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安全警告-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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竦�24个单位，死亡人数也是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尽管上半年全国各地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总体完成较好，但也死了6万多人。
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着1949以来第五次事故频发高发期。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几年，全国每年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都在100万起以上，因各类事故死亡的人数，每年都在13万人以上，平均每天就有380多人丧生于各类生产事故。2003年全国发生各类伤亡事故963976起，死亡136340人。而每年因事故伤残的人数，则在70万人以上。安全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大体上在1000亿元以上，加上间接经济损失，则高达2000多亿，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但是，把安全生产控制指标确定为死亡人数，以超过还是没有超过事先确定的死亡人数，作为完成还是没有完成安全任务的标准，似乎有些“残忍”。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领导，接受的任务是允许一年死几个人、几十个人。没有完成任务的难辞其咎，自不必说。少死了人，完成控制指标任务的，难道就可以视为过关，喜形于色？倘若是连续几年少死了人，被视为政绩突出，而加官晋爵者，则更不知是何滋味。
不可否认，“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要生产就难以完全避免一定的伤亡。但定出死亡人数作为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从而成为安全生产好坏的重要依据，于“理”也许说得通，于“情”则令人难以接受。安全专家认为，安全事故频发，既有投入不足等物的方面原因，也有安全意识、安全管理等人的因素。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人祸而非天灾。从最近发生的井喷、矿难、沉船、暴雨、雷击等特大事故看，也主要是设备缺陷、作业条件简陋、违规操作和黑心老板见利忘义等人为原因酿成的恶果。是人祸就可以避免和预防。研究人员曾经归纳出一条“事故法则”，称每起严重事故的背后是29次轻微事故、300起未遂先兆和1000起的事故隐患，如能消除这些隐患，就可避免事故。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告诉员工，事故是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的。而把死亡人数作为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并层层分解下达，事实上在承认，事故不可以避免，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现象，甚至还认为一定的伤亡率是有“科学依据”的，使人们在对事故发生的认识上产生严重偏差。
我们该如何尊重生命
世界上最宝贵者莫如生命，任何形式的生命都应该得到人之尊重。杀生害命是最恶劣的行为，今人任意破坏生态环境，为物质欲望所驱使而无视于环保的需要，只强调人类自己的生命而不顾地球上别的生命形式的生存权利，甚至为了满足人的一己私利而不惜以其他生命为代价，这都是伤害生灵、虐杀无辜的犯罪。环顾当今世界，一己的私欲可以引起战祸，一念的仇恨可以施于种种恐怖事件，一种时尚吃法的背后却是多种野生动物生命的完结，一点贪婪之心可以不惜铤而走险制造假货而谋财害命，不尊重生命的行径已达到极点。自然界中所有生命和非生命存在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们互相依存，互为发展演进的条件，共同组成承载人类文明大厦基石的生态系统，从而决定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长期稳定发展最深厚的基础。生命体和其存在的生态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即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世间上，每一个人的人格都需要获得尊重，每一个人的拥有也都应该受到保护。现在的自由权、智慧权、财产权都是无比的重要，都应获得人的尊重，何况生命？因此，世间最宝贵者，即为尊重生命；最恶劣者，就是残杀生灵。在高呼“吾爱吾国，吾爱吾家”之余，岂能不惜生爱命乎？
让劳动者的生命赋予无价生命的尊严
2004年4月，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上，美国杜邦公司介绍了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理念和经验。杜邦的安全管理被称为全球工业界的典范，甚至许多航空公司都在引进杜邦的管理系统。在杜邦公司，所有的安全目标都是零，包括零伤害、零职业病和零事故。在杜邦看来，一切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他们有近乎苛刻的安全指南。安全指南告诫员工：“若不能肯定某工作是安全的，就不要做。”从修一把锁到换一个灯泡，在杜邦都有极其严格的程序和控制。在走廊上，没有紧急情况时不允许跑步，上楼梯必须扶扶手。有200多年历史的杜邦公司，超过60％的工厂实现了“0”伤害率。杜邦目前在中国的27家独资及合资企业和3个分公司，在安全生产方面均实现“0”伤害率。
对照杜邦，我们应该感到羞愧。矿山是工业生产中最危险的行业，每年造成的死亡数占生产事故死亡数的60％，建筑业也是生产事故较严重的行业，每年造成的事故伤亡人数占生产事故总伤亡的25％左右。从近年来屡禁不止的呈周期性爆发的重大伤亡事故来看，更多、更大、更深层的原因是一种理念隐患在作怪。比如被建设者称为边设计、边施工、边预算的“三边工程”；比如施工单位为了赶工期，违反科学施工规律，盲目地抢进度，致使施工过程中发生重大伤亡事故。西北电力建设四公司扩建三号冷却塔时，为了赶施工进度，上午搭架子，下午搭模板，晚上浇注混凝土施工导致模板及支架全部倒塌，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施工安全防护过程中的“偷工减料”更是草菅人命，近年来发生的重大伤亡事故中，40％是由此引发的。部分建筑承包商不是在科学管理上下工夫，而是把降低成本、挖潜增效的眼光和手段放在对安全防护设施的投入上，一些本该花的钱和施工中必需的防护、配套设施或被削减，或被简易化，或凑合着干。一句话，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把职工不当人，把工期、把效益、把政绩看得高于人的宝贵的生命。
既然，以死亡人数作为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于“情”人们难以接受，于“理”也并非“硬道理”，那么我们也不妨也把安全生产指标设为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只有实现了零死亡，才算真正完成安全生产任务。没有实现零死亡，只是减少了死亡人数，那么地区之间，单位之间的安全生产状况，只有量的不同，而没有质的区别，都应该受到严厉追究、处罚和法律制裁。把安全生产指标设为零，看似仅仅只是统计方式的改变，外在形式的不同，其实有着深刻的内在含义。它有助于牢固树立一切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安全理念，也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对劳动者生命的尊重。
城市人为灾害血液安全，救灾与反恐的保障
血液安全，如今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该如何理解血液安全？如何保证血液安全？已成为现代战争与城市应急救援的关键。
血液安全的两层含义
血液安全包括质和量两个层面，也就是说两个层面上都要安全。首先说血液的量。对于每个国家和每个城市来说，它是确保生命的基础，对于一些公共卫生的突发事件或者灾难，包括反恐怖事件和战争都会对血液供应的量有很高的要求。比如曾在北京召开的大学生运动会期间，有一名欧裔的白人运动员出现一点小意外，而他的血型是RH阴性，这种血型在白种人当中是亚裔人口的50倍，结果这种稀有血型导致整个血液供应系统出现应急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还有在2003年北京SARS期间也出现血液供应问题，虽然总的用血量比平时降低了，但由于供应来源受到限制，街头献血也都停止了，血库的血液保有量持续下降，虽然北京在SARS期间对用血量进行了严格控制，但依然导致了供血不足。另一个例子是美国“9·11”事件之后，可以看到第一个医学救援的反应就是行人纷纷献血，我们甚至在电视上看到了阿拉法特献血、以色列总统维茨曼献血以及美国总统布什夫人献血的画面。
另一方面，从质来说，就是输血有可能带来疾病的传播，比较典型的就是各种类型肝炎的传播，更有艾滋病的传染，即使输血保全了一个生命，但是却传染了其他疾病，同样是一种非常不安全的行动。它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如果因输血造成疾病传播，会导致民众对于国家整个医疗体系的质疑危机。
不可忽视血液风险预测
我国的血液风险预测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在《献血法》出台之后，整个国家对此的管理进一步改进和规范之后，从国家卫生部到军队的卫生管理部门都有专门的机构进行血液的管理，也进行血液安全因素和传播疾病的风险管理，从这个层面来说进步是非常大的。但是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科学地进行风险评估的体制还不是很健全，比如说发生一个重大的事故，如何来规划血液的应用和调配、采集、供给？如何评估由于这样的事故导致的输血传播传染病的危险？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应急机制。这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血液管理在国家应急预案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突发事件、什么样的战争、什么样的公共卫生事件、什么样的灾难应当有什么样的血液规划、量的供应、血型的比例，可能的风险会是什么样的、动员血液采集志愿者人群的选择等等一系列的评估和应急预案，在我国还是欠缺的。
血液风险评估体系应当是与国家战略血库的建设相配合的，并成为国家战略血库应对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需求的指导。比如说，我们为奥运会做储备，那么西欧血型的储备就要明显增多；如果针对突发事件，O型血的储备就应当多一些；在少数民族地区和一些特殊地区，如部分艾滋病高危地区，血液就地动员、就地采集的风险很大，就要考虑其他的血液供应对策。
亟待建立国家应急战略血库
建立战略血库的必要性也正是基于对血液质和量上安全性的考虑。目前的血库主要是保证我们平时用血的需要，即在没有突发事件、没有重大灾难发生的情况下的用血需要，它在日常的储备和流通的情况下可以保证7天的供应量。而如果一旦有突发的事件发生，它的需要量肯定会有增加，如果血源再受到限制，那么它就不能保证7天的供应。即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恐怖袭击或战争的情况下，肯定是无法保证血液供应的。那么这时再动员整个民众进行大规模的献血，在当时的环境下未必能够允许，因为人都不流通了，那就没有办法动员了，血源的风险或者说不安全因素就很大了。按国际上的输血风险评估，例如美国“9·11”事件后，比平时的危险度高了25倍，从这个定量的要领可以看出，当血液量的发生改变之后，它的质也会大打折扣。也就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例，要么是血液供应不上，大量的伤者无法得到救治，要么是伤者虽得到救治，但是传播了肝炎或者艾滋病等，又会引发新一轮的社会问题。如果涉及到像奥运会这样的大规模的、带有国际影响的活动，作为一个国家来讲，我们有国家储备的粮库、油库，同样，国家性的战略储备血库应当是必需的，这样的血库是国家应急体系的一部分。是能够对突发事件、战争、公共卫生事件、灾难实施救援的基本保障，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而且这样的血库应当是“军民共享，平战结合”的，而血库在它的运行、在它实施救援过程中要求一种严密的组织、快速的反应，从血库到达救援地点应当是最少的环节、最高的效率，而一些突发事件的救援也是由军队来承担，或者说他们是一支主要的力量，所以说战略血库应当是军民共建的。
从建立战略血库的技术方面来说，或许国内所做的人才的储备、技术的储备、仪器设备的配备基本已具备了条件。但是之所以我国还没有建立，主要还是与我国的经济发达程度有关。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血液管理主要是治乱，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技术的更新，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在集中精力做这件事情，经费投入是关键问题。还有一个瓶颈就是相关的政策或者说机制，它建成后以一种什么机制运行。此外就是人们的认识，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现在有更多的人在关注这件事，做这件事情确实需要有紧迫感。
输血安全的相关问题
血液安全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是公众健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发生不安全问题将引发巨大社会反响。1985年法国使用污染的血液制品因子Ⅷ，造成1200名血友病病人感染了艾滋病，10年后死亡400余人，引起极大社会震荡。
技术发展、相关法规和科学管理构成输血安全的支柱，此外不断发展的病原体检测技术提高了输血安全性，使输血传染病风险降至最低。但是检测技术具有局限性，难以完全消除血源性传染病的“窗口期”，同时也受到新出现传染病的威胁，所以输血“零风险”是不存在的。在突发重大技术事故、自然灾害和遭受恐怖袭击时，由于集中出现大批生命垂危的伤员，血液需求会比平时骤然增加，输血安全受到的挑战比平时更加多样或复杂，如生物恐怖袭击对输血安全的威胁就具有特殊性，可能导致当地血液采集、加工和运输血液能力受限甚至丧失；再如出现“双重”袭击（“天灾人祸”），血液安全所受到的威胁甚至可能导致供血系统瘫痪的严重后果。因此，在灾难救援时，拥有安全与充足的血液保障有何等的重要性。那么，重大灾难和恐怖袭击时影响输血安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供血者病毒携带率显著增加。由于短时间内出现大批生命垂危的伤员，血液需求急剧增加，首次献血者的比例也将大大增加，其病毒携带率显著高于反复献血者甚至一般人群，是输血安全的重大隐患。如美国“9·11”事件发生后，首次献血者为平时的4。4倍，占献血总数的81％，乙肝病毒检测的阳性率为反复献血者的20～25倍。
生物恐怖袭击。生物恐怖袭击指故意使用生物恐怖病原体，引发大范围危及生命的疾病爆发流行，造成人群恐慌和社会动荡，其特点是病原体复杂多样，行动隐蔽，甚至一个人也能够引发疾病的流行。生物恐怖袭击并不一定造成血液需求增加，但直接威胁输血安全。目前最可能使用的生物恐怖病原体是炭疽（死亡率80％）和天花病毒（死亡率30％），后者对输血安全威胁最大，甚至无症状病毒血症者（不知情或故意）通过输血也可将病毒传染给无特异免疫力的人，从而引发天花流行。应当指出的是，接种天花病毒疫苗也将导致安全献血者筛查复杂性增加。疫苗并非绝对安全，1968年美国1400万人接种了疫苗，发生572例严重反应和9例死亡。天花疫苗接种者献血用于免疫力低下病人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由于天花疫情极可能造成当地血液系统瘫痪，美国FDA已经规定凡接种天花疫苗及接触者至少在3星期内不能献血；FDA还发布了防止潜伏期长或使用抗菌素无症状的炭疽患者成为献血者的指令。如果在重大灾难、技术事故或恐怖袭击同时或之后遭受生物恐怖袭击，输血安全将面临严重恶果。
其他间接因素。主要指血液供应不足对输血安全带来的影响。大量集中采血可能造成血液浪费并出现继发“血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