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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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组织中国产业工人的时机已经成熟。事实也确实如此，正如后来事件所证明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稍后建立的全国总工会都没有他们壮大的外表所显示的那样紧紧抓住中国工人。邓中夏抱怨，党对工人的直接影响甚微，由于工人还没有准备好加入共产党，党在吸收工人党员上努力甚小。由此看来，“书记部”是附加在工人身上的一个工具———一个只要它能为工人赢得好处，就会受到欢迎的工具，只是一个与工人没有多少密切联系的工具。［26］
然而，在1922年，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巨大的工人运动高潮。陈独秀可以自由地沉浸在他的社会主义提前实现的美丽梦想中，如果任他自行其是，那么陈独秀将继续尽他作为一名党员的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唯一的使命，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6）
［1］《对于时局之我观》，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
［2］《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载《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
［3］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见《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
［4］同上。
［5］陈独秀：《国庆纪念的价值》，见《新青年》，第八卷，第三期。
［6］陈独秀：《对于时局之我观》，见《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
［7］Lenin，W。“DemokratieundNarodniktuminChina，”AusgewahlteWerke（Berlin，1937），Ⅳ，321。
［8］列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见《列宁全集》，2版，第39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同上书，233页。
［10］《列宁选集》，2版，第4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方路：《清算陈独秀》，引自《陈独秀评论》（1933年北京），66页。
［12］《社会的工业之与良心的学者》，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三期。
［13］方路：《清算陈独秀》，引自《陈独秀评论》（北京1933），66页。
［14］HatanoKanichi，SaikinShinaNenkan（NewChinaYearbook）（Tokyo1935），p。1598。
［15］《致陈竞存论革命的信》，《建设》，第二卷，第一期。
［16］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建设》，第一卷，第二期。
［17］HatanoKanichi，SaikinShinaNenkan（NewChinaYearbook）（Tokyo，1935），p。1598。
［18］《谈政治》，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
［19］陈独秀：《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1921年5月1日），见《独秀文存》，611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20］斯诺：《红星照耀中国》，155页。
［21］HatanoKanichi，AjiaMondaiKoza（LecturesonProblemsofAsia）（Tokyo，1935），Ⅱ，pp。23…24。
［22］HatanoKanichi，AjiaMondaiKoza（LecturesonProblemsofAsia）（Tokyo，1935），Ⅱ，p。24。波多野列举了陈公博、包惠僧、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陈谭秋、毛泽东、何叔衡、周佛海、汪精卫和邓恩铭的名字。几乎同一时间，周恩来、蔡和森和李立三在法国成立了党小组。
［23］《中国共产党简史》，626页。
［24］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393～394页。
［25］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页，延安，1943。
［26］同上书，46页。
国共合作的序幕 国共合作的序幕（1）
在克里姆林宫，对于重大政策的考虑完全是另一种倾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除了可能发生的世界革命之外，列宁本人对落后地区共产党即刻革命成功并不乐观。此外，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拉狄克尖刻的话语判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并不享有很高的声誉。在1922年11月召开的陈独秀亲自出席的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1］，中国年轻的代表刘仁静争辩说，香港罢工已经表明“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工作是能够获得很大成就的。由此可见，共产党和前几年它还只是一个派别和一个教育组织时的情况相比，今后将会取得很大的发展”［2］。
在苛刻的反驳中，拉狄克叫喊着说：“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中国同志在这里站出来发言说：我们已在整个中国牢固地扎下了根。我却不得不说：尊敬的同志！在工作开始时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一工作，这是好的。但是毕竟应当看到实际的情况。……在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子一样。……同志们，你们必须懂得，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但是我们的任务仍旧在于……组织年轻的工人阶级；二，使它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采取明智的态度，以便组织反对欧洲和亚洲帝国主义的斗争。”［3］
拉狄克关于共产党员没有发动群众的指责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正是在1922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拉狄克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共和国都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的讲话，可能正是针对1920—1922年期间陈独秀所持的这种观点。克里姆林宫在当时没有意向把它在中国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年轻的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身上。苏联需要亚洲的同盟者———有力的同盟者———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学生和教授。它在寻找同盟者过程中也不过于需要技巧。早在1920年，苏联政府就把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借助克里姆林宫划定阶级的特权，吴佩孚从一个封建军阀转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4］后来，当马林会晤了孙逸仙后开始对国民党的潜力有所印象时，克里姆林宫的兴趣就转向了国民党那里。［5］
在理论范围内，在亚洲寻找同盟者的这个迫切需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重新强调“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强调与“资产阶级”联合的必要，以及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必然性。事实上，在俄国，列宁早在1905年就认为绕过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联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是可能的。然而，在一个由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里，必须联合尽可能众多的阶级反对共同的敌人。
这个战略和理论表述自然使党内的那些人———包括坚信“社会主义已经提到议事日程”的陈独秀在内感到震惊。拉狄克讲话中特别气愤的语气使我们发现的一份原始材料中的记述显得可信，这段记述声称，1922年中国党内极力抵制这个表述。［6］这份原始材料指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这个问题上分裂为两派，苏联大使积极支持由邓中夏和李大钊领导的较“温和派”，“温和派”自然是接受“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观点的一派。反对派由陈独秀支持，包括张国焘、罗章龙和何孟雄。据同一段记述称，只是由于共产国际施加了强大的压力，陈独秀才最终被说服接受了这个说法。毕竟，他是在一种启示希望的情绪中投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似乎都是即刻。然而，此时他被告知社会主义不会即将来临，他将不得不再次与民族主义的势力妥协。这是一个需要某些调整的重新定向。
国共合作的序幕 国共合作的序幕（2）
正如他先前被迫放弃“科学与民主”将拯救中国的简单希望一样，他当时被迫放弃1920年的启示———即社会主义在迫不得已与这些邪恶妥协之前将清除所有邪恶势力的希望。他只能这样想，失去了即刻成功的希望，换来了学说上的一致。此后，他的学说著述正好适应了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系。
无论如何，清楚地知道陈独秀如此不愿接受的是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在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第一次宣言”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召开）中一系列概括的主张体现了新方向，大意是说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统治下，而且“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7］。封建制度的存在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而且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之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8］。“第一次宣言”还建议，召开一次会议以形成一个所有民主团体的联合战线。
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认可了最终出现的国共联盟形式吗？所有这些声明与陈独秀许多年后的争辩，即他曾经激烈反对马林于1922年8月提出的国共联盟形式相矛盾吗？这里许多东西要根据“联合阵线”一词的含义确定。毫无理由认为“联合阵线”对陈独秀来说不是意味着追求某种共同目标的独立政党的合作。事实上，“第一次宣言”列举了一连串中国共产党有可能与国民党合作的共同目标。
同一个“第一次宣言”依然充分清楚地阐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党”［9］。“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补充说：“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10］
由此，党在表面上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定政党代表特定经济地位的阶级，以及阶级不会彼此融合的概念。陈独秀怎么会预料到马林的意见竟是“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呢？［11］没有理由认为，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使用的“联合阵线”一词不是应该意味着在某种总的民主框架内与国民党有限的合作。
然而，那时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正与孙逸仙讨论寻求国共联合。似乎是尽管孙逸仙对苏联怀有刚刚建立起来的热情，事实证明他仍是一个完全不妥协者。据陈独秀说：“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12］然而，来自莫斯科的国共在一定基础上合作的压力似乎并没有减弱。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马林突然决定于1922年8月在杭州召开一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全体会议。所有记述都称，这次会议非常出人意料。据陈独秀的记述说，马林提出了一个动议，由于“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个阶级联合的党”，因此共产党员应该加入国民党，因此工人阶级应该进入国民党并将它转变成一股革命的动力。陈独秀指出他和李大钊、蔡和森、高军宗都激烈反对马林的建议，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13］。马林于是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被迫服从了党的纪律。一份日文的记述补充说，陈独秀甚至给列宁发了一份电报，抱怨说：“国民党内存在很大的思想混乱，其原则极其模糊，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将是非常令人苦恼的。”［14］
国共合作的序幕 国共合作的序幕（3）
这里必须注意到，陈独秀对这次会议的记述是在许多年后他最焦虑地捍卫自己的名声反对李立三领导权时写的。由此，或许有理由怀疑陈独秀的记述可能是有目的的。此外，很难找到外部证据证实或否定陈独秀的记述。［15］可以利用的有限的文献，大多出自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之手，其时陈独秀是国共合作的首要合作者已经成为正统历史的一个定论。虽然如此，正统历史学家华岗的记述指出：“当时党虽尊重国际的提议，而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16］陈独秀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这个记述中，但是在这里陈述的问题与陈独秀记述中所提到的问题是完全一样的。
这正是问题关键所在，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陈独秀甚至完全不情愿地服从了这个可能性，但是主张与“资产阶级”联合，甚至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是一回事，而主张共产党员真正加入国民党是另一回事。毕竟，“资产阶级”是一个有些模糊和抽象的实体，而国民党是一个与陈独秀及其支持者有着长期交往的十分具体的政治家团体。北京的知识分子与孙逸仙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中断过。唯有陈独秀的态度总是冷淡和冷漠的。我们知道，即使他青年时在日本期间，他就与他视为狭隘反满的同盟会［17］纲领格格不入。在他后来的著述中，他总体上倾向于鄙视中国的各政党。在1918年他写道“当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18］。在1919年12月他写道“拥护共和的进步、国民两党人，都不懂得民治主义的真相”［19］。在那个时期，当陈独秀轻视民族主义时，孙逸仙却强调民族主义高于一切；当陈独秀致力于根除中国传统的任务时，孙逸仙却试图在中国传统中为他的纲领找到依据；当陈独秀视所有军阀为中国三大痛苦根源之一时，孙逸仙却与军阀妥协。
在国共联合的表述之后写的一篇文章中，陈独秀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始终承认中国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20］然后，他接着列举国民党过去的缺点：（1）“推翻满清”的狭隘口号；（2）单纯依靠武力；（3）妥协倾向，他说“即使孙逸仙都过于倾向妥协”。他在文章结尾表达了对于国民党将在今后克服这些过去错误的希望。
即使当时就要求建立联合阵线，6月10日的“第一次宣言”还是强烈地批评了国民党，它不满地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他们的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它还指出：“国民党为保存他在民主革命上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21］
鉴于这种态度，陈独秀及许多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完全惊愕地看待马林的提议似乎不是完全不可信的。此外，除了他们对待国民党和孙逸仙态度的问题之外，马林的提议似乎完全使这些刚刚开始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主要信条的人们感到困惑。［22］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理论框架中，政党只是集中体现了特定经济地位阶级政治权利的政治上层建筑。列宁主义的“党”的概念，由于强调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组织关系，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则是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方面。事实上，在1920年列宁敦促英国共产党进入英国工党。然而，他特别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