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是合理的，同时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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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弗洛伊德的理论本质上是社会学的，弗洛伊德的“生物主义”
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理论，只是人们没有看出这一点。聪明的马尔库塞借弗洛伊德的理论说出了他的认识，而他的认识又是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马尔库塞很看重弗洛伊德的爱洛斯理论，他认为弗洛伊德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爱欲”。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人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既造成了社会的压迫，又造成了对爱欲的压抑。 从根本上说，对爱欲的压抑，并非是人类文明所固有的，而是因匮乏和社会统治所形成。那么，一旦消除了不合理的社会，一旦解除了匮乏，对爱欲的压抑也就可以自然消除了。 在马尔库塞看来，现代资本主义主要是运用操作原则来约束人的爱洛斯欲望，异化劳动是对人的本能的摧残，所以，爱欲解放的实质是劳动解放。对“爱欲解放”
，马尔库塞充满信心。 他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大大缩小了人们匮乏的范围和程度，人们的爱欲压抑，主要不是文明发展必然强加的基本压抑，而是为了延长统治的额外压抑。 也就是说，人们的压抑主要不是为了生存斗争，而是为了统治利益。 在这种物质基础上，完全有可能消除人们的压抑。马尔库塞将“爱欲解放”视为人类生存的最高目标。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爱欲与文明的冲突是永远无法解决的，文明的存在必须以本能的压抑为前提。 弗洛伊德的这一悲观论点，使得他把人类的史前状况描绘为人类的天堂，原始人没有本能压抑，没有神经症，是无忧无虑的幸福人。 马尔库塞则认为，文明对本能的压抑只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特定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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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原则作用的结果。 如果消除了产生压抑的历史条件，也就可以消除本能压抑。 马尔库塞的这一乐观态度，使他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定向于完全成熟的文明状况。马尔库塞预言，人一旦超越维持现存统治利益的操作原则，便能彻底摆脱本能压抑，获得爱欲解放，获得真正的幸福。虽然马尔库塞描绘的“乌托邦”是模糊而抽象的，但贯穿于这一“描绘”中的唯物主义视角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精神，却是十分可贵的。 同弗洛姆一样，马尔库塞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修正弗洛伊德主义，尽管有种种缺陷，但毕竟救了弗洛伊德“生物主义”和“泛性论”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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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关于爱洛斯的跨世纪思考ｊｉｅｙｕ：ｇｕａｎｙｕａｉｌｕｏｓｉｄｅｋｕａｓｈｉｊｉｓｉｋａｏ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预言他的学说将“上撼天堂，下震地狱”。
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人类轮回般地走到又一个“世纪转折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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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数不清的天灾人祸，直到我们写这本书的一九九五年的某个炎热的夏日，打开当天的报纸，我们看到：汉城三丰百货大楼坍塌压死压伤几千人，中国广东南海市警察与绑匪枪战历时十二小时……
倘若弗洛伊德博士健在，他一定会对这些事发生兴趣。弗洛伊德八十寿辰时，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对弗洛伊德说：你已经给整个时代留下了你的印记。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弗洛伊德，这个世界（从外在的社会到内在的心灵）已经无法抵御精神分析学说的“幽灵”般的渗透。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正常的、异常的、不正常也不异常的）更无法否认他（她）们人格构成中的爱洛斯冲动。草创于十九世纪末、成熟于二十世纪初的弗洛伊德“爱洛斯人格理论”
，是货真价实的“跨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