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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爱欲人格--弗洛依德-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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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就是外界存在的东西。 唯实原则的目的,就是推迟本我的冲动性行为,一直推迟到那些能满足本我需求的对象直至被发现或产生的时刻。 比如,按本我的要求,小孩子,一饿就得吃;但是,按自我的唯实原则,小孩得学会不能肚子一饿就不管什么东西,随便往嘴里塞,而是要辨认食物,直到找到可以食用的东西时再吃。 否则,他就会遭受痛苦的经历。推迟行动,表示出自我对本我的宽容。 在本我找到适到的行为方式去宣泄之前,自我容忍本我的存在。 可见,实行唯实原则,并不意味着放弃唯乐原则,而只是考虑到实际的需要,将其暂时搁置一边。 这种“暂缓”

    ,其实也是为本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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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免得本我莽莽撞撞,惹事生非,到头来不仅满足不了自己的愿望,还要受到外界或超我的攻讦与谴责。 ——可见仆人之难当。关于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弗洛伊德有一个比喻——弗洛伊德很喜欢打比喻——驭手与马。 本我好比马,自我好比骑手。“马”

    ,为心理流动或人格生成提供动力与能源;“骑手”

    则有责任按既定路程与速度,相安无事地到达目的地。当然,这个比喻也是有缺陷的:真正的骑手是用他自己的力量去驾驭控制奔跑中的马,而自我则只能使用借来的力量。 弗洛伊德认为,从动力学的观点来看,自我是软弱的,它的精力是从本我那里借来的。 因为,按照个体人格的生成序列,自我是从本我中发展起来的。 自我接受本我的本能的要求。 但对这些要求,并非是全盘满足,除了上面所讲的“替代满足”

    与“推迟行动”两种方式之外,第三种就是“不予满足”

    ,也就是压抑。不过,单靠自我是不足以压抑那些潜意识冲动的,须得借助外界现实与超我的力量。 自我会将这二者搬出来吓唬本我:“你看,你的这些要求是不现实的,根本实施不了;再说啦,从道德和良心上讲也是不应该的。 别胡思乱想了,老老实实地呆着吧。”——引号中的这段话,我们多么熟悉!

    每当我们劝说自己不要做某些事,或者克制自己的某些欲望与冲动时,不是常常这样自言自语?这种内心独白,其实就是自我在调解本我与现实、超我的关系;或者说,是自我与超我、现实团结一心,共同对付本我。自我在调节本我与现实的关系时,所奉行的“唯实原则”

    ,正好体现了自我与现实的关系。 现实(或者说“外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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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

    ,是自我的第二位主人。 所谓“唯实原则”

    ,就是自我对现实的服从,个体人格对生存条件的适应。自我通过两条途径去服侍(或顺应)现实。 一是对现实的感知。 在早期人格理论的心理地形图中,住在三楼的意识直接与外界接触,直接感知、反映外界现实。 与此相似,自我与外界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因此,感知觉对于自我,作用重大。 弗洛伊德认为“知觉对自我有着本能对本我所具有的同样意义。”我们知道,本我的基本能源与内容就是本能,本我只有依赖本能才能遵从并实施它的唯乐原则。 同样,自我只有通过感知觉才能与现实发生联系,也只有依赖感知觉才能遵从并实施其唯实原则。二是躯体的肌肉运动。如果说,感知觉还只是自我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那么,躯体的肌肉运动,才使自我真正地介入了参与了现实世界,才使自我能动地进入对现实世界的或顺应或干预或改造。感知与活动,使得自我与现实联系在一起。 自我通过感官接受外界的刺激,形成对刺激的知觉意识;自我又通过记忆保持对外界的知觉形象,并作为经验贮存起来;尔后,自我又通过思维活动对既存的现实和已有的经验施行评估,并以思想的试探去预测行为的后果;最后,自我通过活动适应外界条件,或使外部世界产生有利于自身的变化。 ——这是关于自我与现实之动态关系的一般性描述。看起来,自我与现实的关系还不错。 其实不然。 我们知道,自我,是每个人都有的一个心理过程的连贯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或功能)是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尤其是本我与现实,超我与现实的关系。 本我与现实简直是针锋相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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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那些本能冲动,拿到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因此,需要自我来从中斡旋。 虽然,从总体上说,自我奉行唯实原则,尽量将本我的冲动缓解平抑到现实可以接纳的程度或范围之内。 但有时候,倔强的本我拒绝自我的“缓解”或“平抑”

    ,一意孤行,要到现实中去满足自己。 遇到这种情况,自我只好对“现实”作工作了,有时免不了避重就轻,花言巧语,哄骗现实,说一些“这类事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不会出大乱子”之类的宽心话。 当然,现实是不可能“接受”哄骗的,受骗的是“自我”它自己,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欺欺人”。

    超我对本我的管束与压抑更加严格甚至苛刻,因此,超我所代表的东西是不现实的。 换句话说,超我,作为道德与良心的象征,对人的要求过高,在现实中有时难以实施。 于是,又需要自我来亲合超我与现实的关系。 自我会这样对超我说:“超我”

    先生,您还是现实一点吧,不要这样高高在上,不要对“本我”先生管得太严,不要把道德标准制订得太高,以致于连我这个“自我”也做不到。回过头来,自我又对现实说:“现实”先生,作一点牺牲吧,为了崇高的道德、美好的理想。 不要太实际太功利,为了远大的目标,为了高大的人格,您就牺牲一点现实吧。 ——当然,这番话“现实”先生不会理睬,这其实是自我对它自己的要求,是我们常说的“自我约束”。

    自我的第三位主人是超我(super—ego)。

    super-ego这个西文词,已经表明超我是高居(super)

    于自我之上的,是自我的名正言顺的主人。 本来,超我是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它反过来监督自我的活动,观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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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判自我,为自我提供行为规范。 自我若不遵从,超我便要惩罚自我,使自我产生自卑或罪恶之感。 无奈,自我只好努力地与超我合作,靠服从超我的命令来获得自尊感和自豪感。本来,在超我产生之前,自我还只有两位主人。 自我可以依据现实的条件去部分满足或部分控制本我的冲动,以此在两位主人之间周旋,在本我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 但超我产生之后,自我又多了一个更加严厉的主子。 这个主子把自我的行动和思想都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并将自己的标准规范强加给自我,使自我不得不在三个主子之间寻找平衡。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纲要》中说超我:

    它观察自我,命令自我,评判自我,并以处罚来威胁自我,简直就如同它所取代的父母。

    我们常常感觉到的“良心的谴责”

    ,其实就是超我对自我的谴责。作为道德与良心的心理实体,超我直接来自父母的影响,来自可以替代“父母影响”的师长、社会典范等等。但是,超我不仅仅是简单地复制了父母的作用,而且还加进了抵御“俄狄浦斯情结”

    (对此我们将用专章讨论)的力量——这就使得超我与本我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超我与本我有时会结成同盟,共同压迫自我。可怜的自我。一仆三主,自我要同时满足现实、本我和超我的要求,并在三者之间进行协调。 同时,自我还要抵御这三者的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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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维护其自身的自主权,保存其自身的组织。 如果抵御不住,便会导致自我的焦虑,甚至酿成自我的解体。 我们常说的“心力交瘁”与“精神崩溃”指的就是自我的焦虑与解体。 弗洛伊德在后期认为,精神分析的工作,就是拯救并强化人的自我。

    4道德硬币看两面A英国小说家斯蒂文森写过一篇小说《化身博士》。

    主人公杰克尔是一位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有社会责任感有良心的科学家。杰克尔在他的实验室里发明了一种药,自己吃下去,就变成了海德先生。 这位海德先生的德行,与杰克尔先生恰好相反。 海德先生邪恶、淫荡、偏执、胆大包天,什么坏事都敢干,什么禁区都敢闯,什么样的快乐都要尝试,全然没有禁忌与顾虑。这个世界上如果到处都是海德先生,那将多么可怕。 于是,杰克尔又发明了一种解药,海德先生吃了解药之后就会变回来,变回道貌岸然的杰克尔。 于是,借助这两种药,《化身博士》的主人公过着双重的生活,不断地变换他自己的身份,既保持着“杰克尔”的高雅、尊贵与矜持,又放纵着“海德”的淫逸、贪婪与邪恶……

    然而,好景不长。变来变去,“变”得成了习惯,上了瘾,以至于杰克尔根本不用吃药也能变成海德。 这样弄得杰克尔十分尴尬甚至恐惧,因为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他说不准会在一个最需要“正儿八经”

    ,最需要“道貌岸然”的场合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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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身不由己地变成可恶的海德。最后,杰克尔走投无路,只好自杀。在《化身博士》这篇小说中,海德先生无疑是本我的象征,或者说是本我的现实化、行为化。 在海德先生的人格结构中,自我这位仆人完全劝说不了主人,只好任其为所欲为。那么,杰克尔先生象征什么呢?——超我。《一仆三主》已经介绍过“超我”

    :它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的三要素之一,它从自我中分化出来,代表个体的道德感与良心。 它不像自我那样左右周旋,上下调解,而是颇为强硬地压抑本我,管束自我。 当然,超我的权威时时受到挑战,有时甚至会败在本我与自我的手下。 杰克尔先生靠吃药化身于海德而放纵本我,这表明“杰克尔”作为超我的象征,对本我的骚动与喧哗已经无能为力了。超我是由“自我理想”与“良心”两部分组成,二者分别来源于孩提时代父母的奖励与惩罚。 例如,小孩总是因为整洁而受到奖励,那么“整洁”就成了这个孩子的理想之一。父母通过奖励孩子按道德规范行事,来向孩子传授道德标准,因此,所谓“理想”

    ,就是小孩从父母认为是道德的东西里得出的观念。良心正好相反,是小孩对父母认为是不道德的东西的观念。这类观念是在接受惩罚的经历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小孩,如果经常因为弄脏自己而受到惩罚,那么他就会把肮脏当作一件坏事。 自我理想和良心,就好像同一块道德硬币上的正反两面。 ——这枚硬币就是超我。为控制小孩的超我形成,父母常常采用哪些奖赏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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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呢?一种是物质上的,一种是精神上的。 物质上的奖赏是小孩所希望得到的,如食物、糖果、玩具、爸爸妈妈的抚摸;而惩罚当然是得不到上述东西,而只能得到皮肉之苦,如打屁股。 精神上的奖励指父母的爱,这种爱,是指通过父母的语言或丰富的面部表情所表达的赞许。 赞许,成了爱的标志;而取消这一标志也就是取消了爱,因而后者成为精神惩罚的主要形式。 当然,物质上的或奖或惩,也意味着对小孩的或爱或不爱,二者共同构成一种力量,一种在幼小的心灵中塑造超我的力量。我们在绪论部分,已经指出:“爱”

    ,是“爱洛斯人格”的真谛与灵魂。 人格塑造,始于孩提时代。 因此,父母能否正确而恰当地给自己孩子以爱(“不爱”是以否定的方式给予“爱”)

    ,对个体人格的早期塑造,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位成年人的人格构成中,超我对于自我、本我的那种控制力,正好比父母对于孩子的控制力。 像父母一样,超我具有实施其道德准则的力量,并通过奖赏与惩罚来实施它的准则。 这些奖赏与惩罚是由自我接受的,因为自我控制人的行为,所以自我要对一个人的道德或不道德的行为负责。如果某一行为与超我的道德标准一致,自我就受到奖赏。而且,自我甚至并不需要让实际的行为真正发生才受超我的奖赏或惩罚。 往往是自我仅因为想做(实际上并未做)什么事就受惩罚。 在超我的眼中,思想与行为是相同的,主观与客观之间并无区别——在这一点上,超我与本我颇为相似。 现实生活中,道德意识越强的人,其忏悔意识越强;越是有德行的人,越是可能遭受良心上的极端痛苦。究其人格心理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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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以超我对自我的“苛求”

    :即便是坏的思想并未衍为坏的行为,超我照样因为自我想到了这些坏的东西而惩罚自我。当然,超我也是奖罚分明的。 超我对一个遵守道德规范的人说:“这段时间,你表现不错,现在你可以放松放松,去享受一番了。”这种享受,可以是美味佳肴,可以是安静地坐在立体声音响或电视机旁,可以是较长时间的休息,也可以是性的满足。 比如,假期,通常就被看作是对辛勤工作的一种奖赏。对于道德上的罪人,超我会这样说:“近来你表现很坏,你将受到惩罚,你将遭遇不愉快甚至不幸的事情。”

    这种不幸,也许是肠胃不适、食之无味,也许是肉体受伤,也可能是丢失价值甚高的东西。 弗洛伊德关于人格构成的这种既复杂又微妙的功能的见解,说明了人们为什么会生病,会造成事故,会丢失物品的重要原因。 人们的所有的不幸,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做了错事的自我惩罚。这又分为两种情况:直接与间接。 你做了坏事,而你的超我(道德与良心)尚未泯灭,于是,你的痛苦就开始了。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或者你骑车上街,心不在焉,神志恍惚,闯了红灯,被交警罚款,最后又撞在汽车上,险些出了车祸……你有没有想过,你遭遇的事故,与你的负疚的良心,有直接的关系?

    香港发生过这样一件案子。 姐妹俩谋财害命,她们做得很谨慎,因此未被发现。 可是,几周后,二人驾车出游,莫名其妙地出了车祸,姐姐当场身亡,妹妹奄奄一息,临死前吐露真相,自叹老天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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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句在我们国家妇孺皆知的道德箴言,通俗地表述了超我的惩罚性力量。换句话说,如果你相信这句箴言,超我对于你来说,就具有了权威性与控制力,你的自我与本我就会因恐惧超我的道德惩罚或良心谴责,而时时收敛一己之冲动。超我的奖惩,还有一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那就是自豪感与自卑感。 自我做了有道德的事或产生了有道德的念头之后,就会因自豪而喜形于色;而当自我在诱惑面前屈服时,它就会自觉羞愧。 自豪与自爱相等,自卑与自恨相等。 这种自害和自恨,则又是父母的爱惜在个人心理上的内在反映。弗洛伊德指出,小孩的超我,并非就是父母品行的反映,而是父母的超我的反映。 成人可以口里说的是一套而做的却是另一套;有时,父母要求孩子做的事,他们自己并不打算或者不可能去做。 因此,真正能对小孩的道德观起决定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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