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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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初无异说的历史事实，要用简明而抽象的语言，把它们“解释”得言之成理。这在社会科学领域便叫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笔者自五〇年代中期在纽约各大学兼授中国近代史以来，讲稿十易，非全为新史料之出炉也。实在是想“自圆其说”。讲一点自己可以相信的学理，然后再去课导各族学生，让他们也相信“师说”罢了。
“甲午战争”过去已一百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发掘殆尽。根据这些史料，来把这次战争，作一综合的解释，这就是笔者胆大妄为，在本篇拙文里所致力的了。
“甲午战争”的阶段性
与洋学理接触既久，每好替土学理打点翻案官司。这大概也是“五四后”（PostMay4th）中国文化界应有的现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来所谓“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被洋人和新派学人骂惨了。子曰：“再思可矣！”我们在骂人之后，来他个“再思”（secondthought），便时常发现“骂过了头”，甚或“骂错了”；乃至“你自己才该骂呢”！例如洋人和他们的中国徒弟们，总欢喜说：“倒霉的中国，三千年没进步。”我这个世界通史教师倒发现将中国比异族，一二千年来，我们的政治社会制度却最为稳定呢！连个倒霉的小脚，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慢说是“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脚是混帐了，而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三公九卿就一无是处哉？！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属，就不能替所谓“西方现代文明”拾遗补缺哉？！
笔者正撰拙文半截，忽然老友杜维明教授敲门辱访。我初以为维明兄有私事相询。孰知他竟为谈学问而来，真使我受宠若惊。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学校方之委任，正组织汉学儒教在该校必修科中之普及工作，列为大学本科生必修课程之一部分。受业者恒至千人以上，实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维明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为今日华裔最突出的“五四后”的学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谓“国学大师”所可同日而语。
——这也是“现代化”和“超西化”（PostWestern），与“僵化”和“基本主义者”（Fundamentalists）之别也。
长话短说。我们有个两千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地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两百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
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什么个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的。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
——如今我们这个历史三峡已快到尽头。诸位稍安勿躁。另一“定型”已隐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文明转型史，而这个转型运动是有其显明地“阶段性”的。“甲午战争”便是一极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阶段的开始。
——用一种最新的具体语言来表达，那便是由“四化”进入“五化”。没有“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着重“往往”二字）。这便是“甲午战争”打败仗最基本的原因。至于多开两炮，少打两炮，朋友，那是小事也；不足挂齿也。
原始四化，先炮后船
“四化”这个东西，在清末原叫做“办夷务”、“办洋务”；叫做“师夷之长技”；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民国学人把它加一顶洋帽子，叫“自强运动”、叫“科技现代化”、叫“国防现代化”。
科技现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则徐所发动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则徐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儿子咸丰皇帝，以及许多“中兴名臣”，都属于“望洋兴叹族”（且用一个新式台湾语词）。他们只搞“炮”，不搞“船”。在他们看来，在那波涛险恶的大洋之上，去与蛮夷搏斗，做个“龙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继光，都未尝动下海的念头，何况他们。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咸两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鸦片战争期中，林则徐曾向美商买了一条一千零八十吨的大洋船“剑桥号”（Cambridge），并装了三十四尊英制大炮。但是林钦差并不要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船对轰。相反的，他把这洋轮横停于珠江口内，作为障碍物，兼作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后来长毛打到上海附近（一八五四），要与小刀会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吴健彰，颇通洋务。他知道洋船是无敌的。所以他向洋商买了一条吃水四百三十吨，名叫孔子”（Confucius）的大洋输来“助剿”。并雇了些洋水手来驾驭“孔子”。后来那个在清军与长毛之间反反复复的美国瘪三华尔（Ward），便是“孔子”的一个水手。后来吴健彰不要“孔子”了，他把“孔子”送给江南大营的向荣。向荣对“孔子”也没兴趣，因为“孔子”太胖大。不够灵活。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而那些划小舢板的长毛，却躲在小河湾和芦苇之中，“孔子”对他们毫无办法。所以向荣也不要“孔子”。
——这也是上述李泰国所购八条大洋轮，被退货的基本原因。
总之早期清廷的“满大人”（Mandarin）们，都对洋人的开花大炮有兴趣，而对洋船没兴趣。要搞国防现代化，他们就拚命买大炮，筑炮台。因此上至旅顺口、大沽口，中在吴淞口，下及虎门栅，他们买了无数尊开花大洋炮；建了数十座海防大炮台，等待着“夷人”登陆。朋友们相信吗：后来在“一二八”（一九三二）、“八一三”（一九三七）期间，我们在吴淞口大炮台上，放得震天价响的开花大炮，都还是逊清末叶的曾文正、李文忠装上去的呢！
炮是购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极大的炮弹、鱼雷、水雷和步枪，总应该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国快被打平前后，曾国藩当了两江总督，左宗棠当了闽浙总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马尾）、南京三地，分别招洋匠，购洋机，自制洋军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炮不分的。能造炮弹，就可造炮；能造炮，就必能造船。我们既能自制大炮，很自然的也就能自制“火轮”了。这便是后来的“江南机器制造厂”（今日已能制造十万吨以上的远洋大轮，说不定已在设计制造航空母舰了）、“马尾造船厂”和“金陵兵工厂”的起源了。等到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这项军火工业便扩展到汉阳、天津和大连了。各地封疆大员也可乘乘自造的火轮了。
既然自己能制造小火轮和小炮艇，则自己的维修技工、驾驶舵手，甚至设计监造的工程师，也就势在必有了。因此那位有远见、有魄力而廉洁奉公的左宗棠，便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马尾办起了第一所船政学堂来。其中分轮机与驾驶两科——这便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海军的摇篮；虽然它的结局是十分可悲的。那也是单搞四化，忽略五化的错误酿成的啊！
海军始于抗日
上述这项西化初期的缩头挨打，守株待兔的旱乌龟政策，到同治末年（一八七四）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盖此年日本借口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在清方朝野引起了震动。尤其是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对日本之蠢蠢欲动，起了严密的戒心。
李氏于同治九年（一八七〇）继曾国藩出任北洋大臣，驻节天津。下车伊始便碰到日本派专使来华，要求与欧美各国相等的“条约权利”（其实是不平等的条约权利）。鸿章为之愕然。盖自往古以来，中国便把区区日本，视同藩属。初不意这蕞尔小邦，今日竟以帝国主义自居，要在中国发展殖民地了。
吾人翻读李鸿章与当时日本使领人员的谈话笔录，李之口气仍以上国大臣自居，然读史者固知其色厉内荏也。在日本得其所偿的大部分之后，条约墨沈未干，日军又在台湾琅（）登陆（一八七四年四月。除另注外，本篇全用阳历）。在举国惊呼之下，鸿章乃急调时驻徐州的淮军精锐唐定奎部六千人，租轮赶往台湾对抗。
李鸿章经此刺激，及决心自建海军御侮。他自始至终的假想敌便是日本，知道清日迟早必有一战。盖牡丹社事件之后，一八七五年九月日人又在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令朝鲜断绝与大清宗藩关系，并与日本订立条约。
一八七九年日本再迫琉球绝清而加以并吞。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四年，日本又在朝鲜制造所谓“壬午事变”、“甲申事变”。其志在并吞朝鲜，已昭然若揭。——这样一来，李鸿章认为，欧美列强还远在万里外，而新兴的日本则祸在肘腋。建军抗日。刻不容缓，乃奏请朝廷解散所有旧制水师而迅办新式海军。
所幸国内的内战已暂告结束，外战减缓。朝政，尤其省级政权，由开明派掌握，国力迅速恢复。朝中由两位年轻寡妇垂帘，也颇能招贤纳谏。总理衙门由恭亲王和大学士文祥主持，久历坫坛，亦熟谙外情。而外国公使长驻京师，酬酢频繁。中外相处，也颇能互信互谅。尤其是美国由惨烈内战（CivilWar），转为国内建设（reconstruction），对华无领土经济野心，遇事且可开诚相助。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Burlingame），竟被文祥说动向华盛顿辞去本职，接受清廷委派，为中国出使欧美钦差大臣，颇多建树——笔者曾有专文论之，不再赘。其时美国传教士丁跶良（W。A。P。Martin），亦应聘为总理衙门之顾问（洋员），并将国际公法译为汉文，使国人耳目一新。丁氏颇通中国古籍，兼擅国语粤语，甚为中国士大夫所重。曾纪泽赠诗恭维他说：“羡君兼擅中西术，双取骊龙颔下珠。”洵非虚誉。
总之，在此所谓“同治中兴”（颇像当前的“小平中兴”）的巅峰，衰老的大清王朝，一时颇有复振气象。此时中国海关在赫德的科学管理之下，贪污敛迹，收入甚丰。总理衙门因策动廷议，以海关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作为建设新式海军之用。斯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国防预算”。
中国海军的结胎年代
清末中国新式海军筹建之初，议者纷纭，然以淮军智囊、曾任驻法公使的薛福成所论最为中肯。薛氏主张中国海军应分成北洋、南洋、闽粤三大舰队、四十八船，分建合操。北洋舰队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监督与建设，以拱卫京师门户。南洋舰队则由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统率，以防卫东南海岸及长江内外。闽粤舰队则由两广总督负责，保卫东南沿海。
——此一三分制，至今未改。
中国海军指挥既取德制，而海军亦如陆军，听命于省级封疆大员，则中国之“海军上将”（admiralty）亦取省级“提督”制。迨新式海军成立，旧制水师撤销，李鸿章乃调身经百战、守身廉洁笃实之前淮军水师提督丁汝昌，转任海军提督，统率北洋舰队。南洋与闽粤管带最高官阶仅至总兵（海军师长），无提督衔也。说者或讥鸿章以陆军统海军，为战败原因。殊不知击败中国之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官伊东佑亨（一八四三～一九一四）亦是由陆转海，与丁汝昌无异也。民国时代国共两党建设海军，何一而非由陆转海哉？！持此论者，狃于皮相之说也。
此海军规画期中，四百万元之预算，原议为南北各分其半。双线延伸，平行发展。斯时南洋大臣两江总督为沈葆桢。沈氏原为“福州船政局”监督，本系行家。他认为新式战舰，不论自建或外买，所费均属不赀。四百万元之预算，为一队购舰造舰，未见其多；两队分摊，则嫌太少。既然北洋舰队职在拱卫京师，责任最大，他主动建议，全预算划归北洋。迨北洋舰队速建成军之后，再建南洋。
李鸿章对沈之建议，当然求之不得。孰知同治中兴时之满清，仍只是满清。南洋谦辞，北洋未必受益。在李鸿章建军期中，北洋舰队所实受，每年不过一百二十万两而已。预算巨款何往，则公款挪用，私囊窃取，都早为官场惯例。李鸿章虽一代能吏，亦是宦途老官僚；不会因公款之失，为一己找其私家之麻烦也。然纵是一百二十万两，在当时已是巨款。在同一时期，英德二国所承造的高等战舰，索价亦不过四五十万两而已。——在同治末年日军侵台以后，鸿章即以此每年百万预算，购舰造船，一支像模像样的世界第八位的海军大舰队，居然也就呱呱坠地了。
【附注】关于上述诸节，中文史料山积，见王仲孚编《甲午战争中文论着索引》，台湾师大一九九四年六月印行；大陆十年前亦有类似著作。其中有关北洋舰队的资料，应以戚其章教授的《北洋舰队》（一九八一年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最为简明，足资雅俗共赏。简明的英文史料可参阅JohnL。RawlinsonChina’sStruggleforNavalDevelopment1839～1895。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作者出身教会家庭。其父于一九三七年沪战期间，我机误炸“大世界”时遭难。本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附有简明西文参考书目。作者与笔者为数十年老友。笔者亦鲜有较详尽之英文书目以补其不足也。
北洋舰队的虚实
规章既已厘订、经费亦有着落，李鸿章乃于光绪元年（一八七五）获拨款四十五万两，委托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专程返英，向英国最先进的“阿摩士庄”（Armstrong）船厂，订购舰艇四艘。这便是后来北洋舰队里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一式四船的标准炮艇了。后来李鸿章以其船炮新颖犀利，造价低廉（每艘十五万两），因此又加购两条——镇中、镇边。这六条英制炮艇，所谓“六镇”，也就构成北洋舰队的雏形了。
六舰原是分别建造的。它们的吨位、炮力等等，都不可能绝对相同。中西史料记录，亦确有差异；史家亦难复考。伹大致说来，它们是属于同一级的，则无可非议也。六舰排水量大致均为四四〇吨级；舰长二一七英尺，钢壳而无装甲。时速十浬。每舰有二十二磅（火药）退管炮二至五门。这种阿摩士庄的“艾朴塞隆”（Epsilon）型新舰的最大特点是双向航行，如横渡长江的渡船，回航不用掉头。在重洋之上作战，忽前忽后，神出鬼没，就制敌机先了。这种灵巧炮艇，在当时英国海军里也是先进的。
为避免中国新建海军，只受某一国家影响，并由于鸿章对德制军火的喜爱，尤其是克虏伯厂Krupp）出产的大炮。
——且扫句闲话：李鸿章这时所买的炮，后来被赛金花的德国“男友”瓦德西看到了，都叹为观止呢！因为德军里也没有几门。老蒋总统也喜欢德制大炮。连笔者这个小小的“将门之后”，童年时也曾拥有一支德制“三号驳壳”（盒子炮），和一百发四〇三号子弹。其青光闪闪，精巧绝伦，至今梦寐思之；儿时最爱的玩具嘛！——因此当鸿章再获巨
